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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城农民生计和福利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李金香 牛远远

  摘 要:基于国内外有关从农村到城镇务工农民福利变化研究的文献,对福利的概念、福利理论应用、进城农民的福利贫困、进城农民各种社会福利保障、与进城农民生计相关的福利包括的内容、农民工进城的具体福利保障措施,以及从土地角度作为进城农民的保障等问题进行研究综述。对进一步研究或指导脱贫决策提供了理论研究结果,即要加强对贫困地区进城农民工家庭的特殊性研究,要强调各种资本的作用赋予农民工的权利保障政策研究,要对贫困地区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生计转型、转型的驱动力和影响因素等研究。
  关键词:进城农民生计;福利;研究综述;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2)15-0019-03
  引言
  人口由农村迁移到城镇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趋势。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制度到目前,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9年的60.6%。2019年,常住人口84 843万,比上年末增长了1 706万。乡村常住人口55 162万,减少了1 239万。遵照中国初步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更多农民工家庭在城市定居或到城镇就业。农村人口到城镇的迁移,伴随着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深刻变化。农村人口的诸多方面都将面临困境,如生计、就业、保障、地位等,而贫困地区则更为突出。而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是从农村迁移到所在的县镇,在经济基础较差的贫困地区更为典型,即所谓的本地城镇化、半城镇化,在县镇靠打零工为生。即使部分农民离村不弃地,即住在城里,兼种少量地块,但是在目前需要规模和精细种养才有收益的情况下,所种养的农产品和畜产品也仅能满足自给,而城镇生活的较高成本需要农民从事农业以外的工作才能获取收入。进城农民生计在不同程度上遇到困难,尤其是失地农民、缺乏技能和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在贫困地区,进城农民工的生计问题尤为突出,进城后不适应的情况很多,加之农民工没有社会福利保障,因而生活的风险较大。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待遇以及社会保障农民工享受不到,就业仍然在较低层次,子女教育福利、住房福利等也与城市居民有一定差距。他们的生计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福利问题值得关注,国内学者也有不少相关研究。本文将相关研究做出综合陈述,以期对该问题进一步研究及脱贫决策提供参考。
  一、关于进城农民生计及福利重要性的研究
  进城务工者是庞大农民工的一部分,有学者们提出了“该群体在我国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转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程名望等,2018),但是,该群体在社会中却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其所得与贡献不成比例,主要原因是户籍制度、自身素质等。对于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对其就业和生活保障采取了一定的货币补偿,但是农民最重要的土地保障失去了,很可能沦为“种地无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养老无钱”的四无之人(袁方、史清华,2013)。
  因此,大批进入县镇农民的生计适应性和改善需要引起关注。公共政策需要引导进城农民生计转型,这其中福利保障的作用不可忽视。我国福利制度在整体上需要重视,要“重新审视社会福利的重要性与不可替代性,在坚持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的条件下,客观检视现行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的缺陷,真正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社会福利事业发展道路”(郑功成,2013),对于进城农民更是如此。解决进城农民面临的问题,彻底改变他们面临的困境,采取适合的福利保障措施,促进生计转型,是公共政策的努力方向。
  二、关于福利及进城农民福利内容的研究
  对于福利,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英文中,“福利”(Welfare)一词由“Well”和“Fare”构成,其中“Well”是美好的意思,“Fare”则是生活的意思,将二者联合起来不难看出“福利”一词的基本含义。福利的含义有两种:“人类追求的一种幸福状态”和“帮助人们满足社会、经济、教育和医疗需要的项目、待遇或服务制度”。关于福利,以庇古(2007)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效用福利理论,将“效用”作为测量福利和评价福利的工具。庇古、边沁、马歇尔认为效用就是福利,可以视作满足、快乐感或幸福感、心理满足感。客观主义福利理论以罗宾斯、费雪等人为代表,通过对物的数量的衡量来测量福利,比如罗宾斯采用收入财富或货币额,费雪、希克斯采用商品的持有量或消费支出多少,罗尔斯采用基本物品以及罗纳德・德沃采用个人拥有的资源量等方法来衡量福利。功利主义效用福利理论过于主观化,而客观主义福利理论过分客观,也不能准确地反映出生活质量的缺陷。福利经济学家诺曼・巴里著有《福利》一书,指出福利存在很少的一致的共识,是一个无法解决的争议领域(巴里,2005)。阿马蒂亚・森,1998年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提出“可行性能力”的分析框架,认为个人福利可以通过个人实际拥有的和可能拥有的某些必需的功能来进行描述(Sen,1993)。对福利的测量,通过对功能性活动评估来实现,不是由主观感觉衡量福利水平,也不只用收入或其他资源和条件来界定福利(史清华,2014)。森认为福利是一个人选择的能够自由生活的能力,即可行能力,也就是人有可能实现的所有功能性活动的集合,并提出了经济条件、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社会机会及政治自由五种衡量福利的功能性活动。福利是从生活质量上来考量。这里的“功能”,是与个体生活内容相关的一系列的能力集。具体研究中功能的选取是根据研究目的和样本特征来进行(史清华,2014)。Brandolini and D’alessio考察了功能性活动如健康、教育、就业、住房、社交和经济条件,利用的是意大利的银行的家庭调查的数据。Alkire(2002)提出衡量功能性活拥钠吒龇矫妫包括生活、知识、娱乐、审美、社交、理性和宗教等方面。而对于可行能力,Nussbaum(2003)则指出生活、身体健康、身体完整、大脑思维、心理情感、娱乐、控制环境和其他等功能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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