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积分落户参与现状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刘雯 胡磊

　　[摘 要]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为外来普通劳动者提供了获取户口的渠道。本研究调查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参与申报积分落户的情况，分析符合资格条件的个体未申报积分落户的原因。结果显示，高学历外来人口中只有少部分比例的个体符合申报积分落户的资格条件，这些个体中有49%的人未申报积分落户。他们未申报积分落户的主要原因是认为获得落户资格的机会太小和户口对他们目前的价值相对不大。
　　[关键词]积分落户参与；生活预期；高学历外来人口；北京市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2（2023）02-0010-04
　　★基金项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22）
　　高学历外来人口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据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数据（以下简称“2018年数据”）测算，2018年北京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外来人口约279.9万。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的生活面临着多种不确定风险。一个重要原因是外来人口因无法获得凭常住户口才能享受的权利和资源而对未来感到极其茫然[1]（陆益龙，2008）。
　　北京市于2018年4月正式实施积分落户政策。“积分落户”是指通过设置一套指标体系，对外来人员落户本地的条件进行指标量化，并对每项指标赋予一定分值，当累计积分达到规定分值时即可申请落户（参见2014年7月印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积分落户为城市外来普通劳动者获得本地户口提供了一个渠道。相对于学历较低的人群，高学历人口通过积分获得户口资格具有一定的优势[2]（谢宝富和袁倩，2020）。
　　尽管如此，高学历外来人口通过积分落户获得北京户口资格也并非易事，2018―2021年，北京市入围积分落户资格的人数占申报人数的比例仅约5%。数据比较发现，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每年参加申报的人数远小于这个群体的规模。一方面，很多人由于达不到资格条件而未申报，比如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不满7年；另一方面，有一些人满足了资格条件但未申报。本研究重点分析后一部分人为什么不申报积分落户的问题，下文中的“高学历”指本科及以上学历。
　　户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浪潮，户籍制度与人口迁移的关系成为学界广泛讨论的热点话题。早期研究聚焦城市农民工的去留问题。近年来，理论界对高学历人口的户口获得对迁移目的地选择影响的研究逐渐增多。夏怡然和陆铭（2015）发现，中国的大城市在基础教育和工资上存在对劳动力流入的户籍歧视，但医疗服务对劳动力流入的影响反而随着城市落户门槛的提高而增强[3]。张小劲和陈波（2017）指出，北京市和上海市通过积分落户政策吸引了大量高学历、高技能和多财富人群，户口对福利和公共服务的依附性体现得最为明显[4]。
　　基础教育和医疗健康等公共服务对迁移目的地的选择决策具有重要影响。胡磊等（2019）分析指出，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由于没有北京户口，造成子女在本地上学的劣势，这是导致许多人迁离北京的驱动因素[5]。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存在差异。夏怡然和陆铭（2015）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劳动力越发倾向流入医疗服务好的城市。有学龄子女随迁的流动人口更看重流入地的公共教育。
　　户口是获取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等一些重要资源的凭证。这些资源对一部分高学历外来人口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的理性选择是积极地参加积分落户申报，尽可能长时间地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甚至永久性定居，这样就有更大的可能在未来获得落户资格。不过，积分落户实行的是自愿参与原则。这一类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满足条件人群的参与积极性。谢宝富和袁倩（2020）研究了北京市、广州市和深圳市流动人口积分落户的参与意愿，结果显示，流动人口的参与意愿偏低。
