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视线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关　村

　　科技部：解读“中关村”发展方向
　　近年来，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逐步成为聚集创新资源、发展先进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助推器。日前国家出台的“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进一步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为“国家高新区”的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若干意见》的丰富内涵可概括为：“四大目标”――促进技术进步和增长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服务平台，抢占世界高新技术制高点的前沿阵地。“四大原则”――始终把坚持把发展高新技术作为根本任务，优化环境，鼓励竞争，发展与改造相结合。以培育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目标，深化体制改革和软环境建设。坚持合理、节约使用资源，走集约化发展道路。继续完善现有政策，切实解决制约发展的困难和问题。“四大措施”――营造良好环境，增加企业活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经济、科技政策的导向作用，加大科研投入，引导企业成为科研开发主体。支持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鼓励企业通过上市、兼并和收购扩大产业规模。提倡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企业提高新技术提供支持和帮助。“四大举措”――促进科技企业孵化器、特别是专业孵化器，提高运行质量和扩大规模。推动技术产权交易等机构增强服务能力。选择有基础和有优势的领域，建立专业化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鼓励企业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组成技术联盟，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技术，开发产品。
　　
　　龙永图：鼓励“中国制造”向前进
　　作为中国入世谈判的亲历者，龙永图在央视《对话》节目中坦诚直言，“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鼓励中国制造业向前发展，因为制造业是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一个产业”。“为什么美国经济一直没有出现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供应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欧盟和日本亦是实际上的受惠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贸易顺差，对全球经济是一种重大的贡献，西方国家逼我们主动减少顺差，最终倒霉的还是他们自己。解决顺差，应当顺其自然，顺应市场发展。中国的出口没有以破坏环境、损害资源和掠夺劳工为代价，就应该理直气壮地继续增加出口。当然，中国可以通过进口减少顺差，但不要刻意减少出口”。“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仅仅是一个汇率的问题，更是结构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更是中国那些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问题。所以，如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大家不一起来解决问题，而老是给中国施压，我们觉得是不现实的”。龙永图认为，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不是调整自己的贸易政策就能解决的，它是中国产品在全球的结构性优势所致。“试问，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有多少国家可以生产出来？”更何况，在中国的总出口量中，大约有一半来自“三资”企业，“他们不会考虑那么多，只要有订单，能赚钱，就会继续出口。对这些企业，中国政府不能干预；剩下的就只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如果我们干预，打击他们，从而让‘三资’企业多出口，那就是自己伤了自己。”这不符合WTO的游戏规则，更不符合商品价值规律。
　　
　　倪光南：发展“绿色IT”“够用就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在一次计算机论坛上提出：现在信息技术发展很快，不仅运行速度提高，而且设备更新也非常块。但这些信息技术的设置所用材料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更新加快也就意味着能源消耗加大。另外，一台个人电脑，每年要排出1000磅二氧化碳，相当于4棵树的吸收量，个人电脑正在成为温室效应的又一大罪魁祸首。他还认为，CPU的发展不能按“摩尔定律”，即不断地追求提高主频，而是要采取其他途径，包括采用多芯技术，以较低的主频、较低的功耗来达到提高性能的目标。倪光南举例说：作为我国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威盛“中国芯”，在发展低功耗CPU方面有很大的进展。处理器已达到最大功耗为7W的水平，以这个数据测算，如果全球的6亿台计算机全使用低功耗芯片，那么全球就可以少建13座核能电厂。北航软件学院孙伟教授则呼吁：“作为人口大国，我们在计算机领域应该奉行‘够用就行’的原则。”我们应当遵循“价值工程”的科学管理方法，不要一味地追求“双内核，高内存”，计算机是工具，“够用就行”。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计算机，降低功能、降低成本是我们的任务。孙教授为我们算了一笔帐，如果目前中国8000万台计算机都换上低功能的型号，以每天使用10小时计算，与普通电脑相比，每年可节省电费38亿元。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中关村：盼吴天明导演来拍电影
