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建设与数据调研工作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孙珂

　　摘要：2020年11月，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本文认为，新文科建设在注重学术研究的中国化问题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如何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新文科的教育实践。为此，本文提出在新文科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特别关注社会调研和数据统计工作，这是20世纪初晏阳初的定县教改运动留给今人的一个成功经验。
　　关键词：新文科；晏阳初；李景汉；社会调研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2.24.036
　　2020年11月，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这份文件，将新文科建设分为了两个方向的工作，其一是科研学术方面的创新，比如建立新时期的中国学派、创造解释新时代发展的中国理论、建设文理交叉的新学科等；其二则是教育教学的创新，这主要是指教学工作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创建新的教学模式和内容，培养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其中，在科研创新方面，尤其是建设有中国当代特色的理论与学术，获得了较多的关注和成果。相对的，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新文科教学改革的相关讨论则较少。本文对20世纪初晏阳初在平民教学运动中产生的一些教育理念进行了整理，通过历史性的比较，对如何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新文科教育改革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思考。
　　1建设中国式的新文科教育
　　新文科建设提出了文科发展中国化的问题，要求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创造全新的中国化理论和方案，来指导和解释中国的实践与发展。这里主要还是指的学术研究的中国化，而缺少了对教育方案中国化的考虑。如何将全世界各类先进科技成果的传播，与中国教育的实际需要结合在一起，晏阳初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思考。在其著名的《误教与无教》一文，晏阳初提出不能照搬外国教育的制度、精神和模式，教育的开展需要以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为基础。
　　中国人办教育不知道中国的情形，随便把外洋的东西搬进来，好像一个人害病，不问他的病源，任意给他吃药，一定要弄坏的。所以教育办了几十年，对于中国本身没有发生什么好的影响为教育而教育，为学校而学校，学生毕了业，就不管他失业不失业了。甲校如是，乙校亦如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去办学校，不明了社会上的问题，去根据问题而定方针。只晓得照样画葫芦，人家怎么做，我们就怎样做。
　　晏阳初的这段话，大约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我们不能随便、盲目地模仿他国的教育精神与模式，因为各国的社会发展情况有所不同，他国的成功经验未必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所以在引入外国教育新理念的时候，需要经过一个中国化改造的过程，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具体需要去吸收其中有益的内容，剔除不适用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种中国教育，要用中国药来医治中国病”，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教育模式与体系。第二，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单纯地传授知识，而是要助力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要培养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人，而是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社会需要的实用人才。
　　当然，晏阳初的观点可能有些功利，不过这主要受到了时代的限制。《误教与无教》写作于1936年，当时的中国处在一个救亡图存的历史时期，需要大批实用型人才来进行经济建设。而当代的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现在的教育既需要培养实用型人才也需要培养非实用型的人才。但需要注意的是，晏阳初所提出的教育中国化的问题并没有过时。
　　首先，“新文科”是希拉姆学院在2017年前后提出的一个概念，因为是在一所规模不大、学术影响力很小的私立文理学院进行的教学改革实验，所以其教学模式未必适合当代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新文科建设方案，应该是一份动态的、变化的教育蓝图，通过与教学实践的不断磨合，来对其进行修改，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文科教育概念和方案。
　　中国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国土面积的广阔和资源分布的不均衡，这造成全国各高校在经济实力、教师素质、基建设施各方面水平差异较大，一个全国性的建设方案未必适应所有高校的具体情况，因此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文科方案，恐怕并不是一个在全国通用的、不可变更的指导方案，而应该充分考虑到各地高校办学的特殊性与自主性，在宏观战略层面对高校进行指导的同时，给予各高校一定的办学空间，在做到有中国特色的同时，也不失高校的地方特色与自我特色。
　　其次，新文科的建设，是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对中国自身问题的反思、阐释和总结，而新文科的教育则是帮助学生拥有面对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知识储备和基本能力，帮助学生全面而细致地了解中国社会，能够发现问题、更能解决问题，将学习、科研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例如，在晏阳初组织的定县乡改实验中，有一位来自北平协和医院的董事陈志潜医生，他将自己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到的公共卫生理论，结合当地乡村的医疗状况，创立了农村三级保健制度。这一制度为中国和全世界公共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这一事例的发生，可能有其特殊的历史前提，但它依旧启发了我们，学术研究或高等教育与社会实际需要结合之后，可能会得到超出预期的成功。
