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经外交”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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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目前的财经战略具有很强的单一性，今后应该使对外财经战略形成一个整体，避免不同部门各执一辞的局面
　　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最近比较忙。先是于2月和6月赴伦敦参加西方7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8国集团财长对话会，接着于6月26日在天津主持亚欧会议扩大为39个成员之后的首次财长会议――第六届亚欧财长会议。7月，他将以中国政府对亚行的窗口单位负责人身份主持大湄公河地区领导人会议；10月，还将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起，主持在中国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财政部的报告显示，过去几年间，中国已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东盟加中日韩（10+3）财长会议、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亚欧财长会议等多边财经论坛与合作机制。同时，中国还建立了同美、英、德、法及日、韩之间的双边财经对话机制或不定期互访磋商机制。金人庆本人也因此在担任财长刚刚两年的情况下，即荣膺“2005年度亚洲财长”的称号。
　　外交学院教授周林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认为，中国财长的声名鹊起，佐证了中国“财经外交”的突飞猛进，以及中国在全球财经领域话语权的不断扩大。“长期以来，由于对外经贸活动是中国经济交往的主要方面，财经领域的对外交往一直处在相对薄弱的环节。”周林说，“随着中国经济基础和经济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财经外交’已开始成为中国谋求和平崛起的重要力量。”
　　
　　主动出击
　　
　　事实上，有关中国加强经济外交的战略构想，早在2003年11月中共16届3中全会上就已初具规模。鉴于中国经济在当时已连续保持25年的高速增长，世界各国均面临如何回应中国崛起、如何与中国共处、如何与中国竞争的问题。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可能产生的政治及军事后果，中共高层在该次会议上把“睦邻”、“安邻”和“富邻”作为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多次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增长，必将为地区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无法规避对既得利益国家的冲击。当年，日本为转嫁国内经济发展压力，率先挑起人民币升值问题；继而，由于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长与国内外汇储备的增加，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骤然加大。
　　与此同时，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国内财政形势也同样不容乐观。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4年达到1000美元，中国开始迈入被各国学者称为“多事之秋”的社会矛盾多发时期，主要表现为中国的产业和地区结构失衡，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城乡差距和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就业压力和社会保障缺口巨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副研究员殷建峰告诉《商务周刊》，这期间，国际社会对中国最大的不理解就在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他们在问，中国政府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殷建峰说，“之所以一些国家至今尚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是因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现象仍然存在，这是它们对我们最大的不认同理由。”
　　殷建峰还强调，每个国家的经济都有一定的周期性，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别国的不理解甚至敌视，不仅有意识形态的纷争，更有对既得利益者的冲击，特别是美国。因此，无论中国怎么纠正自己的问题，围绕经济利益的摩擦还是无法完全消除。
　　“在国际上，我们是被动回答欧美国家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还是要主动向他们提出问题？中国财政必须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这是金人庆担任财长以来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提出的工作思路，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近年来围绕财经外交展开主动攻势的重要原因。
　　
　　排疑解惑
　　
　　外交博弈历来被看作是智慧与耐心的较量。财政部国际司司长朱光耀透露，近20多年来，各国的政要和财长都积极在各种重要会议上推介本国的经济政策，希望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推进本国的经济利益。在“财经外交”这场特殊的博弈过程中，虽然中国还是一个新手，但是却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朱光耀认为：“从财政部官员的角度来看，财经外交的具体实施就是要同各国财政官员加强政策协调，特别是加强在宏观经济层面政策的协调。这期间，首当其冲的就是要与西方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以及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确立对话机制。”