　　本研究认为，现行积分落户政策对流尤丝诼浠Ъ岸居的激励作用有限，导向功能不足。前文指出，参与积分落户申报需要满足一定的资格条件，谢宝富和袁倩（2020）的研究并没有区分被调查者是否符合资格条件，探讨符合资格条件的流动人口的参与行为更有价值，有必要单独加以分析。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尚未出现专门针对高学历外来人口参与积分落户的研究。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网络问卷法获取研究数据。调查自2019年1月11日开始，到2019年3月27日结束，收集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在2018年的积分落户申报、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信息。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开展调查是为了保证收集到那些提交了申请但未获得入围资格的个体的数据，因为2018年的入围名单已于当年10月公布且2019年的申报在本调查时段尚未启动。调查对象除了符合目前在北京工作和居住、无北京户口、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这几个条件之外，年龄必须在16至60岁之间，以符合国家统计局对劳动力人口的界定。
　　数据收集包括以下三个具体步骤。
　　首先，根据“2018年数据”中北京市外来人口中原户籍省份（自治区或直辖市）的人口规模占总人口的比例，采用二阶段概率比例整群抽样法获得样本，预计从河北、河南、山西、安徽、内蒙古和天津各随机抽取300个、200个、100个、100个、100个、100个调查对象。
　　其次，实施在线问卷调查。本研究购买wjx.cn的样本服务。wjx.cn的样本服务用户覆盖国内90%以上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最后，在筛选有效问卷的基础上，根据研究需要进一步去除以下问卷：学生样本（2份）、年龄小于16岁或大于60岁（9份）、收入值缺失（1份），最终用于数据分析的样本数是894。
　　（二）样本描述
　　研究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受访者的平均年龄是30.47岁，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大学本科学历的比例高于研究生学历，已婚者比例比未婚者高约23%。

　　职业方面，参考仇立平（2001）对上海市居民职业地位的分层，受访者的职业从高到低依次分为国家部门人员和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四个层级[6]。国家部门人员和单位负责人包括企业/公司厂长经理或负责人、工商税务干部、私人企业主等。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外商代理人、律师、大学教师、国企职员、演员、音乐家、记者和科研人员等。中高级服务人员包括工程师、会计、中小学教师、私人企业职员和销售员等。技术工人包括家电维修工、厨师、出租车司机等。数据显示，中高级服务人员的比例最大，超过了样本人数的一半。专业技术人员紧随其后，比例约为中高级服务人员比例的一半。再次是国家部门人员和单位负责人，比例约为样本人数的五分之一。比例最小的是技术工人，约为2%。受访者的人均月收入是13059.51元，相对较高。
　　将“2018年数据”中北京市本科及以上学历外来人口（仅统计16岁～60岁人口）称为“北京样本”，将调查样本与“北京样本”的结构进行对比。结果显示，调查样本中研究生学历的比例是45.86%，“北京样本”的比例是13.94%。这表明本调查中研究生学历的比例高于真实数据，基于本调查的研究结论更能反映研究生群体的行为规律，应用这些结论时需要加以注意。
　　同时，调查样本与“北京样本”相比，已婚的比例较低（前者是61.52%，后者是82.23%），这可能与研究生学历的比例偏高有关，因为学历高的人群结婚相对较晚；平均年龄略低于北京样本（前者是30.47岁，后者是33.96岁）；女性比例略高（前者是59.73%，后者是55.98%）。考虑到年龄和性别的差别较小，它们引起的结果偏差也可能较小。
　　（一）积分落户参与申报情况
　　894个高学历外来人口中，有241人符合申报积分落户的资格条件，占比为26.96%。这个比例高于真实数据，原因可能是调查样本中研究生学历的比例偏高。样本中不符合申报资格条件的有653人，占比为73.04%。
　　241名符合资格条件的高学历外来人口中，124人申报了积分落户，占比为51.45%；117人未申报积分落户，占比为48.55%。
　　（二）符合资格条件人员未申报积分落户的原因
　　本研究于2019年10月至2021年2月对27个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进行访谈，收集了他们知晓和申报积分落户的详细信息[7]（胡磊和肖玉然，2022）。在访谈中，一些高学历外来人口说明了未申报积分落户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自身条件不占优势，获得积分落户资格的可能性小。第二，户口对自己现在的用处不大，目前不存在想让孩子在北京上学之类的问题。第三，在北京买不起房，获得户口也无助于买房。
　　研究指出，户口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依附的公共服务及福利（张小劲和陈波，2017），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与人们的生命历程阶段紧密相连。为探明受访者未申报积分落户的原因，本研究分析了他们的社会人口学和社会经济特征。
　　除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之外，本研究还调查了个体的家庭特征。研究指出，家中是否有6岁以下孩子、家中是否有6岁～16岁孩子、家中是否有65岁以上老人都会对乡―城迁移决策和城市永久性定居决策（Hu等，2011）产生影响[8]，本研究将它们作为三个分析依据。本研究还考察个体在北京是否与家庭成员（指孩子、配偶和双方的父母）共同居住这个社会经济特征，因为与家庭成员同住增加了对属地的公共服务需求（张小劲和陈波，2017）。
