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问题研究
作者 :  徐西胜

  摘 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在其功能定位和体系建设上,“新”在不同于古代智囊、有别于国外智库。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要遵循智库建设的一般规律,也要符合我国政治制度和决策咨询特点,要以宽广的世界眼光、扎实的理论根基和高度的学术自觉,在人才、产品、资金保障和学科布局、体制机制上寻求突破。
  关键词:中国新型智库;中国特色;建设
  中图分类号:C9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5-0193-04
  高水平的智库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决策体系里以“外脑”“智商”的独特优势发挥着全程式助推作用。对其内涵和要求亟须做出科学回答,明确其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解决好“建什么”“怎么建”“怎么用”的问题亦是亟待破解的命题。
  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理解与认知
  智库也称思想库、智囊团,主要指由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组成,为政府、企业等组织及其决策者处理公共事务和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方法方案、战略策略、理论思想等智力产品的公共研究机构,具有相对独立运行、不以营利为终极目标、以公共政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影响决策为主要目的等特点,其基本社会功能主要包括为公共决策提供思想和行动方案、评估政府运作效率、传播社会知识、引导公众舆论和社会走向,并以此划分为战略型、策略型智库。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兴盛于20世纪中后期,在国外被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后的“第五种权力”。各国智库特点不同,如美国强调“独立性”,法国是私立智库影响力大,韩国是政府智库为主导。那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在何处,“新”在哪里?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在其功能定位和体系建设上。一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各类智库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国智库只能在研究上独立,不能在政治上、思想上独立,要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光荣使命。二是官方智库是重要的智力支持和主力。我国智库体系中以官办智库为主的特点非常明显,这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制度决定的。三是智库体系呈圈层结构。首先,党政军直属的调研、政研、参谋机构智库处于内圈层;其次,党校、社会科学院等智库处于中圈层;再次,经费来自教委的高校智库处于外圈层;最后,还有一些处于快速成长期的社会智库非均匀地分布在各圈层中。四是思想创新与成果创新并重。既搞学术研究,也搞应用研究。学术研究出理论,出思想;应用研究出点子,出对策。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在不同于古代智囊、有别于国外智库。第一,新思路。一是在公共决策上将智库纳入其体系之中;二是在体制机制上确保智库科学运行;三是在民间智库建设上积极鼓励支持;四是在沟通协作上建立协会性平台组织;五是在智库运营上着力推进开放性、国际化。第二,新定位。其一,资政,就是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新方案;其二,启民,就是用新思想、新理论、新成果启迪教化百姓。具体讲,就是研究政策、解读政策、评估政策,影响社会舆论,参与公共外交。第三,新体系。智库体系层级化、多元化,有中央、地方智库之分,也有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间智库之别。第四,新趋势。首先,从传统智库向现代智库转型;其次,从以经济政策研究为主向经济、政治、社会、外交、军事多领域转变,从主要服务政府决策向服务政府、企业、民众多方面转变;再次,从国内研究向国际化研究、“二轨外交”转变,争夺国际话语权。
  二、中国智库的缘起与发展历程
  “智库”(Think tank)一词源起于西方,本意为“思想坦克”,即蕴藏着思想的进攻力和干预力的含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军事术语的形式正式出现,特指军事参谋、国防专家策划军事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保密室。
  今天我们称之为“智库”的组织,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诞生于美国,如历史最为悠久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以后才逐渐在世界各地普及开来。
  虽然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及相关研究源起于西方,但类似“智库”的幕僚、门客、谋士、军师等群体组织在中国古代早已出现,他们在古代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史书中有记载的:孙膑为齐威王设“救赵之计”、张良为汉高祖献“下邑之谋”、荀为魏武帝定“扼袁之策”,均为各自的元首在经国纬政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战国策士纵横捭阖,从东晋的清谈派到三国时期的谋士群,都可谓现代智库的滥觞。“商鞅一策变法强秦,诸葛亮一对三分天下”,成为中国古代典型的成熟智库模式。
  但现代智库在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发轫于两次会议,形成了中国现代智库的雏形:一次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另一次是1985年9月的巴山轮会议。莫干山会议上的价格大论战,巴山轮会议上的中外经济学家们的思想碰撞,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产生深远影响,在新中国经济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我国现代智库的发展是分阶段演进的:(1)改革开放伊始的体系初建阶段,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党政军系统智库迅速发展为标志;(2)20世纪90年代初的多元化发展阶段,以中国首批民间智库相继成立为标志;(3)十六大召开后的体系基本成型阶段,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高校智库蓬勃兴起为标志;(4)十八大召开前夕的智库寻求转型阶段,以中国社科院实现功能转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一批民间智库大量涌现为标志;(5)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新型智库建设阶段,以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为标志。
