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看张居正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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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侍冰冰
提要张居正经济改革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统治危机时,地主阶级对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我救赎。张居正改革体现着典型的中国古代改革的反复性、不彻底性和利益博弈关系。通过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完整再现张居正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过程。进而通过国际比较的视野,分析当时中国和西欧所面临的改革发展道路。提炼出中国古代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为当今中国的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一条鞭法;新制度经济学;资本主义萌芽;张居正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
万历元年,即西元1572年,年仅十岁的明神宗朱翊钧登上皇位,成为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与此同时,四十七岁的湖北江陵人张居正也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成为王朝的内阁首辅。十岁的皇帝只是个孩童,但五十岁左右却是一个政治家的黄金年龄。没有皇帝的掣肘,可以让这位进士出身的楚人放手一搏了。然而,此时早没有了洪武永乐的文功武治和仁宗宣宗的文治,明王朝早已江河日下、百病丛生。但作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阶层――进士中的一员,作为有着经国济世抱负的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一员,张居正不会放任国家就这样衰落下去。“慨然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张居正是务实的,他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革,给这个衰弱的王朝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然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十年之功毁于一旦。此后的明王朝便在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的风雨飘摇中轰然倒地了。倘若张居正改革能够推行下去,历史或许能够改写,可惜世间已无张居正。
一、张居正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征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蔓延,官府徭役不均,大量的农民纷纷破产逃亡。同时,地主侵占隐瞒土地,造成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导致社会出现动荡的危机。在政治改革初有成效地进行的同时,首辅张居正开始推行富国均赋的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措施主要有清查土地、改革赋税和实行“一条鞭法”。张居正的经济改革,从时间上看无疑是迅速的,从效果上看也是成效斐然的。通过对张居正经济改革的仔细研习,不难从中得出改革的清晰的特征。
首先,取得了来自于最高统治集团的支持。作为一名干练的中央政府高级官员,早在嘉靖年间,就受到首辅徐阶的赏识;也和内阁重臣高拱的关系良好;同时和后宫结成政治联盟,取得了后宫太后的支持。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的基础不是官方的义务,而是个人的目的,不是对抽象规范的服从,而是一种严格的个人效忠。通过效忠于皇太后,张居正获得执政和改革的权力。
其次,具体的经济改革的步骤是分两步走的。要想顺利推行经济改革,必须实现掌握国家经济状况。当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就是土地。所以,清丈田亩就成为重中之重的工作了。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共清丈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土地丈量顺利完成之后,那么对经济和财税的改革就提上日程。张居正的经济改革在经济史上一般归结为“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1、赋役合二为一,将田赋和徭役合并征收,并将部分丁役摊入田亩;徭役按丁数和田亩摊派,一概征银;2、田赋征银,除苏、松、嘉、湖、杭等府外,其余所有实务皆改为用银折纳;3、可以出钱代役;4、赋役银征收由地方官员直接办理。
第三,改革所涉及到利益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改革激励来看,张居正的经济改革是为解决当时的经济财政困难而进行的。按照诺斯的分析,张居正所要改革的时弊,乃是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加上其执行的方式的错综影响的共同结果。虽然是低效的,却有很强的稳定性。所以,在改革进行之初,就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通过土地的清丈和一条鞭法的实行,在经济上取得了相当成效。由于将部分田赋和徭役摊入田亩和可以出钱代银,这就部分放松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此外,赋役征银,也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为农民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提供了可能。所以,张居正的改革受到了下层特别是农民的欢迎。由于改革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稳定了社会。所以,既得利益集团因虽蒙受损失而进行的反对与破坏也没有成功。张居正的经济改革还是顺利推行下去了。
二、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改革分析
中国历代王朝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封建生产关系的调整,缓和阶级矛盾,维系王朝的平稳运转。明朝中后期,立国初年的轻徭薄赋让利于民的政策已经不再实行了。宗室贵族和大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农民的土地很少,土地兼并使得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如何通过政策的调整,使得这种矛盾得以缓和,就摆在了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面前。打破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势必关系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当一种制度发展到均衡的状态,内部的力量不足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时候,势必引入外来的力量以打破原有的均衡。在这种制度均衡中出现获得收益的机会,并且变革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时,变革的发生就是很自然的了。经济改革作为一种主动的制度变革,就是引进新的制度安排,打破原有的制度均衡,以实现制度变革的预期收益。关键问题是,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究竟以谁为主体来衡量变革的收益和成本。农民、官僚地主和中央政府(朝廷)都是改革的当事人。作为既得利益的地主阶级,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中央政府的改革肯定会损害到本阶级的利益。那么,一个具有经济理性的政府,对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阻力以及改革的收益和成本,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当边际政治收益大于边际政治成本的时候,便是改革的最后方案;当然,政府政治收益就是其获得的执政支持,而政治成本也就是遭受的政治批评或者政治的反对。采用经济学成本-收益的一般模型来解释张居正的经济改革。从经济学的视角看,任何收益都要付出成本的,国家的经济改革也不例外,而且也遵循着一般商品的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的经济学规律。在图1中,以横轴表示改革推进的时间,以纵轴表示改革的边际成本或边际收益。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规律,随着改革时间的推进,边际收益递减表现在边际收益MR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而边际成本递增表现在边际成本曲线MC向右上方倾斜。按照经济学的解释,交易(本文中为改革)就发生在边际收益曲线MR和边际成本曲线MC的交点处,即是均衡点处。张居正改革的最大的阻力则来自于既得利益的集团的阻挠。但是,凭借着高超的政治能力,张居正还是把改革顺利推行下去。
