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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支撑本省支柱产业发展的服务指数模型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颜浩龙 王晋

  摘要:本文建立了一套科学有效的动态反应高职院校支撑本省支柱产业发展的服务指标体系,将高职院校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支撑量、社会培训量和技术服务量纳入了高职院校支撑产业发展指数编制中。通过这套服务指数系统精确的及时反应各省高职院校服务本省支柱产业的数量、质量、效益和趋势,为高职院校、企业和主管部门科学决策提供量化数据支持。
  关键词:产教融合;服务指数;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2.24.010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我国职业教育办学的主要路径,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是双高建设的基本要求,然而,如何全面系统的有效考量高职院校对本省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还有待研究。本文尝试根据高职教育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与逻辑编制一套高职院校支撑产业发展的服务指数,便于直观的长期监测高职院校对本省产业发展的支撑情况。
  1文献综述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各类指数编制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张宏斌、贾生华(2000年)对国外流行的各种编制房地产价格指数的理论模型进行了比较分析,针对我国各城市房地产价格指数编制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肖翔、洪欣(2014年)结合普惠金融指数的编制原则和目标,采用改进型指数功效函数模型编制了一套适用于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的普惠金融指数,并进行了测算和初步分析。夏宗尧(1990年)从理论分析和大量实例计算结果说明,在编制暴雨强度公式中,应用P-Ⅲ曲线是优于应用指数曲线的。袁卫、彭非(2007)建立度量和评价中国各地区的发展状况和态势的测量指标体系与统计指数,并利用指数功效函数的改进模型编制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指数”(2006)对我国2004年和2005年31个省级行政区的中国发展指数进行了测算和排序。史静b、莫显昆(2012年)认为内容效度是指一个量表实际测到的内容与所要测量的内容之间的吻合程度,量表内容效度的定量评价中应用最广泛的指标是内容效度指数,内容效度指数分为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I-CVI)和量表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S-CVI)两类。贾楠、李胤(2014年)探讨了创新理论和概念、我国创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指标体系框架和指数编制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并对我国创新发展情况进行了初步分析。蔡文学、梁芬芬(2021年)针对现有航运指数编制方法中缺乏航线指数、实时综合指数和样本收集具有局限性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区块链的航运指数新编制方法。王天营(2020年)根据参数的不同赋值,采用“试误法”编制的新综合指数,比拉式、帕式和马-埃综合指数更具一般性,更有机会接近商品价格或销售量平均变动程度的真值,更有可能满足指数编制的目的。关永强、伍韵琛(2020年)在回顾近代以来学术界对物价指数研究成果和资料汇编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的物价指数做了全面地梳理和分析,以指数所覆盖地区为线索,对主要物价指数的编制机关、商品种类、起讫时间和发布情况进行了考实。宫薇薇、游岳(2019年)从全球物流绩效指数的定义和构成、调查问卷的设计、数据处理方法三个方面对全球物流绩效指数的设计构成进行阐述,全球物流市场监测及指数测算发布经验对铁路物流指数体系的建立起到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综上所述,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指数编制成果较多,指数编制理论和实践都积累了深厚的基础,但是现有的各类指数主要集中在金融指数、天气指数、物流指数、城市发展指数等经济活动显著的领域,对教育评价指数的研究还较不多见,特别是对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指数编制研究还极其匮乏,本文尝试根据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外在表现,并综合现有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探索一种表征高职院校服务区域内支柱产业发展情况的综合指数模型。
  2高职院校评价指标分析
  2.1高职院校服务产业发展指数计算影响因子分析
  高院校服务产业发展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产业发展,对接产业办专业,并紧跟产业发展的需求灵活调整专业设置,并遵循对接岗位建课程的原则,将岗位前沿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流程及时的更新到对应的课程教材中,确保企业岗位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流程进课堂。二是为产业发展培养员工,包括企业在职员工和社会再就业员工的再就业培训,特别是退伍军人、下岗工人、农民工和新型农民工四类人员的技术技能培训工作。三是为产业发展提供关键技术支持,各产业发展过程中相关企业存在因为技术、人才和资金的原因造成的种种关键技术支持的需求。
  2.2高职院校服务产业发展指数模型结构分析
  如图1所示,高职院校服务产业发展指数模型构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主要来自企业调研、企业主管单位提供、网络搜索等渠道。二是综合服务指数基本组成结构。综合服务指数由样本岗位、样本企业和样本产业三个方面组成。三是样本的选取方法。样本的选取主要考虑到各支柱产业、企业、岗位等因素与指数编制的相关度和权重数等问题。
  高职院校服务产业发展指数模型的基本数据主要采用网络搜索、定点观测企业采集、行业企业主管部门统计报表等渠道获取,服务指数相关数据单独采集成本过高,最佳途径是采用间接采集方式获取。一部分通过直接采用行业企业主管部门的相关统计数据;另一部分通过行业协会的相关统计数据获取;其他部分通过高职院校获得,高职院校与合作企业每年定时采集相关数据。
