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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个视角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本刊编辑部

  《中国海关》:以“城市”为样本来研究“十五”期间中国外贸的发展,基于怎样的考虑?从海关的角度来看,“十五”期间,“城市”在中国外贸的发展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张丽川: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化伴随着蓬勃发展的工业化而日新月异。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城市化的步伐已经不可阻挡。全球物流、人力流、资本流、技术流、信息流、服务流交换速度的加快,为许多城市资源重组赢得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同时,这种外部投入的变化,给城市间工业、资本、人才结构带来相应波动,发展也具有了一定的不确定性。随着社会财富和国际资本进一步集中,城市成为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传统城市概念开始瓦解,城市间的市场界限变得逐渐模糊,单纯依赖本土市场和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扩张的竞争也在逐渐加剧,城市间竞争也成为专家学者和地方政府关注的热点话题,各种竞争力排名有利于认清城市发展方向、扩大城市国际影响、拉动当地招商引资。城市外贸竞争力研究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侧重于对城市外向型经济的分析,对完善城市的竞争力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是一个城市在国际化过程中必须关注的一个话题。这次以2001年为研究起点,这一年既是中国的“十五”计划的开局之年,也恰逢中国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而能够清晰地看出各主要城市在“十五”期间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在外贸竞争领域的此消彼长。
  从海关的角度看,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的名词,更是中国走向国际化的窗口和门户。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经济背景、地方政策等存在差异,各城市及其外延区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外贸模式,通过分析和评判各城市在对外贸易方面的优势与不足,对加强地区性中心城市对周边经济协调运作体系的带动作用,使社会资源和生产体系在地区间的流动中得到合理配置,从而实现整体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也为丰富和探寻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路径和模式,揭示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研究地区间资源流动与转移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中国海关》:此次的《城市外贸竞争力研究排行榜》与之前海关总署统计司发布的其它报告相比,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张丽川:当前,在国内研究城市外贸竞争力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从理论到实践都尚处于探索阶段。海关统计作为国家对外贸易的官方统计,始终坚持“让数据说话”的客观性原则,在研究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证指标数据的可度量、可获取。但相比之前我司发布的其它研究报告,这次研究对象更广泛、指标层次更丰富、分析方法更系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首次将研究的对象延伸至推动中国外贸快速发展的各个城市。以前的报告中更多关注的是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这次依据行政区划的范围对海关进出口数据进行汇总,选择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排名前100位的城市,作为外贸竞争力的评价对象,这是一次新的突破。
  二是首次利用各城市的社会和经济数据结合外贸数据构筑评价体系,旨在从不同维度勾勒外贸竞争力,体现产业链、物流业辐射下的城市外贸的张力,并通过指标分解捕捉导致进出口表现发生变化的各个细节,使研究变得更为深入。
  三是首次运用主成分方法,寻求外贸竞争力综合评价体系的基本结构,以每个原始指标对整体方差解释力度确定其权重大小评价方法;并在指标设计中大量采用人均、增幅等相对指标以剔除规模影响,从我国国情出发创建了反映外贸绩效的指标,对原始数据进行二次加工,使研究变得更为科学。
  
  
  《中国海关》:城市外贸竞争力是个全新概念,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的内涵?
  
  张丽川:将城市的外贸竞争力作为独立的课题进行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它不同于之前出现的城市竞争力排名研究。在内涵上,它体现的意义更为丰富。目前,我国是仅次于美国、德国的世界第3大贸易国,在世界货物贸易上的地位仍将进一步加强。国内相当数量的城市拥有对内吸收、对外输出产品的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城市外贸竞争力是城市竞争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城市竞争力又是城市外贸竞争力的重要依托,其实质是,一个城市在对内、对外两种资源和市场的争夺、占有、利用中,同其他城市相比所具有的多快好省地创造价值的能力。它是相对概念,在横向比较上与其他的城市单元的优势和劣势有所区别,在纵向发展上体现并贯穿着历史的经济基础、当前的发展状况和未来的竞争潜力。
  通过外部竞争获取收益是城市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的发展并不是越大越好,越快越好,内部生产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开发,良好的效益才是城市成长的根本。在研究过程中,竞争力并不局限于规模和速度,如果一个城市过分追求单纯的“大进大出”,往往是以牺牲宝贵资源及可持续性发展为代价,同时,也会导致诸如初级产品定价话语权长期旁落、高新技术产业始终低端化等方面的并发症。竞争力应该更多地体现为要素间的合理配置构成,即利用内部资源,吸引、控制外部资源的效率。理解城市的外贸竞争力,我国必须充分借鉴城市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坚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原则,根据内源性或外源性产业结构认清城市外贸现状,寻找合理、紧凑的贸易发展模式。
  