  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管理与运作
  中国智库要发展壮大,与国际一流智库合作、交流、博弈,管理运作至关重要。因此,智库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和运作机制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智库认同。不是所有咨询公司都能够称为智库,也并不是任何机构都可以建智库,智库是有成立条件和进入门槛的。目前,我国对智库的认同有政府、联盟、自我三种方式:一是政府认同高端智库;二是联盟认同有一定行业影响的智库;三是研究机构自称智库并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2.统筹协调。新型智库治理的核心是强化政府在智库发展规划、政策法规、组织协调等方面的指导责任。(1)顶层设计。对各类智库的功能进行科学定位,统筹建设布局。(2)协调指导。组建新型智库领导协调委员会,对各类智库的研究和建设工作进行统一规划与指导,将优势资源集中到重大事项上。(3)科学评价。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智库评价方法和模式,建立智库评估体系、评估机制,确立客观评价标准、评价内容,形成科学的指挥棒。
  3.机制构建。(1)建立决策参与机制,对智库参与决策进行流程化的设计并严格落实到决策全过程,使智库的“谋”和政府的“断”有机结合。(2)改革课题安排机制,以“课题招标”等竞争性方式取代“内定”或“任务”分配方式。(3)完善成果转化机制,通过内刊直接报送、媒体公开发表、论坛研讨发布、出版成果汇编等渠道,推动智库成果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大范围转化服务。(4)优化运作保障机制,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方便智库及时准确地获取政府信息;创办一批有影响的出版物和网站,促进智库间信息共享;研究制定和落实支持智库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区别支持课题研究与智库建设。
  4.总体把握。(1)明确定位,解决好“干什么”的问题。从政府决策需要、社会发展要求和广泛民意诉求中找准切入点,寻求平衡点,切实发挥好“决策方案的建言者、政策效果的评估者、社会舆论的引导者”的作用。(2)统筹推进,解决好“怎么建”的问题。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问题为抓手,突出人才导向,坚持国际化视野,科学布局,统筹推进智库建设。(3)搞好结合,解决好“怎么用”的问题。建好智库是基础,发挥好智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才是关键。
  5.运作指导。引导智库在运作过程中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1)定好位。从自身实际出发,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品牌。(2)建机构。在发起方组成、资金来源、人员构成等方面,更加灵活多样。(3)聚人才。不断吸引和延揽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研究型、专家型高素质人才,促进智库集中智慧开展政策研究工作。(4)搞课题。针对政府关心、社会关注、群众期盼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全局性、对策性调查研究,及时提出有情况、有分析、有对策建议的决策参考。(5)筹资金。以公共财政支持为主,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为辅。
  四、中国智库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三十多年来,中国智库在艰难中起步、在曲折中发展。目前,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多元发展渐成格局。一是量增质升。2015年全球共有智库6 846家,其中,美国以1 835家智库稳居首位,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智库数量达到435家,这只是美国《全球智库报告》统计的数字。据中国业内专家估计,目前全国智库应不少于2 000家。二是形态多元。既有政府内设智库、事业单位性质智库、民间智库,还有媒体、企业、协会、商会设立的智库。三是影响扩大。一些智库成果或直接、间接转化为政府规范性文件或政府召开会议推进或领导作出重要批示,还有一些智库成果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决策。
  中国智库建设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和矛盾困境。
  三大问题。一是许多智库发育不足,“吆喝型”“饥渴型”“粗放型”智库比较多,高水平成果、科学化管理相对少。二是智库人员构成不合理,搞理论研究、写学术专著的比较多,搞对策研究、写研究报告的相对少。三是研究成果针对性不强,浅尝辄止、追逐热门、阐释解读的比较多,深入研究、独树一帜、引领前沿的成果相对少。
  四大矛盾。一是质量与营销的矛盾。智库既要全力拿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又要全力拓展渠道确保及时送达决策层,两者不可偏废,一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则要面临注重成果质量还是注重成果营销的选择。二是建议与需求的矛盾。领导在决策时需要的是多元观点而不是迎合动机,然而智库在提报建议时担心多元观点不对领导心思而又选择明显迎合。三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矛盾。基础研究主要出理论、出思想,转化为政策周期长、风险大,基础研究者如没有相当的定力与担当是难以支撑的。四是两种影响力选择的矛盾。智库影响力包括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然而这两种影响力成反比关系,政策影响力越大社会影响力越小,缺乏社会影响力将难以获得可持续的资金注入与人才供给。
  三大难点。一是能够提供具有影响力、震撼力思想产品的智库明显不足。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决策失误率约为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这说明,我国智库建言献策的水平和影响力还远远不够。二是官办智库“一支独大”,缺乏竞争活力。据统计,由财政供养的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占95%左右。三是社会智库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尚未形成。最近《望》杂志一个关于中国智库发展的调研发现:“一家半官方研究机构,其经费来源中来自主管单位的资金只占2%,委托课题费用占27%;一家美国慈善基金和一家德国跨国企业的资助共占63%。”
