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村的游离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Da Shu

　　在上海，以环线圈地的城市化进程迅速扩张蔓延至郊区农业结构的村镇，失去耕地的都市村民以通过出租空余房屋维持生活的经济平衡，逐渐成为都市村庄。然而最终将来临的拆迁之后，缺乏城市生活技能的新市民，如何融入高成本城市生活?城市边缘的村庄是否能继续生存?
　　七月中旬，美国纽约大学wagner学院城市规划助教郭湛先生，率城市规划研究生一行23人，在上海进行了为期十余天的考察。期间到访了杨旭建筑工作室及其周边的城中村，并与上海同行就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中村”现象举行了学术沙龙，就目前上海周边城中村的现状和发展策略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力求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对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中村”这种“反规划”寻求一种调和之道。
　　城中村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意外事件”，是城市扩张至村庄时，规划遗漏的边角料，正是这块边角料自然形成了“反规划”。如果说城市规划是一种公共策略，那么这块边角料在反抗这种策略。这种反抗是消极扭曲的，它是以丧失人格、道德为代价的反抗。
　　城中村到底是城还是村?
　　从现状来看，城中村是村，不是城。尽管原居民(村民)已转入城市户籍，但他们的语言(郊区方言)、日常习俗，依旧不是城市生活，许多城市免费的公共设施(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公园等)与他们无关。以前村里的公共生活也没有了，唯一的交流便是喝酒与麻将或网络游戏。虽然他们和城市生活无关，但偏要追逐高消费，且相互攀比，他们并不理解城市消费的乐趣。
　　从空间上看，城中村不是村，而是城。农田没有了，村镇级的房产公司(与开发商合作)建造了公寓楼，村民们得到了大户型的公寓，原有村里的基地住宅，便出租给外来人口，一栋二层小楼可分割成十几间小屋出租，这恰是村民享受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利益，也成了男盗女娼的温床。大片农田被征用，小块边角料(由宅基地组成的小村庄)因无土地利用价值而被忽略，正是这种规划策略无意中帮了村民“大忙”――村庄苟延残喘，村民无需劳动，充足的租金可确保村民终日吃喝与麻将。村民只管收租金，至于房客是谁，发生了什么，一概无心问津。这些外来人口一大半没工作，他们宁可消极地赖在肮脏的城中村，也不愿回去积极地建设家园。
　　表面上，城中村的村民(原住民)是弱势群体，其实是有钱的“弱势群体”，他们和外来人口之间纠结在一起，正形成了一股“反城市”的“弱势群体”，他们与真正的弱势群体(如下岗工人)有着本质区别：他们藐视劳动，侥幸着各种来路不明的收入。
　　由于他们不能溶人真正的城市生活，又痴迷于城市的消费行为，所以城中村成为一座封闭的怪胎，与城市进行着扭曲地对抗，也构成了城市的阴暗面。
　　如何用艺术思维发现城中村的价值呢?
　　艺术思维需要载体或原型，城中村正是这个原型。若剔除城中村一切肮脏的内核及表象，就其村庄空间构架而言，它与周边的城市是一种完美的组合。城中村既有村的骨架又被包裹在城市图景中，是(村)封闭与(城)开放的结合。村庄的魅力在于自身的内循环，不会劳民伤财，而城市的魅力在于其“磁力”　(语出芒福德)。在于其多元化的公共参与，以及它的包容性。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经由仿效欧洲旧城复兴的路子后，可否寻求城市发展的其他途径呢?比如，摆脱抽象化的城市，逃离抽象逻辑下的消费，远离虚拟化的价值观，建立一个艺术与劳动结合、兼有村庄与城市双重气质的社区。
　　而城中村便是具备这种架构的原型。城中村大都散落在外环线一带，若能在一个社区自觉的框架下进行改造，可弥补以城市规划为主线的缺失：若在这些村庄里建立手工艺培训中心，让村民们从事手工艺作坊，让商品自身摆脱抽象(名牌奢侈品)的附加值，还原商品的“真实”，补缺畸形价值对人们的残害……
　　若将城中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转化为一种积极的改造手段，使它兼备村与城的双重魅力，无疑会提供城市发展的新路子。或许，这对于美国城市规划的学生而言，城中村能启发他们对城市的另一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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