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汽车零部件企业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鲁茂强

　　摘 要：选取2017年世界百强汽车零部件企业中在华设有子公司的93家企业，2004-2014年期间，在中国设立的668家子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条件Logit模型，对企业在华投资省（直辖市）级层面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市场规模、土地成本、税收成本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影响不显著，企业倾向于选择公路基础设施完善、人力成本低、外资集聚程度低的地区。这说明汽车产业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吸引外资零部件企业投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汽车零部件产业;区位选择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14.012
　　1994年《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公布实施之后，我国汽车工业以令世界瞩目的速度快速增长，全球各大跨国车企看中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陆续与我国汽车企业合资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随之而来的是各大汽车零部件巨头企业在华进行投资布局，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前百强零部件企业中有93家在我国进行了投资建厂，共设立一千多家子公司，为我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研究外资零部件企业在我国投资的空间分布和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为相关省份引进外资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提供思路，从而进一步做大做强我国汽车产业有重要现实意义。
　　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Coughlin& et al.的研究发现，较高的人均收入、密集的制造业和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吸引外商进行投资，而劳动力成本和高税收则会起到抑制作用。Woodward运用条件Logit模型对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新建的540家日本制造厂的选址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日本投资者偏好市场容量大、制造业集聚、劳动资源丰富和工会组织弱的地区。Head&Ries研究发现工业集聚对日本制造业企业在美国的区位选择有重要的影响。Crozet et al利用3902家在法国投资的制造业跨国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集聚效应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证实聚集的企业间存在很强的正向溢出效应。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引资国，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可供使用的样本数据。Chen的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无影响，交通基础设施与外资分布呈显著的正相关。Head&Ries通过对1984-1991年间931家外商投资合资企业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外资公司在进行投资选择时，偏向于基础设施及工业基础更好的城市。He的实证分析表明，外资企业倾向于聚集在有投资激励措施的城市，劳动力成本对外商投资有不利影响。Hong以1775家在华投资的外资物流企业作为样本，采用Nested Logit Model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市场规模、人力成本、交通基础设施、同行业企业的存量规模对企业区位选择有影响。潘镇使用条件Logit模型对江苏3570家外资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外资直接投资对经济规模、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等比较看重。余佩发现，集聚效应是欧美制造业公司在华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
　　外資整车企业在进入中国时，由于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限制，必须与我国已有的整车企业进行合资经营，而外资零部件企业的进入方式则没有加以约束。国内外现有的研究表明，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布局是受到整车企业引导的。吴铮争等（2008）发现规模经济、技术外溢、市场容量、城市化水平、运输条件、劳动力条件是影响中国汽车产业集中分布的显著因素。外商投资与汽车产业地理集中成正相关，但效应并不显著。赵浚竹（2014）在对2009年新建汽车零部件企业在全国287个地级市的区位选择结果进行研究后发现，当地已有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数量是新建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企业对劳动力的成本和市场规模非常敏感，验证了汽车零部件行业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特点。
　　现有大多数文献研究集中在我国整体FDI或者是汽车产业集聚方面，而关于外资汽车零部件企业在华投资区位选择微观层面的研究则是空白，影响外资零部件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到底有哪些？作为制造业的一个细分行业，零部件与其他行业相比在投资驱动因素有何区别？为了探究这一问题，我们使用在区位选择研究中常用的条件Logit模型，对国际汽车零部件企业在华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文中所使用的样本企业信息为笔者根据企业公开资料手工搜集整理，省级层面的区位特征数据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汽车工业年鉴》以及《中国微观经济数据查询系统》。
　　1 区位选择相关理论（原理及模型）
　　1.1 区位选择的相关理论
　　根据Dunning的OLI国际折衷生产理论，FDI在进行区位选择的时候，会主要考虑投资地所具有的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是指投资地所拥有的空间地理、自然资源和制度政策等会直接影响企业投资难易程度、投资收益的特征，是企业进行投资时的考察重点。这些因素具体包括：①基础设施条件，包括商业、立法和交通运输条件等;②政策制度环境，如政治稳定性、税收制度、政府对市场干预手段和程度等;③伦理文化因素，主要是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④投入要素分布，投入品质量、价格和劳动生产率、运输和通讯成本等。⑤市场接近因素，市场导向型的FDI通常会尽可能选择市场容量和潜力大的地区，以接近产品和要素市场，减少交通、信息和资源获取成本。