　　研究表明，在北京的住房a权状况影响技能移民的外迁决策[9]（Hu等，2022）。因此，本研究还关注个体在北京的购房情况。
　　符合资格条件的高学历外来人口中未申报和申报积分落户的人群的特征如表2所示。未申报人群的研究生学历比例略低于申报人群，前者的个人月收入均值比后者低约3300元，但都没有显著性差异。不过，未申报人群在京有自购房的比例显著低于申报人群。
　　根据《北京市积分落户申报手册》的规定，与申报人群相比，未申报人群至少在教育背景、纳税和合法稳定住所三个指标的积分上处于劣势。其中，合法稳定住所指标的劣势更为明显。这印证了未申报积分落户的高学历外来人口认为自身条件不占优势、获得积分落户资格的可能性小的观点。
　　分析个体的生命历程阶段及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未申报人群和申报人群的平均年龄比较接近，且都比较年轻，表明个人对医疗和养老保障等资源都没有紧迫的需求。两个群体家庭中有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比较接近，大约都是50%，说明他们的家人对医疗资源的需求也相对缓和。
　　与申报人群相比，未申报人群的特征是：女性比例显著更低；未婚比例显著更高，表明没有孩子的比例更高；家中有6岁以下孩子和6岁～16岁孩子的比例都显著更低，在京与孩子、配偶和双方的父母同住的比例显著更低，说明对北京的基础教育资源的需求迫切程度更低。上述数据结果与未申报积分落户的高学历外来人口认为户口对自己现在的用处不大、目前不存在想让孩子在北京上学之类的问题的看法相一致。
　　从经济条件来看，未申报人群的职业类型与申报人群存在显著差异。数据显示，前者的“国家部门人员和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两个高层级职业的比例低于后者的比例。高层级的职业与更高的收入、权力和声望相对应（仇立平，2001），因此，未申报人群的经济条件没有申报人群的经济条件好，前者要实现在北京买房的目标更加困难，这与未申报积分落户的高学历外来人口认为在北京买不起房的情况相符。


　　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为高学历外来人口获得北京户口提供了一个渠道。与其他以自愿参与为原则的社会公共政策一样，积分落户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标群体的参与程度，还有非常多的符合资格条件的高学历外来人口并未参与积分落户的申报。本研究调查北京市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外来人口，分析他们申报积分落户的情况及符合资格条件的高学历外来人口未申报积分落户的原因。
　　研究发现，高学历外来人口中只有少部分比例的个体符合申报积分落户的资格条件，这些个体中有49%的人未申报积分落户，主要原因是认为“获得落户资格的概率太小”和“户口目前的价值相对不大”。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以后可以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高学历外来人口申报积分落户的比例。
　　[1]益龙.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8（01）：149-162.
　　[2]谢宝富，袁倩.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积分落户参与和定居选择研究――兼谈积分落户政策实施成效与优化路径[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5）：77-86.
　　[3]夏怡然，陆铭.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5（10）：78-90.
　　[4]张小劲，陈波.中国城市积分入户制比较研究：模块构成、偏好类型与城市改革特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06）：1-10.
　　[5]胡磊，陆秋宏，孙茂华.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再迁移的微观机制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09）：54-67.
　　[6]仇立平.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03）：18-33.
　　[7]胡磊，肖玉然.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对高学历人才生活预期的影响――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J].西北人口，2022（02）：102-113.
　　[8]Hu F， Xu Z Y， and Chen Y. Y. Circular migration， or permanent stay？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Curban migration[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1.
　　[9]Hu L，Liu Y S，Sun M H，Lu Q H. To Leave or Remain？ Out-migration of Skilled Migrants in Beijing， China[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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