　　最后，全球化时代，不仅是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更是知识和信息的全球化。无论是教育的中国化或新文科建设的中国化，都无法在一个封]的知识文化空间中完成，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国话语的同时，也要引入国外最新的科研成果，否则中国化就变成了中国自说自话。晏阳初就认为，“外国的科学我们要学”，但教育教学模式不可“盲目抄袭”，“要自尊自信，自己创造”。这里面包含着两层内容：其一，中国化不是对西方知识的全面排斥。虽然新文科建设工作号召创立中国学派、建构中国知识，但并不意味着对西方知识体系的全面排斥，而是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引入、吸收西方的成果。其二，真正构成挑战的是如何将学科前沿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以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传递给学生，用适合中国学生的教学模式、方法和语言，来传递全球范围内顶尖学者的思想和研究。
　　2新文科建设与社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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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乡村平教运动的时候，晏阳初发现教育运动的展开和具体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有社会调研数据的支持。“不了解具体情况正是许多计划归于失败的一个基本原因。”因此，他特别延请了著名社会W家李景汉来定县实验区担任调查部主任，负责进行各类社会调研工作。定县社会调查，可能是当时进行的规模最大、涉及层面最广泛的乡村调查，这为晏阳初后来在定县进行平民教育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让他能够很有针对性地设计出生计、卫生、文艺、公民四种教育方案。即使在今天看来，定县社会调查依旧发挥着数据库的功能，它不仅保留了当时乡村经济、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是我们了解传统乡村模式的一个重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窗口，而且其保存下来的乡村文艺资料，更是一个难以估算价值的文化宝藏。
　　那么我们今天的新课改和新文科建设工作，是否也可以借鉴当年晏阳初的经验，做好调研工作，用翔实的基础数据指导我们未来的教育改革工作？毕竟新文科教育是实际性工作，不可能做空中楼阁式的设计。比如之前所说的课堂教学的必需性和文科教育的中国化问题，需要提前对毕业生长期职业状况、社会建设实际需求等问题有较深入、准确的了解，才能切实展开工作。此外，新文科建设中学术研究的增长水平较为容易、直观地进行判断，而学生从新文科教育中获得了何种程度的收益、能力是否得到了提高，很难用毕业生首次就业率、就业水平等数据加以衡量，需要长期的、跟踪性调查数据和深入学生群体的质性研究来进行更合理的判断。最后，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高校之间，学生来源与教学资源也有较大的差异，普通高校很难照搬国家级双一流高校的经验，边远与欠发达地区的高校也很难照搬一线城市高校的经验。如果没有了本地的调查成果，而是以某几所高校的办学经验作为样板进行模仿，恐怕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3现有社会调研工作存在的问题与解决
　　全国各高校所设立学生就业中心和学生办公室，其实已经承载了大量社会调研与数据统计工作。但这些部门基本上只负责管理学生毕业后首次就业的工作，而缺乏对本校学生职业生涯的长时间跟踪，高校收集到的信息只是学生首次就业的情况，而不是他们对自己职业生涯的长期需要和感受。学生就业服务与本科教学工作，实际上处在一种脱离的状态，难以形成真实的统计数据为新文科建设提供有效的调研数据。此外，单纯依靠高校自身的力量，恐怕也难以完成这一长期的调查工作：一方面高校缺乏足够的资源、渠道和权力完成此项工作，另一方面考虑到绩效考核等问题，由高校独力承担调研工作，可能会影响到调研成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因此，调研工作的开展，可能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需要将调研工作与数字统计工作进行区分。数字统计工作是指通过各类报表来搜集和分析客观数据，而调研工作除了需要搜集客观数据之后，还要面向学生、教师、家长等群体进行田野调查，搜集主观性评价信息；在对客观数据进行梳理、分析的同时，更加注重调研对象的主观评价，来挖掘数据本身无法反映和传递的信息，比如教学内容是否对学生求职、工作有帮助；哪些方面的学习对工作最有帮助；在工作中个人感觉有哪些知识或技能上的不足等，所以晏阳初曾经说过，“调查比起报表要深刻得多”。
　　第二，要打破与调查对象之间的距离和隔膜，让他们能主动接受调查，不敷衍调查工作。晏阳初与李景汉，最开始在定县进行调研的时候，发现村民经常不愿意配合调查工作，或者不愿意对调查者说实话。这主要是因为村民对调查组有很强烈的戒备心，怀疑他们的工作目的，“害怕这些问题是因为抓壮丁或征税的事来调查他们”。为此，晏阳初选择从村民中选择、培训调查人员，由村民自己进行调查工作打消了被调查对象的猜疑之心。当然，高校毕业生可能不会猜疑调查者，但可能会有一种排斥的态度，觉得这种调查对自己没有用处，打扰到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因此，调查开展之前，需要想办法消除被调查对象（包括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排斥心理，与被调查对象形成较亲密的互动关系，促成“合作取代了猜疑、反抗和抵制”的良好调查环境。
　　第三，调查不要做成短暂的、应付考察的活动，而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持久的、有制度保障的工作。我们生活在一个高速发展和变化的世界中，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社会与人的实际需求总是在发生着各种难以预知的变化，一时的调研活动也许可以体现数年内的情况，然而却无法跟踪社会实际的变化。此外，毕业生在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可能还无法对自己的工作状况和职业生涯做出比较准确、恰当的认识，而长时间的跟踪性调查，可以修正这些数据上的偏差。
　　第四，形成调查――教学联动机制。打通调查与教学之间的分隔，让调查数据支持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的改革，真正在教学环境发挥调查成果，调查工作才能发挥其真正作用。所以需要在制度和机构上，勾连起调查与教学两项工作，一线的教学人员和教育政策制定人员，能够通过反馈数据调整自己的工作内容和方向。
　　参考文献
　　[1]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1卷）[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418.
　　[2]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3卷）[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90-92.
　　[3]胡剑锋，宫福清.资源禀赋制约下应用型本科高校新文科建设之路[J].中国成人教育，2022，（11）：31-36.
　　作者简介：孙珂，男，汉族，博士研究生，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文化研究与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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