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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荟萃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本刊编辑部

  不让国企垄断就是对公众的最大福利
  具有垄断背景的国有企业所形成的巨额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的资源租。这种利润很大部分来源于国家赋予的行政垄断权,而不是自身的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营努力的结果。
  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利润不仅来源于国家特殊政策赋予的资源垄断权,还包括对资源和对老百姓服务的垄断定价。其形成的利润很大部分来自公众消费者,因此利润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上缴公共财政返还公众并补偿百姓是个大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让垄断的国企盈利,就是对老百姓最大程度的福利了。国企利润不是越高越好,因为国有企业的身份具有双重性,即老百姓作为国企股东追求的利润最大化,以及老百姓作为垄断企业最终的消费者追求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这两个角色中间应该谋求某种平衡。
  刘小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上缴红利不能代替国企改革
  把国企的红利上收之后,国有垄断企业自身效益和内部待遇下降,可能反而不好好为社会和消费者提供服务。可能更加变本加厉地设置霸王条款,变相把国家上收的红利转嫁到公众消费者身上。这意味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实行以及国企红利的上交,不能代替国有企业改革的本身,依然要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推出的同时,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反而更加迫切。在过去几年,由于国有企业经营效益提高,利润大幅度增长,大家误以为国企改革成功了,其实这是两回事。效益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策的扶持以及对资源的垄断,这实际上意味着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更大伤害以及更大的社会效率的损失。国企分红,在剔除利润泡沫之后,可能更多的隐藏问题会随之暴露出来。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红可让国企更有效率
  国有企业的本质并不在于市场经营,而是在于实现社会功能。所以对国有企业来说,应该讲的是在实现社会功能前提下,如何更有效率。到底有多少国企红利能够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目前没有办法去判断。关键的问题在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专项预算制度,来明确规定国企的红利有多少要进入社会保障账户,这样才能够保证社会保障性的支出规模,否则可以通过各种名目,把本来可以进入社会保障的资金另作他用。
  分红应该重视对激励的考虑。分红多了,企业没有了积极性,少了对收入分配关系调整也作用不大。这就需要一个权衡,需要根据每个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也需要一个恰当的比率,尝试性地进行。总之,分红资金的去向应该是一个财政民主化的过程,收多少钱,用到什么地方,应该公开,使用预算应该有一个听证,尽可能做到公开和更多的参与。分红似乎减少了国企的利润,但会让国企变得更有效率。因为国企可以浪费的资金少了,这就尽可能减少了浪费的行为。其次,分红以后国企盈利的真实状况的信息变得更准确了,就能更多地看到哪部分利润来自自身经营,便能够准确地把这部分利润分离出来。
  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财税体制改革攻坚是未来改革的核心
  中国体制转轨的核心曾经是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20余年后,讨论“十一五”规划时,专家们普遍认为重点应当转向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即政府从经济建设、吃饭养人、行政管制型,转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我进一步认为,财税体制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财税体制改革,其支出涉及到预算民主化、公共服务化、人大审查和监督,其收入关系到对政府权力约束、统一国家财政和国库、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因此,财税体制的改革是未来中国改革的头等大事和重中之重。
  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经济增长不可以回避环境成本
   GDP只能表现出产出总量的情况,却没有背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GDP不能全面反映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甚至在有些时候GDP核算出的一些数据非常荒谬,比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可能提高GDP。如环境污染使病人增多,医疗产业大幅度增长,GDP随之增加。由此看来,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经济产出仅是经济投入的结果,并不包括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投入。
  如果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的消耗与环境污染来维持的话,从自然资源的开发中所获得的收入将产生收入效应,增加消费,使得经济体生产制造的技术能力丧失。当比较优势其优势禀赋为自然资源时,对高技术企业将产生挤出效应。同时,在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下,由于出口顺差将导致汇率上升,从而对技术进步的可持续增长领域产生挤出效应。因此,一旦人口红利、自然资源消耗殆尽或生态系统难以支撑之时,这种国家将变成一个无增长潜力的工业废墟。
  邹恒甫(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经济学家)
  
  高耗能产业盲目扩张的结果
  高耗能产业的盲目扩张除了加剧能源紧张和带来环境污染之外,还会导致巨大的产能过剩。高耗能项目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项目一旦投产,退出的成本非常高昂。中国经济发展的确需要高耗能产业。如果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大约3亿人口将进入城市,这意味着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热潮并不会轻易平息,这将耗费大量的水泥和钢铁。但这不是高耗能产业迅速扩张的全部,还包括高耗能产品的大规模出口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价格下降。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焦炭。受国际焦炭价格上扬的刺激,2001年至2005年间,山西焦炭增加了近8000万吨的产能,总产能达到1.5亿吨左右。2005年,中国的焦炭产能达到3亿吨,而国内需求量仅为1.85亿吨。至此,严重的产能过剩已经形成。中国焦炭的大量出口使国际焦炭价格从2005年5月开始,一路下滑,从最高的每吨450美元跌到2006年3月份的每吨116美元左右。这种出口“过度”事实上是把后代应当享有的资源拿来补贴外国人当前的消费,将对中国造成长期损失。
  林伯强(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不矛盾
  新农村建设跟城镇化绝对不要对立起来。因为城镇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你不可能指望一下子把农民都吸引过来,但是新农村建设绝对不是把农民都固守在农村,而是应该和城镇化协调推进。而且现在新农村有新含义。
  20世纪80年代的新农村建设叫什么?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当时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创造,现在回过头来看,已经落伍了,如果局限于这种思路上,我们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是不能完成的。现在新农村建设,就是统筹城乡,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镇化、市场化和新农村建设,要协调推进。同时要发展城镇,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这样才能为农民转移出来,创造新的就业环境。第二个新,投资强调往农村建设投,过去是往城市投。第三个新,强调通过制度创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通过组织创新,来培育建设新农村的新农民。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
  
  经济几何重心开始强势北移
  我国的经济几何重心正呈现“强北上”的新趋势,长期形成的“南快北慢”格局正在发生改变。经济几何重心北移直接原因是本轮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中部、西部增速提高,东部、东北增速相对放缓,如内蒙古连续5年经济增速全国第一。同时,除江苏外,过去处于“第一梯队”的沿海发达地区如北京、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增速排位不同程度地下降。深层原因则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综合成本上升、经济结构调整等阶段性因素,以及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战略因素。
  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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