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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加息势在必行?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本刊编辑部

  宏观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即让经济冷却,又不至于创伤很深,这是目前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但对于如何让经济“软着陆”,许多专家意见不一。日前,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太区经济学家陶冬,摩根士丹利亚太区经济学家谢国忠,摩根大通大中华区经济学家郑杏娟,高盛亚洲大中华区经济学家梁红四位国际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就要不要加息发表自己的看法。
  
  正方:支持加息者
  
  陶冬:加息只是时间问题。用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来控制过热的最佳时机已过。
  这一轮经济过热的主要特征,还不是通货膨胀,而是瓶颈现象,表现在电力、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急剧短缺。这些基础产业领域的投资周期非常长,即使加价,它的产能也不可能马上提升,而同时,国家在这些领域还有一定的价格限制。因此,价格上涨有限,但是供求之间的缺口急速地拉大。以电力为例,全国22个省市出现拉闸限电,目前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办法,但到今年夏天时,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会让政府花更大的力气踩刹车。
  瓶颈现象会产生一系列挤出效应,会挤出一系列缺乏议价能力但对于国计民生极其重要的产业。比如,在电力求大于供的情况下,钢铁厂和电解铝厂有更大的能力,让发电厂把电给它,反而减少了出口应该得到的电。又比如铁路,全国每天的运力是10万车皮,但现在需求超过20万车皮,农产品没有议价能力,会得不到足够的运力。正是这些对国计民生极其重要的产业,受到的伤害最大。
  谢国忠:若从贷款的供求分析,中国的利率可能错位了,一些银行无钱可贷出,财政部卖不出国债,这显示目前的利率太低了,也就是说,借款人需要的钱超过了银行体系能供应的量。若不提高利率,很难降低贷款需求,中国在冒没有钱的风险。
  梁红:现在越来越明显,真实利率在不断往下跌,这肯定对人们的行为有不好的影响,加息和调整汇率都应该尽快考虑。
  中国的货币和汇率政策都是在经济低谷时制定的,是刺激性的。我们上一次调整利率是在2002年2月,当时预期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会走弱,但事实恰恰相反。
  至于是调利率还是汇率,从纯经济学讲,当然是调汇率的成本比较小。因为动汇率,出口会受一些影响,但进口商会受益。而且如果真想增加一些消费的话,老百姓是高兴,因为富有了。而且,现在有一些通胀的压力,是进口的原材料带来的。如果升值,本身就从上游把它拿掉了一块。但是,如果动利率,是每人一刀。
  不过,动一动利率,总比什么都不动强。
  目前不少人反对加息,理由是,这次经济过热只是局部的,不少部门依然偏冷,而加息是一种全面性的措施,会对依然偏冷或不那么热的部门造成损害。对此,陶冬说:这充满了当年计划经济的错误,从思路上,只不过在国家指令外面包了一张信贷管理的外衣,但讲穿了还是微观管理。
  陶东认为:尽管表现形式是钢铁和电解铝等行业大幅度过热,但背后反映的却是整个经济的资金流动性过大,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随着通缩的消除而作适当的调整。这就像一个烧着水的壶,你看到蒸汽冒出来了,就去压蒸汽的孔,但是,如果你不撤去火,这个孔被压住了,蒸汽必然从另一个孔出来。另外,都说钢铁和电解铝过热,我看石化和造船一样过热,一点儿也不亚于它们,凭什么上面定出来这些领域过热,而另一些领域没有过热。
  对于央行是否决定加息,恐怕还要再观察一下,陶冬认为:中国经济恐怕要比我们单谈一个经济问题要复杂得多。现在就业问题相当严峻,个人消费出现了好的势头,但能不能加上出口就能担当起经济软着陆的重担,现在看来还是未知数。未知数对于经济学家来讲只是一个词,但对于决策者来讲则意味着风险,在措施采取上自然会比经济学家更加慎重。但从思路上讲,部分调控的思路是错误的。如果资金流动性不抽出来,你堵住一个窟窿,只会从另外一个窟窿冒出来。
  梁红:现在的争论很凶,有认为完全过热的,有认为部分过热的,还有人认为一点都不热,但争论本身就代表经济处在拐点附近。央行还需要时间来形成一个共识。
  中国的经济在这么长时间的过冷之后,肯定是不均衡的,有一个传导的过程。有人说,就像“脑袋在炉子里,脚在冰箱里”。但是,如果到年底什么都不动,明后年的大起大落的概率就比较大了。即使没有大落,但如果资本的价格错了,一定会有错误的行为出来,投资会大,会形成资产项下的通胀。
  
