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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投资过热问题

作者: 范宸瀚 潘庄晨

  投资过热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的一个重要问题。从2000~2004年,中国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42.3%和43.9%。呈现一路飙升状态。而与此同时,中国最终消费率却一直处于低位水平并保持持续走低态势,最终消费率从1985年的66.36%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下降尤其厉害,从1981年的53.1%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众所周知,过低的消费率以及与之相伴的高储蓄率将导致投资的迅猛增长。所以,在考察中国投资过热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国内的消费水平进行考察。
  
  一、中国低消费的内在原因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经济学界便已展开了对中国消费的研究。在近20多年的研究过程中,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问题一直被国内经济学家所关注。1986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与美国基本相同,但自1988年起不断下降,1999年达到最低点,2000年稍有回升,但仍未超过1998年的水平;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1991~1999年一直在下降,而且降幅比城镇居民更大。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消费倾向的递减意味着收入水平的极大提高,但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尚不足800美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还不到300美元,而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889美元的美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却达0.96。在相对极低的收入水平下,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持续的下滑,这一事实构成了现代消费理论的一个谜团!那么决定中国低消费的本质原因到底是什么?
  在2006年3月,中国国内的平均消费水平占GDP比重约为45%,然而在2000年基尼系数为0.417时,占总户数20%的富有阶层收入便已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00年后,基尼系数每年呈增加趋势,一直到2006年,基尼系数攀升到0.496。毫无疑问,在2001~2006年六年中,每年的占总户数20%的富有阶层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比已经远远超过了2000年的51%。而2005年我国居民收入总额为83,246.6亿元,以2000年的20%的富有阶层收入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保守数值估计,2005年总收入中也仅仅只有低于49%的部分,即40,790.834亿元被80%普通居民所拥有,而截至2005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0756亿,80%的人口数量是10.46048亿。所以,保守估计在2005年,我们发现全国80%的普通收入者的年平均收入仅为3,899.5元。而2005年全国居民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为7,942.88元。就算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普通大众相同,在扣除占有51%收入的20%的富人后,2005年全国80%的普通大众消费支出也在7,942.88元的一半3,971.44元以上。而如果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全国80%的普通大众的消费支出则将远远超过3,971.44元,而该保守估计数值也和全国80%的普通收入者的年平均收入仅为3,899.5元相差无几。这表明,普通大众的收入就算没有全部用来作为消费支出或超额支出,也绝大部分用作了消费支出。
  所以,由最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消费问题,我们一直以来感到彷徨的问题的解答竟然是因为我们提错了问题!换言之,如果将中国的居民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拥有国内居民收入51%以上的20%的居民;另一部分则为拥有低于49%的国内居民总收入的80%的居民。问题可以被改为:对于这两部分居民,其平均消费倾向是否仍然较低?
  根据以上分析,答案很明显,就是占80%总数的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很明显地接近于1。而占人口20%左右的富裕阶级的平均消费倾向则较小,但是这较小的平均消费倾向并不构成让我们困惑的问题,因为对应这部分拥有较小平均消费倾向的人群拥有社会51%以上的财富,而较高的收入所导致的较低消费又完全可以为经济学理论所解释。所以,在将国内的居民划分成两部分后,分析发现:中国的平均消费倾向并不存在过低的问题,真正引起国内总体消费与国内总体收入存在较大脱节的真正原因是:国内越来越大的基尼系数和收入分配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
  
