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喜欢的事,让喜欢的事有价值
作者 : 未知

  我成长的年代是戒严时代,传统的社会价值,要求我们要穿一样的衣服、戴一样的帽子、奉行一致的价值观。那是一个很难有所谓个人风格成形的年代,也不鼓励独立的思考。我们的学校或者师长,也不会鼓励你去寻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或喜欢做的事,总把所有人纳入同一种标准。我从小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只能是一种样子,但是我无法找到答案。直到在西方的摇滚乐、电影里,看见西方的年轻人可以独立而完整的自我去创造属于年轻人自己的、色彩鲜艳、想象力丰富的文化,这才隐约知道,原来世界可以不是原来的样子,也许我们也有权利创造和改变。
  我们经常使用的字眼,不管是摇滚、嘻哈、民谣,都不只是一种音乐的形式或者名词,它都代表了一时一地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有他们的态度、哲学和美学。我们过去以来,经常习惯性的复制西方的名词与形式,其实我们是在复制他们的生活。但是当资讯潮来临,全球文化倾盆倒入我们没有设防的生活中,在全球化的年代,有可能形成“文化无祖国”。于是,我们比过去可能更迫切的需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的生活真相是什么。我们迫切的需要为我们的生活找到自己的定义。
  日本一位建筑大师说,他瞧不起现在日本的建筑师,因为他们像涟漪一样,打到水里水花一漂就没了,但以前的建筑师都可以引领风潮,改变世界。日本的年轻建筑师们于是回应:“是的,我们只把身边的事做好,但是我们的池塘因此比较美。”
  这是典型的Web2.0世代的故事。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在网络上看见的每一件事,全世界都有非常厉害、更厉害的人做过。所以做最强的人,不是他们的梦想,但是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好,让喜欢的人去拥有,会让生活更快乐。少数菁英是在资讯封闭时代的资讯拥有者,而当资讯普及了,如果所有的人都只想把自己身边的事做好,他们不用追求一定要做最大最强,但是希望做最快乐、最有价值的事。于是一个独立音乐品牌,一年赚数百万台币,就好,他公司很小,他很快乐一个小的服装品牌,月收入30万台币,就好,他25岁,跟女友可以三个月出国旅行一次;一个有机的耕种品牌、一个生活饰品的设计者、一个金工银饰甚至水泥瓦楞纸的创作人,都在做他们喜欢的事,让他们的作品有了粉丝,有了属于他们的微小起点。
  起点虽小,但是未必不会长大,因为网络让闻香而来的人自动聚拢。他甚至不需要花钱做广告,因为广告的效应太短暂,但是品牌的品质却会不断口耳相传。也不要以为消费者还会像过去一样迷信品牌以及西方进口――《Sex and the City》看多了,出了门也不是5th Avenue。消费者开始需要能够反映他们自己存在价值与感情的创意制品,他们需要感觉自己存在。所以他们看《海角七号》、《艋舟甲》,所以他们会开始追寻能够反映自己存在而有风格品质的创新制品。
  我从高中毕业开始做音乐相关的事,经历过各种大起大落,看尽繁花与落叶。但是从未有一刻像现在一样兴奋!我们终于逐渐走到一种忠于生活本身的时代,也终于拥有了一些虽然刚开始,但是显然会越来越大的文化自信,也终于看到了一个不受传统狭隘商业眼光制约的创造性的一代。
  简单生活节的口号――“做喜欢的事,让喜欢的事有价值”,对华人这个民族来说很难。前几代成长时,他们经历过的都是家里米缸没有米,但到这一代,米缸美不美才是问题――或是米缸里是不是我喜欢的米。人开始有选择的权利,而且因为资讯革命,你的选择增加,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在这么复杂的资讯里面,你怎样回到本我,决定自己的价值跟自己要什么,当你决定以后,你的人生会变得比较简单。
  所以简单生活是最快乐的事,那快乐是因为你知道自己是谁、你要什么。而当你做到的时候,你不是为了功名利禄的出发点,你回到自己的本我去创造自己的价值,可以分享,又可以回收又能够赚到钱,这件事情的快乐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其实,当我们说“做喜欢的事,让喜欢的事有价值”,如果在美国,可能会被视为荒谬吧。因为西方的文明从小就训练独立的思考,追求自己的风格,不需要强调生活风格的特性。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首次尝试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审视我们的生活,并且在其中找到骄傲和自信。
  1976年12月3日,台湾近代音乐最重要的启蒙者――李双泽先生在淡江大学的中山堂,当着所有想要聆听西洋歌曲的听众唱起了一首国语民歌,许多台下的观众开始鼓噪不满。李双泽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可乐瓶,砸碎在地上说:“我们要唱自己的歌。”隔离30年之后,我们也许终于能够开始说:“我们要过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