  反方:反对加息者
  
  郑杏娟:我是反对提高利息的,原因有三:第一,它会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即使用比较软性的方式提利息,即允许商业银行更大地往上浮动幅度,也会鼓励企业来借外债,因为如果单纯地提高人民币基准利率,借美元利率会更便宜。除非他们给外债征税,把它的成本同步提高,因为外债利率成本中国没法控制。
  第二,这次经济过热,不是普遍性过热,要是提利息,谁都受到伤害。
  第三,在英文中有一个词,叫做AdverseSelection(逆向选择)。即那些还得起钱的借款时反而变得谨慎,因为借款成本变高了;而那些还不起的借款人,反正还不起,管你多高他也借,所以借款人的质量其实会下来。
  对于人民币贷款利率目前远高于美元利率,所以提高人民币利率会进一步扩大利差,加大套利空间。但是,对外债征税的可行性,郑杏娟表示:我觉得是有必要征外债的税,其实他们早就应该这样做。据我所知,拉丁美洲曾经做过。做起来效果好还是不好,大家有不同争论,每一个政策都会有不同争论,有些说好,有些说不好。央行在面对很多外汇流动性进来的情况下,能够限制一下短期外债,不妨限制一下。
  对于提高准备金、实行差别准备金率,再加上外债征税,是否可以实现经济软着陆,郑杏娟说:外债征税只是我的建议,不知道会不会采纳。如果征税了够不够?不够!因为银行贷款的增长去年10月份开始回落,尽管今年2、3月份没有回落,但至少没有往上升,这个趋势并不那么坏。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额上的特别快。这就说明,仅仅控制银行贷款是完全不够的。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固定资产投资会增长这么快?第一,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央政府要卡紧了,但还是能上项目,为什么,因为卖地的收入很高,这一块钱它是可以支配的;还有就是企业,看到上游产业的产品价格上升得特别快,那我赶紧去投,我要是晚人家产能上来了,到时我要赚钱就困难了。对许多行业来说,高盈利加上股票市场融资,使得贷款需求降低,这就是银行贷款没反弹得那么高,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反弹了那么高的原因,这本身也说明,光是控制贷款是没有用的。
  那么应该怎么办,郑杏娟说:现在情况好起来了,原来一段时间,只是给人民银行压力,给银监会压力,给商业银行压力,你们贷款不要增长太高;现在意识到了光给银行压力没用,财政那一块可以用,对那些过热的行业,你不喜欢,你就给他征税。
  对如何征税,能否达到效果,郑杏娟说:比如,可以对投资额征税,我国以前征过投资方向调节税。我觉得效果应该会好,因为行业针对性特别强。具体哪些行业,政府已说过好多今后可能有生产能力过剩的风险的行业,包括高档房产、低档的钢件、水泥、电解铝、小煤矿,对汽车也有些担心。不过郑杏娟表示,标准的设定肯定需要斟酌,越想微调,执行越困难。
  对于现在的过热与1993年的过热,在程度上有什么差别,郑杏娟说:1993年~1995年,经济一下子就上来了。当时很快很高的投资,持续了3年,而且零售额的消费增长也上得很快。这次过热是一次投资的过热,而不是全面的过热。二者的区别是,全面过热的通货膨胀会特别快,特别高,当时粮食价格增长了40%以上,城市的通货膨胀是20%多。这种情况下,你不得不一个急刹车。
  现在需要吸取的教训是,1993年过热时,事实上还有一个自下而上的紧缩的东西在里头,当时可能就没有注意到。而目前的投资越多,今后的产能过剩就会越厉害,这本身是一个微观的紧缩。这方面已经有教训了,这就是1995年以后中国经济连续几年的通货紧缩。我们现在投资这么高,今后有产能过剩的风险,所以现在也不可以做得过猛,而应该有一个通过产能来逐渐调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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