　　集聚效应也是区位选择理论所看重的因素。根据Krugman的经典模型，集聚效应可以使企业生产成本下降，并产生递增的规模经济效应。集聚效应的作用机理在于，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能够产生正的外部性，便于企业之间进行沟通协作，提升企业运作效率，降低生产、交易成本;大量集中的企业可以创造出一个繁荣的劳动力市场并共享劳动力资源，降低企业在雇佣员工时的成本，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对就业者也有强大吸引力。以往的研究表明，外商投资有自我加强趋势，一个已经吸收了外商投资的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具有先发优势，能够吸收更多的新的外商前来投资。但是不同竞争力的外资企业在选址时有不同的倾向，竞争力较弱的企业由于在集聚中能得到其他企业的技术、劳动力和投资经验等各项资源，集聚的倾向性更强，而竞争力强的企业则会远离集聚，从而避免被“搭便车”。 　　1.2 条件Logit模型
　　本文使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条件Logit模型（McFadden），该模型在企业区位选择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其基本思路是McFadden的随机效用模型（Random Utility Model），对于每个企业i来说，选择不同的地区j会得到不同的效益，企业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进行区位选择，是因为该地区能给企业带来最高的效用。每个地区带来的效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受地区自身的区位特质和做选择的企业个体的特质所决定;另一部分是随机变数，因为有些因素可能未被方程包含进来或是测量不准确，方程中添加误差项以捕捉这种不精确性。所以每个地区带来的效用对于企业来说是随机的。假定企业i选择进入地区j得到的效用为Uij。其中
　　Uij=∑Rr=1βjrXir+∑Ss=1γisWjs+εij=Zij+εij
　　其中Xir代表第i个企业的第r个特征，Wjs第j个地区的第s个属性，βjr是对第j个地区与第r个特征（r=1，…，R）相关的系数，γis是对第i个企业与第s种属性（s=1，…，S）相关的系数。本文中不考虑企业自身特征对于区位选择的影响，即Zij=Zj=∑Ss=1γsWjs。
　　麦克法登证明过，如果误差项εij符合不相关选项的独立性假设（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assumptions，IIA），那么企业i在所有N个备选地区中选择j的概率可以表示为以下形式：
　　Pj=exp （Zj）∑Ni=1exp （Zj）
　　本文中，我们假设企业做选择时是基于上一年度备选地的经济属性，则企业i在所有N个备选地区中选择j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Pj=exp （Zj（t-1））∑Ni=1exp （Zj（t-1））
　　2 研究样本与变量设定
　　2.1 研究样本
　　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来源于企业公开信息及工商注册资料，由作者手工整理得到，2004年至2014年间93家外资汽车零部件企业在中国24个省份设立了668家子公司。其中大部分企业分布在六大汽车产业集群中，江苏、广东、湖北、辽宁、浙江、吉林及四大直辖市（上海、北京、重庆、天津）占据了全部数量的71%。
　　2.2 变量设定
　　将在华投资的所有外资零部件企业看作同一个主体，因变量为每一次外资零部件企业新建子公司时，省（直辖市）j被选中作为投资地的情况。被选中的省份被赋值为1，落选地则为0。参考以往文献及经验，我们假设备选地区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各项生产成本及集聚效应对零部件企业进行区位决策时有影响，具体解释变量如下：
　　（1）市场规模。受迫于本国产能过剩及消费市场饱和的压力，各大跨国汽车巨头纷纷选择中国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目的地。汽车产业作为生产端需要高投资、消费端需要高需求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东道地区的市场规模和潜力是企业进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人均GDP越大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企业进入的吸引力也會越大。本文采取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值作为衡量指标，期待其与区位选择有正的相关性。
　　（2）要素禀赋类。企业要进行生产活动时必须考虑所在地的各项资源多寡，如自然资源是否丰富、人力资源是否足够支撑企业发展、基础设施能否完善等。汽车零部件作为汽车制造业的中游产业，在研发与生产上需要大量有一定技术的劳动力，本文用j省每年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万人）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预期具有正的影响。
　　良好的道路运输条件一方面可以方便企业获取生产原材料和与整车企业间交付货物、显著降低物流成本，另一方面对于有助于汽车消费市场的扩大，促进汽车销售，对零部件企业具有产业链传导效应。本文用公路密度（取自然对数）作为衡量企业物流成本的指标，期待其影响为正。
　　（3）成本类因素。劳动力是衡量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指标之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是通过利用东道国的低成本生产要素来降低生产成本（Cushman，1987）。汽车零部件产业兼具人力密集的特点，因此企业对于劳动力成本相当敏感，而中国成为产业转移目的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够提供比发达国家更低成本、又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高效率的劳动力。本文采用工人的效率工资（人均工资除以人均GDP）衡量劳动力成本，兼顾成本与效率，预期效率工资的影响为负。
　　制造业企业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来进行生产经营，过高的土地费用不利于吸引企业投资，本文选取单位土地面积的GDP产出作为土地成本的代理变量，预期其影响为负。
　　政府的税收水平如果过高，可能会成为企业经营的负担，减少企业利润，但是高财政支出的地区同时也意味着高的政府治理水平，从而有利于企业发展，我们使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标准，对其影响不做预期。
　　（4）集聚效应。首先是考察外资零部件企业自身集聚效应的变量，以样本数据为范围，计算每年末省j所拥有的全部外资零部件企业数量（取自然对数），作为考察同行业外资企业自身集聚程度的衡量指标。由于模型所考察的主体属于行业中竞争力最强外资企业，故而预期其影响为负。
　　其次是考察行业集聚的变量，用当地已有的汽车整车制造企业数和汽车零部件企业数量的对数值来表示，对其影响不做预期。
　　3 实证结果