  《中国海关》:整体而言,“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外贸竞争力发展状况如何?出现了哪些有代表意义的变化和趋势?
  
  张丽川:“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外贸竞争力发展同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的提升息息相关,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渐近式的对外开放进程带动更多企业以一般贸易方式直接参与国际竞争,我国所有上榜城市的对外贸易规模都在逐年上升,整体出口创收能力都有所增强。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尚未摆脱粗放增长的贸易模式,凭借近年来进出口规模扩大的相对优势,仍然无法在短期内改变出口绩效的劣势。
  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加速状态,也是各种矛盾交织期,在对外贸易竞争力演变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意义的变化和趋势:
  一是外贸特色分布与规模集中格局并存。从国内城市的整体布局来看,当地产业发展与国际分工方式基本相匹配:西部省区城市由于经济总量偏小、产业结构单一,所以在贸易结构、效益、发展分项指标上处于相对劣势;中部省区城市由于工业聚集度高,加工贸易比重小,个别城市的贸易结构和效益具有一定发展潜力;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三大东部沿海地区仍是当前最具竞争力的地带,在这些区域中,2005年分别出现了上海、深圳、苏州、北京4个进出口规模超过千亿美元的大型外向型经济城市,成为引领中国整体外贸崛起的代表。
  二是边境贸易兴起与内陆落后产业并存。西部省区两极化现象也比较突出,一方面,搭乘“西部大开发”战略全方位实施的“快车”,沿边城市由初期的单纯货物贸易行为发展到投资建厂,出口水平扶摇直上;另一方面,处于产业制造低端环节的初级产品和低技术密集型产品,仍是内陆城市的出口主导,带动其他行业发展的联动功能比较弱。
  三是出口增值率稳步趋高与加工贸易增值率下降并存。由于对外部资源的吸收消化不足,各城市出口收入与出口规模、效益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位次,并未呈现正向相关性。
  
  《中国海关》: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外贸从数量、规模和资源上,都呈现向某些城市高度集中的趋势,这对中国外贸长期的健康发展是否有利?为什么?
  
  张丽川:研究报告中指出,综合竞争力排名前20位的城市汇聚了约8成的外商投资进口设备价值和出口500强企业数量,拥有着全国近半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个别城市出现数量、规模和资源的高度集中。从集群效应理论看,这种产业集中带来的进出口集中趋势将在目前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推动城市外贸发展。但应该看到:一方面,引入外资不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必要条件,必须要求外国投资者拥有的资金所有权,与先进技术、先进管理、销售网络不可分割为前提;另一方面,这里的“出口500强企业”是按出口规模的顺序排名决定,多数仅为成本运营和管理机制较为完善的规模企业,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尚未纳入企业强弱的评判标准,并非实际意义上拥有国际影响力、本土出身的跨国大企业,其中,还不排除相当数量的外商投资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各城市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现实是,各城市在引进跨国企业的驻足,让出本地市场后,并没有带来理想中的技术溢出,输出低附加值产品甚至低价竞销的情况更为普遍。各种困扰经济持续增长的生产要素,诸如民工荒、油荒、气荒等短缺危机却在一段发展时期后变得更为频繁,赖以迅速发展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制胜的经济模式已经看到了尽头,进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的贸易条件指数均有恶化趋势。因此,如何寻求合理的城市外贸发展模式,发挥外贸强市的产业辐射力,达到城市集群的升级和优化,仍然是摆在城市发展面前的一道“坎”。
  
