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排斥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落户困境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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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玲玲 安海燕
摘 要：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产生会受到城市状况、社会交往以及农民工自身认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社会排斥从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文化排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集体性排斥和农民工自身缺乏身份认同等3个方面影响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产生。因此，从社会排斥视角切入，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排斥；农民工；城市融入；身份认同；落户困境
中图分类号：F323.6；F2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2）29-0025-03
一、农民工城市落户重要性分析
（一）城镇化建设的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分类引导大中小城市建设与发展，建设协调完善的城镇化格局。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28 56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0%。《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数据显示，将近50%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已经实现户籍城镇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却远不足50%。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污名化”的刻板印象，农民工成为了在城市活动却得不到接纳的边缘性群体。因此，如何消除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隔阂，加快其城市融入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在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以及落户门槛不断放宽的背景下探究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向市民转换的影响因素，将是学界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二）实现劳动力高效配置
传统的迁移理论认为，劳动力的流动动因主要是迁移地之间的收入差、劳动行业的收入差等，因此，各地区为了吸引外来人口流入制定了一系列的迁移制度，如补偿政策、回流政策、保留政策、防止人才流失的资源分配政策等。城市为了鼓励农民工城市落户，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如户籍制度改革、落户门槛降低、积分落户政策、保留城市落户农民土地耕种权等。但是这一系列措施在引导农民工就业流动和城市落户上的效果有限。大量农民工仍然保持着“就业―落户”的二元割裂的状态。农民工在城市获得劳动岗位，却仍旧将家庭保留在农村。黎红在《从嵌入、漂移到融合：农民工城市落户影响因素研究》中指出，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场无声的社会变革，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远远超过我们想象。“进城就业―身份转变―文化适应―城市融入―城市落户”，农民工每一次演变的过程都是一个逐步调整和适应的过程，都是农民工不断被城市容纳，不断获得市民权利、获得城市服务的动态过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策改革以及文化进步，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日渐减少。但是，由于长久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观念转变的困难性，农民工的城市落户仍然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
二、农民工城市落户面临的困境
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在讨论特定人群的贫困、福利以及剥夺问题时，首次提出“社会排斥”的概念。社会排斥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的广泛性问题。在“社会排斥”术语被提出之前，社会排斥思想早已存在。欧洲早期社会地位和社会距离的维持、限制交往的制度性安排等都体现了对于特定人群的排斥。韦伯论述“社会封闭”时也从排斥的角度切入，认为相同地位团体的人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不同地位团体之间是要保持一定距离的，他们的社会交往有一定的排斥性和限制性。达尔文在生物进化论中提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大自然通过竞争、生存斗争等手段排斥掉基因不够优良的群体。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阻碍阶级的跨越，也是一种阶级排斥。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
就业“终身制”和“铁饭碗”制曾经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的重要因素之一。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人平等”、“工作没有贵贱之分”等口号的大力提倡，看似消灭了集体倾向的社会排斥，但是也出现了类似于“学历”、“家庭背景”等门槛型的隐性个人排斥。学界认为，社会排斥实际上是某种阻碍社会流动的因素或机制。清华大学李斌教授认为，社会排斥是指弱势群体受到主流社会排斥而日益孤立无援的“恶性循环”。部分学者认为，社会排斥是某些人或家庭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而被边缘化的系统性过程。也有学者认为，社会排斥是由游戏规则造成的，而政策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对于社会生活政策规则的修订。现阶段的社会排斥也被看做“自由竞争”，因为其秉持着一定的绩效主义与当代追求效率的目标殊途同归，因此具有了一定的正当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距离是社会学上独特的概念，它不是简单的物理意义和生物层面上的距离，而是包含了心理、情感和态度等的一个综合性指标。社会距离代表的是人与人之间或者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亲疏远近的关系。法国学者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在《模仿律》中依据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模仿性与排斥性，提出了“社会距离”这一概念。（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著《模仿律》，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958―1918）赋予了社会距离主观的内涵，认为社会距离是人与人之间的“内在的屏障”。博格达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则是从社会关系上来理解社会距离，认为社会关系特征和亲密程度反映了社会关系的等级。学界研究社会距离多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更多的是着眼于主观情感上的共同体验，关注的是群体的主观感受。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距离的讨论也是伴随着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加而日益热烈。国内学者将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划分为3个维度：向往程度、排斥预期和整体感觉。同时，以交往状态、交往意愿和接纳预期3个标准进行衡量。
（一）生活习惯差异带来的文化排斥
