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的长三角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互动绩效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陈嘉慧

　　摘 要： 从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视角出发，基于长三角区域2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讨2010至2017年间其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其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指数不断上
　　升，二者的耦合绩效由低水平耦合转为磨合耦合，协调等级由中度严重失调转为中级良好协调;同时区域间耦合度相差不大，协调度则呈现自内陆向东部沿海递增的趋势。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各区域应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同时更应注重二者的协调良性发展。
　　关键词： 人力资本 经济发展 耦合协调 长三角区域 
　　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在知识经济时代愈发显著，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与良性互动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2010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首次被提出，2014年国务院明确将安徽纳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研究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研究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二者间的协调关系，将有助于长三角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布局，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历来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对长三角一体化研究主要关注其一体化程度的测度、实现路径及政策建议，如周立群、夏科（2019）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标准差值法对包括长三角在内的区域进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测度[1]，滕堂伟、欧阳鑫（2019）基于城市经济效率视角以探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路径[2]，刘志彪（2019）、陈建军、黄洁（2019）、陆月星（2019）均从不同视角提出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实现的政策路径[3][4][5]，但目前国内对长三角人力资本开发和经济发展协调互动关系的关注较少且研究成果甚少。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最早在国外展开[6][7]，国内的相关研究则较晚。目前国内有关区域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高远东和花拥军（2014）借助卢卡斯作用机制、尼尔森—菲尔普斯作用机制进行空间经济增长模型的实证研究[8]。随着耦合协调理论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借其分析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但在研究范围上，国内现有文献往往关注于发达地区或城市，如单良和宋关东（2016）以环渤海地区为例[9]，郑赤建（2017）以湖南湖北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研究[10]。而即使是在目前有关长三角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协调关系的文献中，大多数学者利用数据往往只包含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省，较少将安徽省也纳入研究范围内，如刘燕（2018）在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测度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时就将安徽省数据剔除在外[11]。
　　有鉴于此，本文则以长三角三省一市29市为研究对象，从耦合协调发展视角首先构建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绩效模型，实证考察2010年至2017年长三角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同时研究其时空演变特征。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首先，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背景下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研究领域的空白与不足提供有益补充;其次，首次在研究长三角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模型中将安徽省纳入数据核算范围，从而可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区域间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协调互动关系的构建提供相关理论基础与政策建议。
　　一、模型构建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着可得性、系统关联性与完整性的原则，剔除数据缺失较严重的8个城市后，确立长三角区域29市为研究对象，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起始年2010年为搜集起点，研究2010年至2017年间长三角区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间的相互关系。本文数据来自2011年至2018年29市的统计年鉴和年度国民统计公报。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借助于文献调研，综合考虑各因素后选取子指标，构建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评价体系。其中，人力资源系统由人力资源数量、人力资源质量、人力资源结构三个层次构成，人力资源数量以从业人员数量为衡量标准，人力资源质量主要参考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人力资源结构则以城镇人口比例、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例为衡量标准。经济发展系统由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层次构成，经济效益的评价主要参考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经济结构的衡量由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贸易进出口总额构成。
　　（三）数据处理
　　1.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多指标体系中原始数据的量纲和数量级不同，因此在进行地区间的横向与纵向比较之前进行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本文运用阀值法实现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从而将原始数据转化为0到1之间的值。对于样本中的每一个城市而言，
　　2.子指标权重赋值
　　为计算人力资源开发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将所选指标进行权重赋值。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熵值法通过给定指标的信息熵值以判别该评价指标的价值性和有效性。一般指标的信息熵值越大，相应权重就越大，该指标对系统的影响就越强，反之亦然。由于熵值法能够客观地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克服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和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得到的权重值比模糊综合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及专家经验评估法等更可靠[12]。其计算步骤如下：
　　（1）初始指标的无量綱化处理
　　本文此处采取阀值法进行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步骤同上。
　　（2）计算评价指标的信息熵
　　（3）计算评价指标的熵权
　　（4）计算样本的人力资源指数与经济发展指数 　　式中：HRt为人力资源系统指标的原始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EDt为经济发展系统指标的原始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
　　（四）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耦合一词源于物理学，指的是两个及两个以上体系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现象，主要用来分析两个或多个系统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程度，目前已经广泛应用到人口与经济[13]、人口与社会[14]等领域。这里的耦合度用于描述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与协调作用，其取值范围为[0，1]。