　　去年10月，7国集团邀请中国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7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使中国与该集团在宏观经济政策对话领域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今年10月，在中国举行由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又将为中国扩大在全球宏观经济领域的话语权提供新的机遇。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副研究员谭雅玲也告诉《商务周刊》，中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融入世界金融对话是一种趋势。“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希望中国融入其中以获得中国庞大的市场；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压制和说服中国，让中国顺从它们的发展意愿。” 谭雅玲说，中国在参与和加入国际金融秩序的过程中，“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压力，要加强沟通，以增强世界对我们的了解”。
　　回顾中国自2003年以来的财经策略，谭雅玲认为应该是“可圈可点”。以人民币升值问题为例，相比2003年年初美国政府、企业和经济学家一边倒地主张人民币升值，现在包括蒙代尔、罗奇等很多国际著名学者都认为人民币当前大幅升值不合适，就连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的始作俑者日本也因意识到此举对其经济发展不利而变得三缄其口。
　　谭雅玲说：“这些现象表明，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认同正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干扰非常有限，因为它不是国际化货币，西方大国无非是希望保护本国的利益，转嫁经济发展的压力。由此看来，中国的对外财经外交不仅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而且对世界的发展有利。”
　　事实上，除了汇率问题，中国财政主管部门还在其他方面逐步树立了中国的“大国形象”。例如在2003年非典和2004年禽流感期间，中国公共财政应对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初步展现在世人面前。此外，随着中国成功解决13亿人的温饱并进入初步小康，中国的扶贫经验受得世界的重视，2004年，世界银行还与财政部成功地在上海召开全球扶贫大会，使中国政府的扶贫经验开始走向世界特别是亚非地区国家。
　　面对中国在财经外交领域取得的进展，周林认为，中国尚没有理由掉以轻心。他说：“作为中国外交领域新开辟的一条战线，财经外交的未来仍然会是一场‘攻坚战’。”
　　
　　任重道远
　　
　　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6，被公认为是除美国以外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又一推动力量，但中国显然还必须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进一步加快整体性改革，增强战略实施的协调性。
　　谭雅玲说：“虽然从短线上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贸易额在扩大，但是在银行效率、不良贷款以及资本充足率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她指出，日本经常和资本项目开放一共花了15年，中国1996年才开放经常项目，更何况中国的发展处在一个转轨过程，既有政府又有市场，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中国必须清醒面对自己的现实，把握时间，增加效率，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丧失未来的地位。
　　谭雅玲建议政府注重综合战略的制定。她认为，中国目前的财经战略具有很强的单一性，今后应该既考虑宏观层面，又考虑银行、企业的微观需求，使对外财经战略形成一个整体，避免不同部门各执一词的局面。
　　“财经问题涉及到货币、贸易、金融等一系列问题。仅人民币汇率的后面就有10多项指标在支撑，包括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外汇储备，贸易量等等。”谭雅玲说，“外围的投资迹象越重，内部的协调与宏观调控就显得越重要。”
　　殷建峰也认为，中国要在全球财经舞台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活动空间，就必须在制定财经外交战略时综合考虑金融改革和实体经济改革。他说：“人民币汇率问题不应是中国财经外交的一块软肋，只要把思路放开，就可以找到很多更灵活的措施。”
　　以美国抱怨中国纺织品出口增长过快、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削弱中国出口为例。社科院财贸所的一项调查显示，江浙一代的服装厂家主要是靠出口退税来赢利。殷建峰认为，如果政府降低出口退税的幅度，就可以在解决这一问题上达到“精确制导”的效果。
　　此外他还强调，通过人民币汇率变化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做法有待商榷。“人民币汇率如果升值，必将在1―5年内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冲击，制造业的就业和生产能力将会下降。”殷建峰指出，目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主要因素还是制造业，特别是低端制造业。从基本生产要素禀赋来看，中国有七八亿适龄就业人口，一半以上在农村，农业从业人员知识技能弱，不适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尽管非农产业早在1995年就已经超过第一产业，但由于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和餐饮等低端领域，交通、通讯、科研，金融就业的前景并不看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对这些行业的垄断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当务之急就是把实体经济改革和金融业改革捆绑在一起，加速对内外开放。”殷建峰说。
　　鉴于中国经济崛起对美国这个既得利益国家产生的影响巨大，殷建峰认为，在处理来自美国的压力时，中国应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为重，联合欧洲和亚洲力量，加强亚欧财经合作。
　　有消息称，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鼓励学者和专家更多参与决策制定，特别是建立一种长效机制，以发挥专家团的作用。对此，殷建峰认为，“中国的财经政策要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就必须具有稳定性，说一不二，给人以稳定的预期，树立负责任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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