在西方国家，由于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导致的社会距离不胜枚举。中国则与之不同，中国的文化排斥更多的是因为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对于现代城市文明的体验度与了解度差异。因此，提倡社会融合是有意义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分工论》中指出，社会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以这种分化的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不仅会改变和完善现有社会，而且使社会融合成为可能。社会进步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内部的关系越来越多，社会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得到加强。社会距离的产生和得以维持的原因，除了优势阶层利用其权利的刻意维持之外，还有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近些年来由于职业分层造成的社会距离。社会距离是衡量普遍存在于社会当中的不同群体的亲疏远近和差异，社会距离也是不断变化的，有接近和疏远两种趋势。城市的发展需要依赖社会融合，需要人们紧密结合起来。塔尔德指出，社会距离指的是联系的紧密程度、联系的频率、接触机会的多少。农民工在城市@得劳动岗位之后，通过与城市居民密切接触会构建城市社会关系网，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则意味着社会距离的靠近。社会距离越紧密，意味着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可能性越小，其产生城市归属感越强烈，越容易产生的城市融入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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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融入困难下的集体性排斥
群体差异和阶级差异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即使在当今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也依然存在着社会分化加剧的趋势。因为在劣势者追逐优势者的同时，优势者也会利用各种手段尽力拉开这种距离，排斥劣势者群体。阶级、政党和地位团体都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社会交往均有一定的排斥性和限制性。社会排斥的前提是经济基础差异。尤其是在这个商品社会，只有消除经济差别才能弥合社会鸿沟。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变化的过程，涉及经济、文化、心理以及社会关系等。农民工城市融入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前提条件，多种因素作用之后，产生身份认同和城市归属感。农民工存在主观排斥，他们本身对城市生活有着一定的“恐惧”。“高消费”、“生活成本高”、“买不起房子”的观念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想到城市落户就会主观上想抗拒与逃避。排斥意味著一种“向下”的权利发生作用，而“吸收”、“同化”则意味着“向下”权利的消失。农民工群体实现城市融入，获得享受城市服务资源时，就会给原有的城市居民群体带来一定的冲击，进一步挤占其社会资源，导致原有城市居民社会排斥的产生。研究表明，农民工代表着社会底层人民，但是却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在面对城市融入决策时也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社会排斥所带来的“融入歧视”、“生活习惯差异”、“就业不稳定性”也会阻碍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产生。
（三）身份认同下的自我回避型排斥
农民工无法被城市接纳，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有多种原因。从农民工心理层面观察，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不够。农民工在心理上没有主人翁意识，长期的城市居住生活并没有消除其“客人”的感觉。同时，农民工对于社区活动、城市建设活动关注度不够，缺乏主动参与感，主观排斥城市社交。长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也强化了农民工内心的自我认同，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阻碍作用。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边缘化现象明显，就业不平等、社交网络不发达等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带来了农民工危机感。伴随着近年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带来的失业危机以及消费文化日益丰富所带来的的生活压力，使得农民工城市融入愈发困难。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设：农民工身份认同负向影响及其城市融入意愿的产生。
三、农民工城市落户的应对策略
（一）提高农民收入，转变消费习惯
收入稳定是消费水平稳步提高的保障。我们应该合理制定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以保障农民工最低收入，并在有保障的前提下稳步提升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努力达到城市平均工资水平。应该努力做到农民工工资增长与当地经济发展同比提高，在走向现代化、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保证每一个农民工不掉队。加强消费文化引导、理财知识宣传、开设消费课程等一系列措施，充分发挥公益性组织与社交媒体的桥梁作用，积极鼓励农民工参与，给予农民工尊重、认可，强化农民工在城市里得到的归属感，降低其对家乡、老乡的依赖度，增加其城市落户意愿。
（二）完善制度保障，搭建社区平台
农民工在选择城市落户时，会考虑多方因素，包括子女就学、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在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一定要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做好公共基础设施资源的保障作用，让农民工共享城市发展的红利，从外在的平等入手，逐渐过渡到自我认知上的平等，产生心理上的与“市民”平等感，从而心甘情愿进城落户。通过职场、社区等平台搭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新平台，拉近城乡居民距离，增加农民工对城市的亲近感，加深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加大社区管理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加大社区情感性、参与式社区管理。农民工进城落户情感不适以及文化差异的集中地也是社区，社区作为城市落户人群的情感、生活的纽带，一定要发挥好桥梁作用，通过对农民工与城市社区再搭建过程作用，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以便农民工稳步有序地实现城市落户。
（三）政府加强宣传，培养身份认同感
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从国家政策层面首次提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其行为方式、文化习惯是现阶段政府需要迫切关注的。要合理利用政府政策宣传功能，利用人民政府的号召力，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农民工城市融入，培养农民工市民身份认同，不断接纳农民工城市融入，促进农民工城市落户，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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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1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重逻辑视角下农地延包实施路径研究”（21BJY040）
作者简介：李玲玲（1998-），女，河南新乡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土地制度与农民行为研究；通讯作者：安海燕（1979-），女贵州铜仁人，博士，教授，从事土地制度与农民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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