  二、中国投资过热的深层次原因
  
  1、低消费的内在原因导致了高投资的无法平抑性。由此可见,在国内由于现行的收入-分配机制所导致的长期消费的低迷状态下,国内投资的长期迅猛增加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投资在我国的这种增加情况有其独有的特征:由于收入-分配的两极差距所导致的高收入阶层的过多收入无处可去,在一定情况下必然转化为资本投资。国内的高收入阶层基本上都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获得高收入的阶层,这是因为现行中国的劳动力众多,导致了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价格低下,从而,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在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之间必然出现分配上的极大差异。而这一极大的收入差异又导致了占80%的普通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的低下,从而导致了对消费品需求的疲软。在国内市场上,虽然存在对消费品的需求疲软,然而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势头及对经济前景的盲目乐观,则导致了20%高收入阶层将其收入投入到国内的消费品生产中或投资到资本品市场及房地产市场上。在普通大众的消费能力受到收入制约、消费需求疲软的前提下,增加的消费品市场上的投资则造成了国内现存的盲目乱投资现象,而近几年迅猛的房地产投资增长势头及房地产价格的上升程度则很清楚地表示了资本在资本品市场及房地产市场上的翻云覆雨。
  2、高投资势必引发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由20%高收入阶层盲目投资所导致的生产原材料的需求,将势必在国内引发对于原材料的需求及对于中间产品的需求增加,而这将进一步引起由成本拉动的通货膨胀。成本拉动型的通货膨胀最先反映在初级产品及最先投入品的价格上涨,或产业链较短、生产的纵深层度不高的初级产品行业的产品价格的上涨上,如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冶金业、金属矿藏加工业等等行业产品价格的上涨。最近,国内的猪肉等初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无疑是由于高投资所导致国内出现成本拉动型通货膨胀的最好例证。
  在通货膨胀开始萌发后,将进一步扭曲现存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的作用:由于国内劳动力市场上的供过于求,所以国内的劳动力市场明显受到“短边法则”的作用限制,也就是说,国内的劳动力的定价机制并不直接反映为工资等价于劳动的边际产出,而是买方垄断市场。在养老保险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极小的我国,劳动者不能选择用闲暇去替代劳动,而是只能接受既定的低额劳动力回报,在无限次劳资双方重复博弈的情况下,将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进一步失衡,也就是失业的进一步增加。既然国内的劳动者对于由于通货膨胀所导致的真实工资下降无能为力,则通货膨胀将明显地在长期内(而不是经济学所分析的短期)有利于利润收入者。这将导致投资的进一步增加及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然而,虽然在国内市场上存在明显的较大的失业与通胀压力,但是还不会出现西方国家在1970年后出现的滞胀现象。因为在国内,由于产出还远低于充分就业下的国民产出水平。所以,在短期内,由于投资所拉动的国内需求增加将引起国内价格与产出在短期内的同时增长,所以在中国,由于分配的不均及劳动力的众多及普通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上“话语权”的丧失,导致了大量失业的长期存在,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岗位,但是,由于其所导致的成本上升的通货膨胀侵蚀了劳动者的真实工资收入,这将使劳动市场上的供给增加量远远超过由于投资所引起的岗位增加量。从而使国内的高失业与高速经济相伴相生,所以在中国,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的菲力普斯曲线,还是货币主义学派的长期菲力普斯曲线,统统都是无效的。这也就意味着,由于收入分配机制的不均,国内并不存在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可替代关系。
  所以,通过对投资的分析,我们又重新发现,中国现有的投资情况,仍然取决于我国的收入-分配机制。
  
  三、结论与启示
  
  从以上对国内消费对投资的影响及中国特有的投资特征分析我们发现:国内的低消费及高投资有其内在的本质的决定因素。由当前的收入-分配机制所造成的国内居民收入两极分化过大是产生这一切现象的根本原因。在长期内,如果国内的政策方针重点不转到缩小这一过大收入差距上来,首先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高收入阶层在消费品生产领域上的盲目投资及国内80%居民的消费品需求在低收入制约下的疲软,最终必然造成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这将对经济稳定发展运行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其次,由于国内独特的劳动力市场情况,由高投资所引发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将进一步导致国内收入差异的扩大,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将造成失业率的进一步上升并由于利润获得者的更高收益引发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再次,在执行政策决定时,由于收入-分配的过大差异及国内劳动市场的特殊结构,并不能依据国外经济理论中的菲力普斯曲线所体现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折衷关系来做政策决策。在国内,如果收入-分配机制并未得到改变的话,失业率在长期内必然以较高的数据形式存在,并且伴随着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通货膨胀将逐渐增加,并且这种增加并不伴随国内就业率的提高。
  所以,如果真正要解决当前国内的低消费、高投资、盲目投资、通货膨胀苗头的出现及较高的失业率等经济情况,必须要从引起这一系列问题的本源――我国不均的收入-分配机制着手,所谓治标方能治本,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和谐经济、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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