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开启复杂经济革命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章玉贵
摘要：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改革既需要关键领域的突破，更要有新一轮的整体设计。
关键词： 经济转型；经济革命；十二五
中图分类号：F121
今日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
“十二五”既是中国经济迎来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过渡时期，也是中国经济能否初步实现增长动力切换的关键五年。中国要力争在十年内实现经济增长由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阶段向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增长阶段转变。既需要清晰的路线图及与之匹配的政策执行力，也有赖于所有参与主体从战略高度上重视此次转型的国家意义和世界意义。
一、经济增长动力不确定性将增加
对于习惯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中国民众来说，假如中国经济在未来某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增长疲劳，以至于政府对其进行“热启动”也无济于事的话，是否会感到讶异呢？当然，有人会搬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认为它同样适用于中国经济增长。也就是说，本轮平均每年高达9.7%的增长周期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钟情于比较优势且对中国经济一向保持乐观态度的林毅夫就曾预言：由于中国人均收入与产业国际分工水平较低，升级空间非常大，投资机会也非常多，因此未来二、三十年里完全可以保持9%以上的高速增长。
笔者一点也不怀疑“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适度快速增长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但当中国经济规模迈上具有指标意义的5万亿美元的台阶之后，中国经济若要继续求得后续30年的类似增速，无疑是超高难度命题。而且从经济增长的质量来看，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众所周知，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尚处于中下等阶段时就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没能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加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进步与技术应用方面进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导致全要素生产率（TEP）在1995年以后就处于低增长期。[1]这意味着中国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一）中国迄今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方面仍未取得根本性突破
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和技术性条件尚在建立和形成之中。环视当今世界经济规模排在世界前六位的经济体，中国无疑是其中经济制度最不完善和整体技术水平最为薄弱的国家，国民福利水平亦是最低的，这就为经济持续增长种下了不利条件。且不论整体实力遥遥领先的美国在未来20年里都将是国际经济格局中无法回避的主角，也不说工业实力雄厚的日本和德国在巩固自身优势方面的那股韧劲，就拿经济实力有江河日下趋势的英法两国来说，尽管有部分国际舆论在预测未来世界经济竞争主角时已经用印度和巴西来替代他们，但谁要是忽视了上述两个老牌工业强国（不要忘了英国还是顶尖金融强国）的惯性优势和在维护既有地位方面的资源整合能力，谁将迟早为之付出代价。坦白的说，今日中国在面对二流工业国家竞争时一点也没有骄傲的资本。例如，英国深知，其在经济规模上被中国超越之后是不可能再追赶上来的。但英国一定会深耕金融优势、扎实基础研究，并致力于提高工业技术和设计水平，而且英国对前沿技术的先期投入今后将进入收获期。而这正是中国的短板。假如中国在吃尽制造业红利之后没能实现产业的整体升级，而服务业的成长空间又不能相应扩大，则不仅会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还会面临价值洼地国家日益严峻的竞争挤压，届时经济出现大范围的滑坡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中国在市场与法治方面的补课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以及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是经济转型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仅仅这两个环节，就够决策层伤透脑筋的了。
（二）福利增进作为促进消费增长和经济困难时期保持社会稳定的减震器，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
众所周知，过去30年间，中国尽管凭借“全民补贴生产”的增长模式取得了超高速的增长，但宏观经济风险却在不断累积，经济内外失衡。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使得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的启动。尽管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处于经济起飞时期的国家，在追求经济效率和财富增长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拉大是难以避免的。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施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的确具有较强的工具价值。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并超过国际警戒线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收入差距拉大，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亦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人相信，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能够建立在经济结构日渐失衡、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基础之上。
（三）破解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外部约束条件也是考验政府智慧的艰难命题
今日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并非GDP突破5万亿美元之后下一步该跃上哪级台阶问题，而是要避免日本在进入5万亿美元俱乐部之后所患的巨型经济体综合症，并尽力避免在西方热捧的所谓“中国模式”中滋生焦躁心理。20年前，掌握最多力量工具的美国既然都可以将与自己在同一战壕中的日本间接拖入“失落的十年”，为什么今天就不能如法炮制来敲打中国？尤其当美国正处于相对实力下降、维护国际地位成本不断增加的敏感时期，美国更有这个战略冲动来打压中国的发展势头。事实上，从今年以来美国在经济、金融以及地缘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动作来看，意图围堵中国的趋势十分明显。假如我们在这方面稍有松懈或出现战略性失误，就有可能付出沉痛代价。
可能危险还有：假如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最终破灭，且主要发达国家又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方面频频对中国发难，则中国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情况下，在经济遭受重创之后错过重振的时间窗口。
二、经济转型开启最复杂经济革命
笔者认为，业已启幕的中国“十二五”规划大戏如果能够真正开启中国经济战略转型之路，不仅将在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史上极具标本意义，而且在形成“中国模式”过程中贴上令人信服的标签。正如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日前所说的：“中国发展所带来的系统性、结构性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经济转型正经历着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我将堵住压在中国最终能够转型成功上”。