  综合服务指数模型主要由高技能人才供给量、社会培训量、技术服务量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数据的采集对象包括了三个环节的选取,一是选择采样样本区域支柱行业;二是在样本支柱行业中选择样本企业;三是在样本企业中选择样本岗位。其中,高技能人才培养量来自对样本岗位的在岗人数统计,社会培训量来自样本岗位的人数统计,技术服务量采用样本企业和高职院校之间的技术服务到账金额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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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指数编制样本选取涉及了本省支柱产业遴选影响因子、支柱产业内的样本企业遴选影响因子、样本企业中样本岗位遴选影响因子、社会培训量影响因子、技术服务量影响因子等诸多相关因素,可采用层次分析法和SPSS来对各类样本选取进行研究,先采用SPSS来对所有的相关因素进行相关分析、聚类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初步分析,然后再根据SPSS分析的结果对主要影响因子进行层次分析来完成样本产业、企业、岗位的遴选和权重的赋值。
  3高职院校服务产业发展指数模型设计
  3.1模型构建
  根据高职院校服务产业发展指数模型结构图来构建其数学模型如下式:
  Fx=∑nj=1M・∑mi=1Ajia・Bjia+N・Cji+L・Fji×Dji・Ej式中:
  M――人才支撑权重;
  N――培训权重;
  Dji――j产业中i企业的权重;
  Ej――j产业的权重;
  Ajia――j产业中i企业a岗位的岗位级别权重;
  Bjia――j产业中i企业a岗位的人员数量;
  Cji――j产业中i企业年培训量(人・日);
  Fji――j产业中i企业技术服务金额(万元);
  X――时间期限,可取近1年、3年、近5年、近10年等。
  3.2模型的运用
  3.2.1模型制的关键参数研究
  高职院校服务本省支柱产业发展指数的编制实施有几个关键参数需研究,一是高职院校服务支柱产业发展指数体系由哪些具体的指数组成和相应的指导作用;二是综合指数编制模型中人才支撑量、社会培训量;三是技术服务量三种不同服务领域之间量纲的协同问题。
  高职院校服务产业发展指数体系可以从服务对象和指数统计年限等方面来构建。根据服务对象分为人才支撑指数、社会培训指数和技术服务指数;根据统计年限分为年度服务指数、累计服务指数;根据指数辅助决策对象分为各高职院校、省教育厅等政府主管部门,如表1所示。
  综合服务指数中社会培训量、技术服务量和人才支撑之间的换算方法,主要思路是将三个方面都参照企业职员的年度薪酬换算成具体的金额。人才支撑中各岗位职员的年度薪金作为主要考量对象,社会培训量中将社会培训的生均金额与在校生相应专业学费的比值再乘以相应企业岗位薪酬的均值,技术服务量则以技术服务总金额为取值对象。最终在三者量化金额的基础上再赋予不同的权重,最终结合权重获得的指数编制参考总量。
  3.2.2模型编制工作的实施步骤
  高职院校服务支撑产业发展的指数编制工作的实施步骤主要可以分为五步:第一步,完成样本选取。完成指数编制中样本支柱产业、样本企业、样本岗位、样本高职院校遴选。第二步,建立起数据获取渠道。与企业、学校、教育厅、工信厅等相关单位与主管部门签订合作协议,建立起稳定可靠的原始数据获取渠道。第三步,完成实施模型搭建。根据样本产业、样本企业、样本岗位、高职院校等指数数据采集单位协议情况,完成指数模型的实施化构建。第四步,采集清洗数据。将各样本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清洗,清洗后的数据进行归类处理,等待导入服务指数模型中。第五步,形成当期指数。将处理好的相关数据导入整个高职院校服务指数体系的相关模型中,形成当年的系列指数。
  4结论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主要途径,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是高职院校办学的基本职责,如何量化考核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效益、对接区域产业办专业水平等问题一直是职业教育办学水平评估的一个难点,我国缺少一套直观有效的监测指标来辅助高职教育主管部门精准决策。本文针对高职院校支撑本省产业发展的三个方面编制服务指数数学模型,并从数据采集、模型构建、模型应用等方面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闭环研究,对我国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量化监测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助于高职校企业、企业和政府主管部门有效观测与考核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水平。
  参考文献
  [1]夏宗尧.编制暴雨强度公式中应用P――Ⅲ曲线与指数曲线的比较[J].中国给水排水,1990,(03):32-38.
  [2]张宏斌,贾生华.编制城市房地产价格指数的理论模型和实用方法[J].中国软科学,2000,(04):65-68.
  [3]彭非,袁卫,惠争勤,等.对综合评价方法中指数功效函数的一种改进探讨[J].统计研究,2007,(12):29-34.
  [4]史静b,莫显昆,孙振球,等.量表编制中内容效度指数的应用[J].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12,37(02):49-52.
  [5]肖翔,洪欣.普惠金融指数的编制研究[J].武汉金融,2014,(09):7-11.
  [6]贾楠,李胤.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中国创新指数(CII)研究”课题组,中国创新指数研究[J].统计研究,2014,31(11):24-28.
  [7]宫薇薇,游岳,张颖,等.全球物流绩效指数对铁路物流指数编制的启示[J].铁道经济研究,2019,(03):33-37.
  [8]王天营.综合指数编制方法的比较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0,36(15):38-43.
  [9]关永强,伍韵琛.近代中国物价指数考略[J].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04):162-171.
  [10]蔡文学,梁芬芬,顾一妙,等.基于区块链的航运指数编制方法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1,41(05):151-157.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湖南省高职院校支撑本省支柱产业发展的服务指数编制研究”(XJK17QZY001);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运作参考模型研究”(XJK18CZY020)。
  作者简介:颜浩龙,男,湖南华容人,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王晋,女,湖南湘潭人,硕士研究生,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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