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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需解决五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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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安徽省小岗村18户农民鲜红的手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画卷。在这场被世界叹为奇迹改革中有两个关键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奏响了土地经营权的改革序曲;十五届三中全会则通过家庭承包经营全面解决了农村土地经营权问题。30年轮回,新一轮的农村改革成为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这必将成为中国改革的又一关键点。
  建立土地流转制度是保障土地流转的基础,但是,目前一些现行的政策制度对于土地流转的实施有着一定影响,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使土地真正流转起来,也必须解决好这五个方面的问题。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有重要的社会保障作用。失地农民相当于同时失去了职业和天然的社会保障,在没有农民社保福利的情况下,失地农民一旦失业就要面临巨大风险。显然,农民不会轻易将对自己如此重要的土地流转出去。因此,土地流转制度的施行必须基于农村社保制度完善之上,建立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真正解决农民后顾之忧。
  粮食补贴政策。我国现行粮食补贴共有四种――综合直补、专项补贴、稻种和麦种补贴,合计每亩约补98.12元。发放措施是按耕地面积发放,即耕地上即使不种植粮食也可以领取粮食补贴。该补贴政策下,大量进城务工农民仅在耕地上进行简单的播种及收获劳作,虽然产量极低,但是仍可领取与种粮户相同的粮食补贴。务工农民一方面将土地视为养老及失业保障,另一方面也可凭土地坐享粮食补贴,必然造成其土地流转积极性大大降低。因此,国家粮食补贴必须坚持补优政策,即仅对亩产达到一定产量的种植户进行补贴,对低产量种植户以及不进行农业生产种植的农产不予补贴。
  刺激经济增长政策。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开始波及全球经济基本面,中国制造的出口压力越来越大。九月份全国制造业新出口订单低于50%,纺织业投资增长率由前几年的40%~50%下降为几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影响,实际上已经是负增长。出口增长放缓直接导致大量制造企业减产或停产,今年七、八月份,我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PMI)一直低于50%,处于衰退区间。制造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大多为进城打工农民,而且制造企业也是土地流转后失地农民的主要去处之一,一旦这些企业缩小规模或者倒闭,农民将因无处可去而牢守土地,现有农民工也会重新回到土地上来,这将给土地流转制度的实施带来极大阻力。
  尽管土地流转将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但是土地流转制度的确立、实施及效果体现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此,短期内就需要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组合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保证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在现已采取的货币政策下,综合采用财政政策,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调整产业结构,放松在教育、医疗等服务领域的管制,改善农村教育、医疗环境均不失为一举两得的策略。
  农产品收购价格保障体系。土地流转的积极性来源于农业生产的利润,农产品收购价格则直接决定着利润的有无和大小。因此,构建有保障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体系是土地流转前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以棉花收购为例,今年九月底,农发行公示了2008~2009年度新棉收购贷款上限和贷款风险控制线,新疆的风险控制线定为5.4元/公斤、安徽为5.62元/公斤,各地新棉收购价基本在风险控制线附近。而该价格远远低于棉农预期,棉农一般将6元/公斤视为一级籽棉的收购底线,尤其是在化肥、农药等农资大幅上涨的条件下,棉商的收购价格很难保障农业生产的利润,必将影响种棉大户通过聚集土地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积极性。因此,完善农产品收购价格保障体系,确保农业生产利润率是土地流转的基本前提。
  农村金融服务。实现土地流转下的土地集聚需要大量的资金,土地集聚后引进农业科技,进行规模化生产也离不开资金。而目前农村融资渠道非常少,筹资难问题一直困扰农民。一般一个镇仅有一个半金融单位(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邮储贷款额度极小),各类银行因农民贷款风险大而顾虑重重。现虽有农民自办的资金互助社、专业合作社等形式可以扩大资金来源,但是仍无法满足土地流转后的庞大资金需求。虽然近年来各地兴起的“农屋新政”措施对于农民融资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为保证土地流转制度顺利进行,还应该从政策层面上加大对农民贷款的扶持,创新农村金融服务,针对农村设立专项业务或者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切实解决农民筹资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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