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学“本土化”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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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管理学在中国真正走向科学，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动力，应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40多年的发展，中国管理学研究取得很多成果，但仍不可避免地进入本土化发展的格局，本土化发展本身具有浓厚的“本土化”历史根源，也是中国的管理学科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是，管理学的本土化仍存在方向不明，争论与困惑并存的初探阶段，中国学者应在这种争论中，不断结合中国的管理实践，寻求契合普适性管理理论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管理学;本土化;历史根源
本文为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批准号：15BJY002）;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项目编号：2018KY0510）;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项目编号：2018JGA261）;广西财经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发展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8QNB06）;广西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科建设资助课题（项目编号：2018-GSXKA03）;广西财经学院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项目编号：2019A01）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2月6日
引言
管理学在中国真正走向科学，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动力，应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中国管理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但目前管理理论绝大多数是在西方文化价值和实证依据的基础上建立的，而这些以北美经验构建起来的西方管理理论无法准确的解释中国独特的本土现象，诸多学者倡议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构建应从中国的独有文化环境与价值观出发。中国的管理学发展在部分学者的推动下进行了本土化发展。可以看到，虽然管理学在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本土化发展的格局，但本土化发展本身具有浓厚的“本土化”历史根源，也是中国的管理学科发展的必然过程，但如何堅持本土化仍要遵循一定原则。
一、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的历史根源
中国管理学的“本土化”发展命题被提出之时，早已存在许多学科的本土化发展。而这些学科的本土化发展都除了与中国发展背后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紧密相关，更存在明显的历史特征。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受到西方势力东渐以来，中国人民所承受的并非仅仅是政治与经济的破坏与压迫，更根本的是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信仰遭受到严重的冲击与巨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既表现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特殊态度，也表现出对中国文化一定的质疑与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土化”也是在历经模仿、学习、反省等过程后得到的结果。从历史上看，中国就一直在寻求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从19世纪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再到20世纪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是这样的一种发展过程，不断模仿、学习和反省。而且较为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在模仿和学习过程中，都最终会走到反省，反省能否存在适合中国独特情境的发展道路。就好像不少学科都存在实践应用中，出现诸多不适应的问题，既不能解释中国的问题，也无法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发展历史境。而这些人文社科当中，以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是较为典型的代表。最终，管理学也如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走上了本土化的发展道路。因此，管理学的本土化发展有着根本的历史根源。
从学科视角看，管理学本土化发展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第一，管理学在应用过程中存在不契合地区情境的问题，无法很好的解释中国管理现象问题。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管理学科的发展目标应该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能够指导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问题，能够对民族复兴、新时代的发展做出贡献。第二，中国具有丰富的传统管理智慧和管理经验，为何不能采用中国的传统管理智慧去解释中国管理实践。不少学者提出，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法家等具有博大精深的管理智慧，中国应该能够存在支撑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体系。
二、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的阶段性划分
随着徐淑英在国内发表了《管理问题与理论建立：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策略》，呼吁本土化研究，学者真正开始关注管理学的本土化发展并为此努力。无疑，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的研究还处于一个起步的时期，对发展研究的阶段定位就是对本土化发展的思想、理论的演变的认识与描绘。基于此，可以将目前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两类，较早的中国特色管理研究与科学的本土化研究探索。
（一）较早的中国特色管理研究。在21世纪初期，出现了一些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较为有代表是以席酉民的“和谐管理”、苏东水的“东方管理”、黄如金的“和合管理”等。这些早期的本土化管理理论普遍特点多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以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与管理思想为契合点而构建的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但这类本土化的管理思想视角过于狭隘，虽然也试图用科学、规范的方法形成思想框架，但是总体上看尚缺完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不足。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智慧存在许多可以值得探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可以凝练成为适合中国实践发展的独特理论。
（二）科学的本土化探索。本土化的科学性探索的出现，是由于另外一批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学科的存在仍应包含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路径、思想框架等要素，即要以现有的西方研究体系和范式为主体进行本土化研究。而目前进行的本土化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视角开展：一方面是以西方研究范式去探讨和分析中国传统的管理智慧，从中凝练出来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用以扩充原有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则紧跟中国现代的管理实践。中国的管理活动发展具有鲜明的发展特征，任何管理理论的存在和发展都带有赋予它成长的情境特征。就好像弗雷德里克·泰勒所写的《科学管理原理》所关注的效率，就是建立在当时美国低下的工作效率背景。因此，独特的管理实践也会孕育出带有独特性的管理知识，然而知识的科学性又必须包含其普适性的应用特点。对此，这些学者才需要以已有的体系去研究中国的传统智慧和管理实践。 社会学科的演变是根据社会制度人文环境的变迁和研究对象的变化来研究其知识体系的变化，并根据知识体系的变化来划分管理学发展的阶段是最为科学的方法。从本土化一词的演化与本土化管理思想的发展特点，可将管理学的本土化研究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本土化管理思想与本土化管理思想的科学萌芽期。但这两个阶段的划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界限，两者是相互蕴含、促进与推动。早期的本土化管理思想代表着中国学者本土化发展的尝试与探索，本土化管理思想的科学萌芽期，这些研究成果定为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的先驱。之后，随着其他国内外学者的加入和倡议，管理学的本土化发展慢慢朝着科学性、规范性和普适性发展。但是，目前来看，管理学的本土化研究仍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还需要厘清和构建本土化研究的思想框架、研究范式与路径等内容。随着本土化的程度加深，中国管理学的本土化也必然会朝着更为科学、规范的方向发展。
三、结论
综上，管理学本土化发展是具有自身独特的历史根源，应走也必然要走向本土化的发展。在此过程也有许多学者确实开始探索本土化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但本土化的发展不应以否定原有的知识体系，而是要对已有的理论体系进行调整、修改，以契合中国的传统管理智慧和管理实践，凝练出指导中国民族发展的成果，丰富和完善原有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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