在图1中,可以解释这种改革的演进过程,在0～T0时间段,推进改革的边际收益MR曲线高于边际成本曲线MC。因此,这个阶段是改革的初期阶段,改革的收益大于成本,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在这个阶段中,张居正成功地进行政治改革和土地清丈,为其经济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在T0～TI阶段,则是改革的攻坚阶段,改革与反改革的力量反复博弈,也是改革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进行经济财政改革。虽然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对,但还是取得部分的成功,社会开始安定、生产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开始增加。T2就是改革的临界点。以后的阶段,也就是改革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时候了。当张居正逝世时,明朝的制度变迁尚没有进入“临界结合点”。张居正十年改革,一旦身死,尽被废除,改革终究还是失败了。(图1)
在中国古代,改革面临的最大的阻力即改革的政治成本则是来自于守旧官僚,来自于“祖宗之法不可变”,“利不百不变法”的观念深深烙印在封建官僚中。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多以失败而告终。而强势的张居正深谙此理。在变法之初,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后宫太后的支持,同时,利用自己的首辅地位,罢黜执行不力的官员。终张居正为相十年,经济改革还算顺利进行。
张居正改革是为缓和阶级矛盾,重振明王朝。但是,他却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就是皇帝宗室和地主官僚集团,张居正的改革是对旧制度的革命,保障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利益不受侵犯,从而达到发展生产、稳定社会、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看,这是通过制度的供给,达到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的总效用。然而,这也是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社会变迁势必遭受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张居正在世时,凭借手中的权力,尚能把改革推行下去。当这位铁腕宰相去世后,改革就被废除了。
三、国际视角下的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所处的时代,正是世界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欧洲各国新兴的商人表现出对财富的巨大渴望。当狭小的欧洲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时,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大洋。新航路的开辟与新大陆的发现,为欧洲提供了原料产地和商品的销售地。西欧强国政府也积极为本国的商人服务而争夺海上霸权,这都宣告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因为产品能够外销到海外的广阔市场,也就拉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迅速发展。同时,促进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壮大。16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打败欧洲强国西班牙,攫取了海上霸权,成为欧洲霸主。此后的将近300多年,资本主义在英国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
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发展的经济学规律,当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关系发展到相当水平时,就会出现反映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要求的大致相同的经济现象和因素。此时大洋彼端的中国,在富庶的江南一带,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采用白银缴纳赋税,就充分说明了当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富裕的劳动力供给给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潜力。据估计,当时中国的人口约有1亿。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脱离于世界,中国的丝茶等传统产品一直畅销于欧洲。中国产品的富足使得中国出现多年的贸易顺差,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著名的“隆庆开放之谜”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基于中国的贸易出超和大量的白银流入,有学者甚至认为1800年以前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是在中国而非欧洲。
四、改革的评价
张居正的改革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当时就有人给予很高的评价。“万历初政,百废俱举,四境俨然,太仓太仆积之七百万石,居正为政可谓能起衰振弊。”但是,张居正的改革是有致命的缺陷的,他并没有反对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他要改革的只是明朝在200多年的运行中出现的制度的异化,即由于长期的正式制度的供给不足,从而导致非正式制度在国家经济中泛滥。他没有认识到是正式制度出现的问题,也没有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去代替旧制度。虽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苛责于古代人。但是,放眼当时的中国和世界,明王朝在各个方面都是领先于英国的。中国的技术、商品货币发展的水平等等,至少是和英国在一个起跑线上。
那么,中国欠缺的到底是什么?制度。制度的欠缺使中国陷入了长久的落后。“制度是一个制度要素构成的体现:信念、组织和规则”。制度就是一个共同的信念、健康的组织和完善的行为规则。制度是法制政府的保证。分析张居正的改革,却没有规范性操作而言,全唯张居正马首是瞻。这是一个典型人治政府。人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区别在于人治政府依靠的是领导人都品质而法制政府依靠的是制度。人治政府不用考虑制度的约束,所以是高效率的,这也是张居正改革能够迅速推进的原因,同时也是能被迅速废除的原因。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焉也”。
分析张居正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信念。对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张居正没有做好更多的解释和宣传。而是凭借权力强制推行。对于张居正的任何决策,就连六部的尚书也只能随声附和,而不敢有异议。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缺乏制度稳定的基础,也就为失败埋下了伏笔。对于组织的建设,张居正通过前期的考成法等政策建立了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政府。这极大地方便了改革的推行。规则的完善也是欠缺的,张居正并没有把他的改革措施通过正式的法律制度固定下来。或者,那个时代就根本没有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就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于保护财产的制度。
张居正的经济改革有利于赋役的平等,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与西欧不同的是,改革的推动者没有和商人手工业者结成联盟也即改革没有坚实的阶级基础。这样的后果,一是改革必定走向失败;二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前途堪忧。假如中国也能像西欧一样,由政府支持保护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那么,中国的资本主义必定和西欧一样迅速发展。如果当时的资产阶级足够强大,又由于明王朝中后期的帝王怠于政事,那么就和稍后的英国一样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可惜,这些都是假设,但绝不是没有任何可能。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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