广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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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我国已进入经济转型提升期，党中央在十九大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城乡协调发展开启新思路。本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以及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2006～2016年广西14市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广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良好，协调度正朝过渡型向协调发展型发展。最后，针对不同阶段城市提出建议。
关键词：耦合;乡村振兴;城镇化;广西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2月5日
一、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机制
乡村与城镇两者之间的融合过程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融合机制主要表现为它们之间的相互促进和支撑作用。
（一）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
1、推动乡村振兴的生产体制改革。城市的相对高收入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由此导致的农村人口流失变相增加了农村劳动成本，从而推动农村土地资源集中，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规模化使用。
2、为乡村振兴提供市场推动。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也不断提升，尤其是近年来对新鲜、优质的各类农副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以及农家乐等新型旅游业的兴起，加上当前网络信息的迅猛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广阔的市场，也给农村增收拓宽了渠道。
3、为乡村振兴提供要素支持。城市的优势资本、技术及管理方法流向农村，带动农村人口素质的提升，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最终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二）乡村振兴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支撑作用
1、有利于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乡村振兴使有进城意愿带的农村人口愿意“留下来”，同时也吸引城市人口“走进来”建设农村。此外，乡村振兴促进了农业现代化，优化整合了农村土地利用现状，不仅有利于农村完善公共基础设施，也为小城镇建设腾出土地空间，实现农村人口就近市民化。
2、有利于解决半城镇化问题。半城市化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乡村振兴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届时乡村的社会公共服务与人居生活环境必然得到极大地提升，乡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收入、教育、社保等方面的差距缩小，乡村的生产要素集聚能力也会得到提升。
3、乡村振兴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文化养分。中国是农业大国，在千年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乡村文化。在当前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与“城市森林”对应的“农村情怀”愈发高涨，不仅是对“乡土、乡音”的回忆，更是对保留农村印记和发展优秀乡村文化的心声。
二、广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本文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和数据可获性原则，选取了2006～2016年广西14市的各类与乡村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关数据，对缺失值用插补法进行填补，部分指标经二次计算。数据来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年鉴》。
（二）广西乡村振兴水平。2006～2016年期间广西整体农村振兴水平（除桂林外）得到了显著提升。乡村振兴水平最高的是桂林，长期位居第一。桂林的农民收入水平一直位居广西前列。这是桂林依托独特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不断拓展农业功能，大力发展以旅游为特色和优势的休闲观光农业和第三产业，同时重视农业投入和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代农业的成果。增加幅度最大的是崇左和贺州，10年间乡村振兴水平均提高了一倍。这是由于崇左重视农业示范区对农业生产集聚、辐射带动作用，累计创建了85个各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有力促进农民增收。贺州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组织实施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农民收入倍增计划等重大工程，加快推进产业化经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图1）
（三）广西新型城镇化水平。2006～2016年期间，广西各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也呈上升趋势。新型城镇化水平于0.4～0.6之间的城市包括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及钦州。其中南宁排名最高，其次是钦州、防城港和北海。这是由于南宁近年来不断强化首府首位度，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城市公共设施，城市承力大大增强。如开通轨道交通;全面建设五象新区，引进国内外知名企业。但受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制度约束和其相关权益保障体系尚不完善，近年城镇化进度有所放缓。钦州、防城港和北海则得益于新时期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南宁为首的北部湾四市（南宁、防城港、钦州、北海）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完善城市功能，目前已基本形成支撑廣西加快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和战略引擎。（图2）
（四）广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与协调度分析
1、耦合度分析。近年来，广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相对较高，这说明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较强。2006～2016年间广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变化不大，且各市差异并不明显。
2、协调度分析。总体看，广西全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经历了一个波动上升的过程。广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均值从2006年的0.5619增长为2016年的0.6538。分阶段看，2006～2008年和2009～2012年处于加速上升阶段，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滑，而2013～2016年处于波动上升阶段。空间上，则形成“中间高，四周低”的凹型格局。各区域协调度存在明显差异。协调度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桂北、桂中南，而其他区域的协调度较低。这是由于随着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北部湾城市群获国家批复，当前广西形成了以桂林、柳州为代表的桂北城市群和以南宁为主的北部湾城市群两大“双核”，这些城市整体发展水平以及对就业人口、资源的集聚作用都强于周边地区。（表1） 协调类型上，根据协调度数值高低划分为严重失调型、轻度失调型、过渡型、良好协调型和高质协调型。广西所有城市均跨过失调型阶段的门槛。桂林在研究期间均属于唯一的高质协调型，处于良好协调阶段的城市则从2006年的2个（南宁、柳州）增长到了2016年的4个（南宁、柳州、北海、河池）。绝大多数城市处于过渡型阶段，2006年有11个城市处于过渡型，占广西城市总数的78.6%。而2016年则有9个，占64.3%，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农村市场化发育程度较低，城乡各要素流动不畅，表现为“重城镇，轻农村”。
三、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本文经计算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2006～2016年广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良好，两者关系较稳定。二是广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有待提升。两者的协调度从2006年的0.5619上升到2016年的0.5801，總体仍呈现不断提升的态势，且具备一定提升空间。
（二）政策启示
1、协调型城市：充分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协调型城市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而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是有效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1）纵向融合。针对广西不同区域农村发展的现实情况，相宜选择“生产+加工”、“生产+销售”和“生产+加工+销售”模式。（2）横向拓展。跳出“农业=生产”的单一功能思维，挖掘农业在生态、旅游、文化等方面的突出价值，助推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
2、过度型城市：促进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流通。重点破除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阻碍，促进城乡要素的优化配置。（1）促进劳动力城乡双向流动。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完善劳动就业、户籍管理制度，保障劳动力的教育、社会福利等权益。（2）促进土地有效配置。对土地相关的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在保障农民的利益下，实现经营权和使用权分离，发挥市场机制的配置作用。（3）促进资本要素的流动。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大金融机构对乡村农村支持力度，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机制，适度增加贷款，满足农村金融需求。
3、失调型城市：重点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失调型城市多为区内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 “外部投入不足，内部分配失衡”的问题尤为突出。（1）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在城乡财政预算和公共服务项目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优质公共资源在城乡间的双向流通，提升财政资金利用率。（2）培育多样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在政府主导的大框架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审批和退出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方的投资活力。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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