  《中国海关》:研究中指出,外贸出口效益对我国当前城市外贸竞争力缺乏解释力度,而区位优势才是决定该城市外贸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从海关角度出发,应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
  
  张丽川:“十五”期间我国大部分城市还处于“借”助外力阶段,开放式出口增长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具备国际比较优势的出口产业发展,这是历史的阶段选择。外贸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时期内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前提和保障,与当地进出口发展唇齿相依:具有地缘优势的外贸城市,凭借通畅的物流配送、完善的产品分拨业务、良好的政策环境,两者拓展相得益彰,对于承接产业转移、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企业竞争效益有重大影响。
  目前,我国早已摆脱由国内经济增长带动的外汇短缺局面,新的战略机遇期已经来临。持续的双顺差状态和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都可能导致城市落入恶性竞争的陷阱,危害到宏观经济稳定。因此,“生”养内力是下一步增强外贸竞争力的重点,出口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积极拉动,将更多地体现在可持续增长的动态收益方面。尤其是出口的外溢效应,需要借助市场空间和资源要素的流动和整合,提高城市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效率,而不是直接、单纯依赖区位优势,以当地市场换取资源和技术。
  
  《中国海关》:研究报告中还指出一个现象:加工贸易是带动城市产品技术升级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各外贸城市对加工贸易的技术吸收不足,对一般贸易乃至整体出口的带动作用有限;此外,加工贸易增值率呈下降趋势,也不利于城市外贸效益的提高。现阶段,城市要如何处理加工贸易和外贸发展的关系?
  
  张丽川:当前,加工贸易是带动出口产品技术升级的主要因素,在经济开放的初期阶段有力推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对外贸易的规模发展。但“两头在外”的固有特性,使加工贸易发展与国内产业关联减弱,逐渐显露种种弊端,若不能及时转变增长方式,增值空间将继续变窄。海关数据显示,我国外贸城市一般贸易技术升级速度普遍缓于加工贸易,在部分城市以上2者的技术差距还在拉大,说明加工贸易技术优势尚未同步渗透到国内产业上。
  加工贸易仍然是我国目前最主要的贸易方式,大部分外贸城市的出口加工业还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或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分工环节,原料采购大多依靠进口和转厂的保税货物,本地化程度较低。要让技术、市场、管理以及资金等真正“落地生根”,必须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更多地采用国产料件;加强产业配套,逐步从代加工向代设计和自创品牌发展;加快城市间资源流动与整合,理顺不平衡的产业分布格局,全面实现整体贸易结构优化和良性发展。当前,加工贸易政策调整是大势所趋,但整体转变仍然需要一个调整期、适应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对稳定对外贸易发展同样至关重要。
  
  《中国海关》:从“十五”期间的研究来看,外贸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和区域性转移同时存在,由此带动了一些城市竞争力排名的变化。在您看来,未来城市外贸竞争力要得到持续的提升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张丽川:“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外贸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源于对外开放水平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主要体现在:东部综合竞争力全面领跑与中西部相对落后;长三角区位优势稳固与珠三角发展后劲不足;环渤海中心城市、西部沿边城市贸易兴起与内陆地区产业落后。不平衡现象的演绎过程也直接牵动一些城市综合竞争力位次的升降。
  未来城市外贸竞争力要得到进一步提升,应继续坚持以大开放促大开发的方针,加大中西部城市对内、对外开放力度,指导东部沿海城市增创开放新优势、吸引战略投资者,实现地区间互动和优势互补,促进大区域间各城市的均衡协调发展。
  今后,城市外贸发展不仅要重视“量”的积累和发展,应该将发展效益等“质”的指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06年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引人注目地提出了经济要“又好又快发展”,这与过去“又快又好发展”的提法截然不同。“好”与“快”两字位置变化,意义深远,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大转变,即由过去更多地强调发展的速度,转为更注重发展的效益和增长的质量。“好”字当头,又好又快,不仅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一大亮点,也将是今后引领国内各外贸城市持续发展的基本指导思路。“欲速则不达”,不断提高我国城市外贸运行的内在效益,也将是未来城市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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