　　但由于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具有交错、动态、不平衡的特点，所以耦合度C很难反映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而仅突出的是系统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耦合程度的强弱。而耦合协调度D则强调的是系统或系统内部要素相互作用中耦合程度的大小，能够较好地度量系统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体现了系统由无序向有序的趋势。故本文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来分析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15]。同时使用综合评价指数T以反映人力资本系统或经济发展系统对耦合协调度的贡献，α、β为待定系数，考虑到人力资本开发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故对其赋值均为0.5。具体采用的模型如下：
　　二、数据处理结果与分析
　　（一）综合评价指数及其时间演变
　　时间演变上，长三角29市各年间经济发展综合指数逐年上升;空间布局上，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省的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均值总体上高于安徽省，表明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向内递减的趋势。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背景下，未来需更关注安徽省地方经济发展。
　　时间演化上，长三角29市2010年至2017年间人力资源开发综合指数就其均值而言呈加速增长趋势，且所有城市增幅超过100%。空间演化上，29市的人力资源开发综合指数均值大多数都高于0.4且区域间的数值差距不大。浙江省和安徽省的人力资源指数平均来说偏高，这可能是由于两省为人力资本流动大省。另一方面尽管过去合肥、绍兴、芜湖、宣城的人力资源开发综合指数较低，其人力资源指数近几年却保持强势增长，某种程度上可为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以及支持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基础的经济发展。
　　（二）耦合协调度绩效分析
　　时间演化上，长三角29市逐步向协调发展过渡，其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其中，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耦合绩效由低水平耦合阶段转变为磨合阶段，协调等级由严重或中度失调发展至中级和良好协调发展。从耦合协调度的数值上看，大多数城市仍处于磨合阶段和高度协调阶段的起始阶段，少有处于高水平耦合和高度协调的高水平阶段，耦合协调绩效仍然较低，表明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良性互动趋势不明显。空间布局上，长三角各区域间耦合度和协调度存在的差距并不明显，但我們应当注意的问题是耦合度和协调度二者的数值都不高，均还未达到高水平耦合和优质协调发展阶段。
　　总体上，长三角区域29市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情况较以往有所改善，但省份之间的耦合协调绩效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个别城市如扬州、安庆仍然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将不利于区域整体的一体化发展。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统计年鉴数据，从耦合协调发展的视角出发，首先运用了区域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绩效模型，实证研究随时间演变，2010年至2017年长三角区域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
　　第一，长三角29市8年间的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综合指数逐年上升，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向内递减的趋势。
　　第二，在耦合协调度的评价上，长三角29市各年度区域经济与人力资源耦合度、协调度维持增长态势，实现逐步协调发展。其中，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耦合绩效由低水平耦合阶段转变为磨合阶段，协调等级由严重或中度失调衰退发展至中级和良好协调发展阶段。但省份之间的协调绩效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第三，2010年至2017年间长三角29市的人力资源开发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仍然不高，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建议
　　长三角区域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功不可没。为响应国家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战略，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实现其经济增长极和区域一体战略的示范作用，首先，长三角区域各市应结合本市实际发展情况，加大对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的投资，着力提升人力资本发展层次以推动其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次，各市应更加注重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构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和谐发展体系;第三，注重实现长三角区域的人力资本共享，由政府构建公平、有序、统一的一体化市场环境，为实现长三角人力资本一体化提供优良环境。
　　 参考文献： 
　　[1] 周立群，夏良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来自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证据[J].江海学刊，2010（04）：81-87.
　　[2]滕堂伟，欧阳鑫.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路径探究——基于城市经济效率视角[J].工业技术经济，2019，38（07）：152-160.
　　[3]刘志彪.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路径[N].浙江日报，2018-11-23（005）.
　　[4]陈建军，黄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际经验、发展模式与实现路径[J].学术月刊，2019，51（10）：46-53.
　　[5]陆月星，张仁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定位和路径选择[J].科学发展，2019（09）：58-65.
　　[6]Lucas Robert 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North-Holland，198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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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高远东，花拥军.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12（01）：39-50.
　　[9]单良，宋关东.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分析——以环渤海地区为例[J].人口学刊，2016，38（04）：103-112. 
　　[10] 郑赤建，李兰英，刘君.人力资源竞争力与经济发展的脱钩及耦合关系研究——以湖北湖南为例[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7，33（03）：66-72.
　　[11]刘燕.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发展测度和影响因素研究[D].湖南大学，2018.
　　[12]顾惊雷.区域经济与人力资源耦合协调发展分析——以“一带一路”18省市为例[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6）：35-43.
　　[13]杨胜利，王伟荣，王艺霖.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及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与社会，2018，34（05）：84-93.
　　[14]逯进，周惠民.中国省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30（09）：3-19+36.
　　[15]苏妍，逯进.中国省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协调性测度[J].城市问题，2019（08）：69-78.
　　[16]杨敏杰，翟丽丽，王威.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耦合度的评价[J].统计与决策，2011（24）：54-57.
　　（陈嘉慧，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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