　　有“时政作家第一人”之称的凌志军，把中关村的发展比喻为“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史的一个缩影”。作家对读者说，“中关村在创新之路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这包括它的阳光和阴暗，包括它的英明之举和愚蠢行为，也包括它的混乱和秩序。”不无遗憾的是至今未能欣赏到一部描述这场改革大潮的艺术影片。曾听朋友说吴导萌生过来中关村拍电影的念头，可是至今了无下文，让人着急。吴天明获得“导演终身成就奖”当之无愧。《人生》让我们听到《生活的颤音》，《老井》之《变脸》充满着《非常爱情》……都给我们这些“老粉丝”留下岁月的感慨；就是《首席执行官》，虽然“叫好不叫座”，也长了国人的志气。最近，吴导参与“万人支持国产电影签名活动”，谈到有关中国电影的现状时，讲了许多语重心长的话，发人深思。吴导认为，中国电影真正繁荣，首先需要主流商业电影繁荣，有了这个大气候，实验电影等各类型才能百花齐放。吴导指出，“一提到主流商业电影，很多人首先想到主旋律电影，其实这是两个概念。”“古装大片不是主流电影，边缘化的艺术片也不是主流电影，真正反映中国人当下生活的、契合中国普遍价值观念的，才应该是主流电影。”作为张艺谋、陈凯歌的“伯乐”，吴导坦诚笑言，“如果再拍《黄金甲》、《无极》那样假大空的电影，中国电影市场会必死无疑，今后扶持的青年导演应该创作真善美的电影。”吴导热情洋溢地把青年导演比作是中国电影的“敢死队”，鼓励他们大胆创新。又发自肺腑地说，“好的电影应该准确把握社会问题，纯玩花活儿、秀技巧是行不通的。电影真正需要的是内涵，应该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共通的东西，而不是个人化的痛苦和呻吟。”
　　
　　电视台：切莫利令智昏忘记初衷
　　《中国新闻网》传出消息：龙永图先生出任贵州高端对话节目《论道》时放言：“现在中国的电视节目太偏，娱乐节目太多。”很有影响的《中国青年报》借题发挥，“期待‘龙永图有话说’消解‘泛娱乐倾向’”。仔细想想，此论颇有道理。列宁在1918年曾对报刊提出过著名的建言，“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换言之，压缩政治说教的篇幅，杜绝政治空谈，要用主要精力反映经济建设的发展。革命导师90年前说过的话，同样适合今日电视宣传工作。笔者是“央视”的忠实观众，晚7点的新闻联播和早7点的朝闻天下，几乎雷打不动。特别是“说新闻”和“圈点报刊”，别开生面，敢为“天下先”，是送给受众的一份有滋有味的丰盛早餐。还有经济类的《对话》节目，无论是“国企”“民营”，还是“老将”“新兵”；也无论是“精英”“百姓”，抑或是“女士”“先生”，都充满激情，流露出智慧，给人带来希望。无需讳言，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央视自家人互相捧场的节目，围坐一圈，轮流露脸，说来说去，了无新意，不过就是个人“成名”之难罢了。就是出书，“岁月随想”的“日子”，“痛并快立乐着”，“不过如此”。还有那电影频道，多是“忆旧”的“老片”，当然比“荒唐岁月”的“八个样板戏”还是丰富许多。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央视宣传“先进文化”的电影频道，几乎成为“美利坚的电影院”。最让人不懂的是央视每年赚取的上百亿广告费，除了发工资、发奖金外，还干了什么？“泛娱乐倾向”，明着是为“少男少女”搭台，背后则是对“孔方兄”的“暗恋”。央视的舞台是国有资产的“人民大舞台”，切莫利令智昏忘了初衷。
　　
　　武和平：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
　　《中国青年报》载文，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认为，“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这对解决媒体和政府之间的龃龉，很有帮助。传媒的重要性政治家皆知。据传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有惊人的“高论”，“一个国家只有政府而无报纸，另一个国家只有报纸而无政府，我宁愿选择后者。”还有一则逸闻，德皇威廉二世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哀叹道，“德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没有一份《泰晤士报》和一家路透社的缘故”。还是马克思概括的科学――“报纸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接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中国青年报》的按语中指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以媒体为代表的舆论监督都是符合宪法精神的一种制度性设计，也是表达公民意愿、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应有之意。同时，媒体也要善良批评，理性建议，与政府共同营造‘同向效应’”。武和平提出“互动中双赢”的观点，即“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没有不可为人言者。让人说话，天也不会塌下来。政府要通过正面信息的发布，引导媒体把好新闻的‘事实关’，处理好新闻真实与法律事实的关系。媒体在批评性报道中，尽可能以法律真实的标准度量新闻真实，掌握好批评性报道的尺度。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当好政府的‘啄木鸟’，帮助政府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纠正失误。”为此，政府和媒体之间，在“博弈中力求制衡”，在“趋同中允许差异”，在“非对称中求统一”，这是“互动中双赢”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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