　　由于在条件Logit模型中，估计系数并不直接代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本文将参考Cheng和Stough（2006）、余佩（2011）等的处理方法，采用平均概率弹性（average probability elasticity，APE）来衡量回归系数的边际大小。投资主体i选择省j的概率弹性由区位属性Xk所决定，其概率弹性计算式为：Ekij=ProbjXk=βk（1-Probj）。则区位属性Xk的平均概率弹性为所有企业i及地区j的加总：Ek=βk（J-1J）。J表示样本中所有地区的总数，因此对于本文模型而言，需乘以0.9545。 　　针对所要考察的影响因素，本文共设置了四个模型，模型1包含所有的解释变量，模型2和3分别排除产业集聚变量和外资自身集聚变量的影响，模型4则考察排除集聚效应之后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为了避免所选取的变量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实证分析时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此问题。另外使用Hausman-McFadden检验对模型进行了无关选项独立性假设检验，结果发现假设没有违背，实证结果可信。
　　（1）市场规模、土地成本、税收成本和人力资源对于外资选址影响不大。市场规模的变量系数为负，与预期相反，这种结果可能是由于零部件处于汽车制造业中游，受消费市场影响不直接所导致。土地成本在决策中没有发挥效应也许是因为作为投资决策主体的外资零部件企业大多资金实力雄厚，对于建立厂房的一次性投入不太敏感。人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并没有受到企业投资的青睐，这可能是因为在华投资的外资零配件企业大多直接将生产线引进国内，管理制度也是从母公司照搬，对于人力资源要求不高。
　　（2）公路基础设施和人力成本在外资选址中发挥了显著效应。模型1中，公路密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1.746，即公路密度每提高10%，该地区对企业的吸引力将上升16.67%。效率工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系数为-2.966，即从边际效应上分析，在其余变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备选地的效率工资每降低10%，其被选中作为投资地的平均概率弹性将上升28.31%。这说明劳动力成本低、道路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对外资零部件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3）外资公司自身集聚对于企业选址有强烈的负作用，下游整车企业对外资选址也有一定阻碍作用。模型1中，外资集聚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系数为-0.730，备选地的外资公司存量每增加10%，其被选中作为投资地的平均概率弹性将下降6.97%，这说明集聚效应带来的正外部性对于作为行业领先者的外资零部件企业没有吸引力，而为了防止扎堆产生的相互竞争，企业倾向于开辟新的地区进行投资建厂。下游整车企业数量在10%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311，即备选地整车企业数量每增加10%，其被选中的平均弹性概率下降2.97%，外資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不会考虑当地整车企业的带动作用。
　　4 结论
　　本文采取条件Logit模型，以2004年至2014年间在我国22个省份进行投资的688家外资零部件企业为样本，对可能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
　　第一，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不以市场规模为导向，东道地区的市场规模对选址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汽车零部件位于汽车产业中游，未直接面对终端汽车消费市场所致。土地、税收、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等影响不显著，说明在国内投资的外资企业自身优势明显。
　　第二，便利的道路交通条件对于外资零部件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说明外资零部件企业倾向于在交通发达的地区进行投资，以方便沟通联系、降低采购和运输成本;人力成本是影响外资零部件企业进行投资地选择的重要因素，这说明外资零部件企业绝大部分在华为生产制造基地，研发性技术导入程度低。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地高效且廉价的人力资源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教育水平对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显著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外资零部件企业在我国进行投资时不存在集聚效应，反而会与同行业的外资企业相排斥。这一结论验证了文章之前的假设，即竞争力强的企业更可能远离集聚，其原因可能在于：外资零部件企业在国内设立子公司时，生产线和管理模式大多直接从母公司照搬，先进的管理、领先的技术和高质量的产品使得外资企业垄断了所在细分领域市场，企业只需要利用东道地区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即可，同行业外资企业之间交流沟通较少，地理上的集聚只会使得同行之间竞争更加激烈，互相蚕食市场，为了避免恶性竞争，企业在选址时会尽量避开外资集聚度过高的地区，选址于外资较少的地区开发新的市场。
　　汽车零部件产业作为汽车工业中的重要一环，具有产业链长、对经济发展拉动效应明显等优势，而外资零部件企业所在领域如汽车电力电子和控制系统等，往往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特点，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能够给想要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地区提供一些思路。
　　首先，由于产业集聚程度以及自身存量规模对于外资零部件企业的投资决策显著的负影响，只要找准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零部件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省份是可以实现赶超发展的。其次，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坚实基础，完善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吸引企业进行投资，本文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经过近些年的大规模投资建设，我国基础设施有了巨大的飞越进步，但对于有些落后地区而言，基础设施仍旧是限制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最后，本文研究发现，外资零部件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是以成本和效率为导向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才回流等方式，利用成本优势吸引投资。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比如由于样本限制和零部件FDI数据获得的难度，只选取了行业前百强外资企业进行研究，没有探究整个外资零部件企业在投资时的影响因素，这也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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