  五、国外智库建设发展的经验与未来趋势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受“参与型政治文化”主导,鼓励各类智库在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影响公众舆论、引领社会思潮中发挥作用。突出表现为五大发展趋势。(1)两极化趋势。一方面,一些大型智库越来越向综合性、集成化方向发展,呈现“强者愈强”态势;另一方面,一些规模小、有特色的智库越来越向专业性智库发展,呈现“小、专、精”态势。(2)国际化趋势。经营理念、研究人员、研究视角、智库业务日益国际化。(3)网络化趋势。运用网络及时发布最新学术思想、传播最新学术观点、展示最新研究成果、宣传最新政策主张,开展社情民意调查、政策问题讨论。(4)数字化趋势。建立图书馆、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及时获得研究所需要的最新研究资料与信息。(5)隐性化趋势。美国智库善于隐藏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而把智库的形态倾向巧妙地熔铸于自己的研究过程和成果中。善于用财务自由来标榜智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过分强调旋转门机制,却忽视了这种机制的局限和问题。(6)实用化趋势。关注热点、倾注焦点是西方智库的一贯做法,近期,西方知名智库突出对华、对美、对俄和欧盟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在智库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上也涌现出一批典型示范。上海整合研究资源,统领当地智库机构共同发展。大连建设社科研究基地,推动地方智库发展。南京组建智库联盟,实行会员加盟制,吸收国内外一流准官方、官非结合、非官方决策咨询研究机构加入,发挥智库联合体的优势,初步形成专家、民间、企业、官方、媒体“五智汇聚”服务决策的格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智库将围绕彰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全力迈向新型现代。(1)发展形态多样化。以建设发展综合型、专业型、平台型和媒体型智库为主要方向,打造以官方智库为主导、以高端智库为龙头、以社会智库为补充的多元化格局。(2)研究方式专业化。未来智库专业化、精细化、定制化研究将成为常态。(3)资金来源多元化。坚持财政保障、社会捐赠、基金会提供、企业赞助同时并举。(4)团队构成复合化。专家为主、企业联动、党政机关干部参与,组成跨部门、跨专业的研究团队,将成为未来很多智库研究项目的新形态。(5)决策参与全程化。未来智库不仅为党委、政府决策提建议,还要参与政策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及政策落实。
  六、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对策与建议
  1.提高思想认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将加强我国智库建设提上了重要议程,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批示,我们要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中国体制的特点和提升国家巧实力的高度认识智库的极端重要性。当前全国各地正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常态下应对外部环境挑战、破解改革发展难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升地区软实力,都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智库支持。同样,大国崛起、强国纵横始终都有智库的角色,决策咨询事业大有可为。
  2.转变思维方式。要打破“言必称西方”的思维定势,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创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路径。要克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旧思维,不能守着研究成果“待字闺中”,切实增强宣传营销意识,扩大研究成果的影响力。要坚持对策研究、基础研究并重并举,坚决摒弃认识参考、决策服务提报“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要建立智库联盟,走开放式发展路子,围绕问题找“盟友”。
  3.遵循发展规律。智库发展,人才是前提,产品是核心,资金是保障。在队伍建设上,坚持专职和聘任、体制内和体制外相结合,培养造就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复合型团队”。在产品打造上,通过“成果购买制”创新制度设计,激励智库“出思想”,推进公共政策研究品牌化。在资金筹措上,实行智库基金制,创新投入保障机制。
  4.优化研究环境。一要提供良好的市场需求和竞争环境,聚焦公共政策,推动智库发声。二要提供相对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尽可能给予智库更多的独立研究空间。三要提供充分有效的信息、数据发布和披露制度,畅通供需渠道,搭建互动平台。四要建立与智库发展内在要求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强化反馈沟通,完善决策评估。五要善于整合利用智库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决策者要具有整合各方建议、从中选出最优方案的能力,千万不要将一些根本无法实现的方案采纳下来,最终出现决策失误。
  5.把握推进关键。第一,坚持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的战略定位。专注于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这个“专项”,拿出专业化、建设性、可操作的政策建议。第二,始终把提高研究质量作为生命线。质量和时效构成价值,要从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加速度的报送时效两方面体现智库课题研究的价值。第三,善于汇集和发掘人力资源宝库。畅通智库人才流动的进口和出口,探索有利于调动研究人员积极性的多种分配方式。第四,探索建立符合智库发展规律的体制机制。以科学的体制、灵活的机制,推进各类智库相互促进、有效互补。第五,把不断提升影响力作为追求目标。形成一些核心品牌,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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