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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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国际大都市
　　从今年起,西安计划用10年时间初步建成国际化大都市。西安市文明办、市社科院近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市民人文素养培育对策研究》,对市民素质提出了基本标准,例如到2015年,一半市民要会说900句英语。(<华商报>6月22日)
　　学说英语900句,绝对可以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这不光是在遇到外国人时能给人家指路展现城市亲和力的问题,还能让自己多学一门语言,在买一些印有英文的商品时识别商品的真假与生产日期。这都无可厚非,毕竟,学习使人进步。如果有人再说陕北口音,市民可以相互提醒了:嘘,我们是国际大都市,请说“ENGLISH”!
　　城市的国际化,不是语言的英语化。而是在于城市的整体环境,是否具备了外国人投资、学习、生活、做生意的条件。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应该是让外地人入乡随俗。就如同,国人去了西方城市,还得带着GRE与托福的成绩单一样。西安作为历史悠久的古都城市,有着非常独特的文化资源。这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更是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稀缺品。西安如果要在国际上打出名堂,则一定要仰仗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才行。如果西安市民不注重自己的文化特点,反而外求于他国文化,才真正是舍近求远、舍本逐末。
　　(北京 王传涛)
　　
　　警惕“数字鸿沟”加剧贫富“马太效应”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日发表了《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白皮书说:截至2009年底,东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40.0%,西部地区为21.5%;城市网民占网民总数的72.2%,农村网民占27.8%。弥合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中国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数字鸿沟的根源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公造成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从目前的现状来看,由于信息发展以产业为主导,利润的驱动让信息产业优先选择了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然后才逐步向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普及。弥合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是一个思路问题,政府应该将弥合“数字鸿沟”作为协调平衡发展的优先考虑;其次是一个投入问题,弥合“数字鸿沟”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化,政府的公益投入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当然,国外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也应该为我们借鉴。
　　(湖北 郭文婧)
　　
　　平遥古城县一年"公务接待"10万人次可否“裸示”
　　据悉,端午小长假的14、15两日,到平遥古城县旅游的12600多名游客中,2000多人没有买门票,多为公务接待。最多的时候,该县一年“公务接待”近10万人次,仅门票一项就少收入1200多万元。而近10万人次公务接待的吃、住及礼品开销,更是不好统计的“天文数字”。(<成都商报>6月17日)
　　平遥古城是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如果按照上述规模,十余年来平遥的公务接待应该接近百万人次,实在令人震惊。
　　试想,既然是公务接待,来的即使不是官,也会是官的亲戚朋友,会有官员提前打招呼。面对这种情况,官员、小职员和老百姓都对如此庞大的公务接待抱有怨言。一方面是“赔钱赚吆喝”,一方面是纳税人不知不觉中被花了如此多的冤枉钱。既然如此,如果平遥真想消除掉这种负担,完全可以学习四川巴中白庙乡政府,把公务接待“裸”出来,看谁还敢大摇大摆地来?学习白庙乡政府好榜样,不仅要看平遥县政府有没有勇气,还要看平遥县有没有不可明言的“小”字。如若不然,“裸示”公务接待,绝对是老百姓为之叫好的事情,白庙乡政府得到全国盛赞即为例证。
　　(北京 任孟山)
　　
　　“粽子搭建岳阳楼”真是端午活动亮点吗?
　　2010年岳阳端午旅游文化节暨首届湘鄂“名楼名湖”龙舟争霸赛,于今年6月12日至14日在岳阳南湖和武汉东湖先后开锣,而“粽子岳阳楼”正是此次活动的亮点之一。(6月13日<台海网>)
　　这座“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岳阳粽楼是按照岳阳楼真实景观5∶1缩制。用钢架焊制岳阳楼及城墙基础模型,主楼用粽子铺挂,其中门窗位置通过变换粽子外形和不同挂法形成图案。所耗粽子5.5万个,5.5万寓意岳阳市近550万人口。
　　不过,岳阳老百姓不禁要问,既然政府初衷是寓意550万岳阳市人口,那么每一位岳阳市民是否事先知道自己就是岳阳粽楼的“主人”,是否参与过“仆人”给自己定做这样一座盛世奇观,是不是人人都发自内心渴望拥有一个“吉尼斯纪录”,即使人人自愿,市民有无监督自己血汗钱流向权益?
　　其实,对于市民来说,与其“劳民伤财”弄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毋宁在具体民生问题上多得些实惠,毕竟与“面子”相比,市民更希望有贴身、温馨的“里子”,更希望做岳阳市民会更有尊严、更加幸福。
　　(江苏 杨红兵)
　　
　　“销酒令”凸显地方政府职能错位
　　买酒,与农民的粮食直补挂钩?没错!这样的怪事发生在山西芮城县。为了“振兴洞宾酒业,发展芮城经济”,山西芮城县委、县政府出台文件,将当地出厂的洞宾酒的销售,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下达了给各乡镇、县直部门。于是,在“芮城人喝芮城酒”等口号指引下,芮城县的白酒“地方保护战”在县城、集镇、乡村如火如荼展开。(<中国经济周刊>6月22日)
　　在产品滞销、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不是采取措施推动洞宾酒外销,引导企业合理调整产品结构,而是出台“销酒令”,向辖区硬性摊派销售任务,这种做法或许能一时之效,让企业得到一时实惠,但从长远来看,其危害性无疑更大,是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粗暴干涉和破坏,是种典型的行政乱作为,在其背后是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权力不遵守边界,权利就会受到侵害。试想,当某种产品出现带销时,按“销酒令”的思路和做法,都把产品向每个干部职工硬性摊派,那市场经济所追求的自由、竞争和秩序何在?
　　(福州 陈英凤)
　　
　　看得见的“高度”和看不见的“深度”
　　近日有消息称,广受关注的“北京第一高楼”方案已作调整,高度从原来的500米降至现在的200米左右。(<光明日报>6月17日)
　　在当下许多地方热衷建设城市地标的背景下,这样的调整显示出难得的冷静态度和理性精神。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这种摩天大楼带来的能耗过大、维护成本过高,以及给交通带来的压力,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等多种弊端,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超高建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世界上许多著名城市都对建设超高建筑持谨慎态度,并用严格的规划控制城市建筑的高度,力求制订更为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践行绿色宜居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理念。
　　反观国内一些城市,特别是少数经济并非多么发达,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的二三线城市,建设高楼的热情却是有增无减。虽然当地有这样那样的理由,但当地政府都或多或少把超高建筑视为看得见的政绩工程,把摩天大楼当做经济繁荣程度的地标和城市发展的动力,而对这些建筑引发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甚至完全忽视。
　　入夏以来,南方部分地区连降大雨,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在内的许多城市内涝严重,基础设施中平时看不见的问题得以暴露,高楼林立的光鲜难掩“水漫金山”的窘境。城市排水系统建设标准过低,一年一遇的排水能力早已不堪城市快速发展的重负,雨季的大量降水更是让问题雪上加霜。现代化城市不光得有看得见的高度,还得有看不见的“深度”,即与人口、经济、环境相适应、相配套的各种现代化基础设施。
　　(北京 王甘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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