斯宾塞的乐观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看好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一系列支撑因素，例如政府在促进经济转型中巨大的行为空间。不过，了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在经济增长方面已经被证明为八段高手，但在如何转型，如何找到转型的切入点以及适应经济转型的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这些年来的进展与国家和社会的期望却有一定距离。事实上，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中央就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并初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转型框架；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2007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但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的，中国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不仅没有得到清除，反而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的增长依然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而是由行政机关定价的或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以要素价格压低为特征的行政定价尽管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却导致了价格的扭曲。所有这些约束条件的存在，使得经济结构的优化，内生的技术进步，集约增长的科学发展在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实现。
如果说，在中国经济规模和财富蛋糕并不太大的1995年前后，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还可以适度牺牲转型时间窗口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当中国的年GDP以及登上5万亿美元的台阶，且具备较为充裕的物质基础和较强的社会承受力来支撑转型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之后，发展方式变革就不应仅仅是口头上的宣誓，而当成为关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迫切战略命题。
可以说，全球都在关注并将持续中国这场迄今为止可能是最复杂经济革命的最终命运。放眼世界经济发展史，无论是欧美和日本，都没有今日中国如此复杂的国情，尤其是如此庞大的人口、参差不齐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极为复杂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中国还不具备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可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便利条件。而且发端于英国、兴盛于美国并以成熟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促进美欧和日本经济和产业升级早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而其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最多只能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是在没有一整套现成的改革理论指导下渐进式探索，并逐步取得进展的。
值得欣慰的是，“十二五”规划《建议》给出了较为清晰的转型路线图，但如何让长期受制于传统增长模式路径依赖的各级各地政府全面理解和切实贯彻这张路线图，却不是一朝一日之功。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战略转型涉及的不仅仅是增长模式的转型，还包括政府自身的建设和改革，例如，要尽快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但从各国政府改革的历程来看，对政府行为的规制往往是说易行难。此外，伴随经济转型过程还要有相应的产业革命为支撑，中国如不能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环节的地位，国内消费者收入的显著提高亦是一句空话；至于适应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政绩考核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集聚了巨大民怨的房地产市场秩序清理和相关改革，等等，无一不需要决策层拿出前所未有的改革决心和前瞻性的改革措施，也同样离不开作为政策落实层面的各地政府全面升级发展思维，消除地方政府和中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合作博弈。
三、拖延改革将会增加转型边际成本
可见，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改革既需要关键领域的突破，更要有新一轮的整体设计。
因此，为了避免“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一些比较好的思路在实践中落空的现象，政府一方面应该集中海内外真正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人与有关市场人士的智慧，通过周密论证，拿出一套关于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整体性框架来；并结合业已进行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尤其是低碳排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制定中国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的主导产业发展导向；另一方面，更要思考如何加强政策的执行力，防止一项好的改革措施在执行中变调甚至干脆不执行的现象屡屡重演。尤其是要加大对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约束，切实改变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解除各级各地官员的GDP情结,加快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步伐。即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同时，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实现政府转型，使得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以及农村改革相结合，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银行业改革以及证券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相结合，以建立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使经济主体保持活力的微观机制。进一步地，政府在释放权力、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应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有序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后，“十二五”期间，应该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
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彻底转变可能需要两个五年规划。各级各地政府既不能以追求增长为由而拖延经济转型，也不能在没有清晰路线图的情况下急于求成。业已具备转型条件的沿海发达省份理应在这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出适应中国经济转型的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1] 章玉贵.经济转型倒逼内生经济增长模式[N].上海证券报.2008.12.16.
（编辑：王露）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37821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