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波动与汇率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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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中美之间贸易顺差日益扩大，中国被指“操纵”人民币汇率。本文将通过构建VECM模型，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汇率波动及国民收入纳入统一的框架来综合分析中美贸易顺差扩大的真正原因，以此说明中国是否存在“汇率操纵”。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发现中美贸易顺差主要由国内经济驱动，而不是汇率因素，因此中国不存在“汇率操纵”。
　　【关键词】VECM模型 汇率 汇率波动 汇率操纵
　　一、引言
　　从2008年开始，美国深陷金融危机，国内经济一蹶不振。虽然美联储于2015年12月16日公布加息决策，宣告金融危机的过去，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复苏之路必然面临诸多坎坷。而在过去的7年中，中国经济发展在全球一枝独秀。虽然外部需求在全球金融危机泥沼中疲弱，使得中国出口受阻，但依靠强大经济引擎，中国对外贸易继续向纵深发展。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份额不断加大。据美国商务部公布国际贸易数据显示，2015年1～9月，中美货物贸易额达到4416亿美元，同比上升3.7%。这是自1985年以来，中国首次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中1～9月，美国向中国出口货物价值839.9亿美元，进口货物3575.7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2735.7亿美元。美国一直以来都就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之一。据中国海关统计，截至2015年10月，美国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总值为2.85万亿元，占我外贸总值的14.3%。
　　随着中美之间贸易顺差日益扩大，贸易摩擦也频繁发生。很多美国政府官员和学者基于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杠杆作用，认为人民币被人为低估，甚至叫嚣中国有“操纵”人民币之嫌。加之2015年12月，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对中国“操纵汇率”的观点又甚嚣尘上。
　　那么，人民币升值能否真的改善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贸易顺差？中国对人民币实行的有浮动的管理，是否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存在操纵的嫌疑？对于这些都有待于深入研究。客观理性的认识贸易收支和汇率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地防止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等行为的发生，对于中美两国经济和贸易的顺利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和重要的研究意义。
　　二、文献综述
　　从二十世纪末到现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两度成为关注的焦点：首先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贬值的争论；然后是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的快速增长、经常项目顺差的持续扩大和外汇储备的激增，人民币面临空前的升值压力，有关人民币升值问题的争论不断高涨，中国也在压力中实施汇改。在此背景下，国内外许多学者运用不同方法对汇率波动和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汇率操纵”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在汇率波动方面，Maurice（2002）认为在一个开放经济体中最重要的资产价格就是汇率，汇率波动会调整一国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要素价格，促使这些要素从使用效率较低的部门流向使用效率较高的繁荣部门，从而影响一国经济增长，因而，汇率波动不仅影响贸易收支，而且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收支差额，对资源配置也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Bahmani等（2007）年也认为汇率波动能后显著影响国际贸易。但是，Hong（2006）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对美国贸易赤字的影响很有限，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中美双边贸易的范畴，关系到现行国际储备系统的缺陷。谢博婕（2013）等基于2002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分别从总体和分行业的角度说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汇率波动率对中美两国之问总体和分行业贸易收支差额均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在人民币升值影响方面，Koo（2007）等认为汇率在中美两国贸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改善中美贸易失衡。但国内学者姚枝仲等（2010）发现，在剔除产品质量提高因素后，中国出口短期价格弹性大约为-0.6，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使出口价格的提高幅度超过出口数量减少的幅度，出口额反而提高了，所以人民币升值会促使中国出口的进一步增加。
　　关于中国是否在操纵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蒙代尔批驳了“人民币升值论”，认为贸易账户顺差与人民币升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Chinn（2004）基于美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需要通过汇率和收入的综合调节才能得到缓解，单独的汇率“操纵”并不具有可能性。孙华妤和潘红宇（2010）基于2005年7月到2008年12月月度数据运用协整一误差修正方法检验人民币名义汇率与中美双边贸易差额的关系，发现名义汇率与贸易差额之间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中国政府无法依靠“操纵人民币汇率”，令人民币低估以扩大净出口。贺刚（2012）分别运用截面、面板和协整三类模型对1996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失调程度进行测算，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在部分年度出现低估的现象，但偏离幅度温和，人民币币值围绕着均衡汇率在一个可控幅度内上下波动，不存被“操纵”的现象。
　　以往学者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和升值影响做了多方面的阐述和研究，但是很少建立统一的框架研究人民汇率波动和升值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通过构建VECM模型来综合分析这两类因素对中美贸易平衡的影响，以此说明中国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后是否真的存在“汇率操纵”。
　　三、模型设定
　　VAR模型适用于平稳的时间序列。通常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为了满足VAR模型的前提条件，需要将原始数据进行差分处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得数据代表的含义发生改变。VEC模型通过考虑协整关系的检验很好的克服了VAR模型的缺点。
　　设yt=（y1t，y2t，…，ykt）’为一k维随机时间序列，t=1，2，…，T，且yt～I（1），即每一yit～I（1），i=1，2，…，k，如果yt不受d维外生的时间序列xt=（x1t，x2t，…，xdt）’影响（限制），VAR模型变为 　　（5）式即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其中每一方程都是一个误差修正模型（ECM）。
　　四、实证检验
　　（一）数据选取
　　Rose和Yellen（1989）构建了经典的两国贸易模型，如式（6）所示，其中TB是两国贸易差额，E是两国实际汇率（直接标价法），Y是本国收入水平，Y*是外国收入水平。因此贸易收支差额可以表示为实际汇率、国内收入水平和国外收入水平的函数。在此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虑到汇率波动的影响，设定汇率波动变量为σ，则（6）式转化为（7）式。
　　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TB=TB（E，Y，Y*）（6）
　　TB=TB（E，Y，Y*，σ）（7）
　　根据（7）式中的实证变量选取数据。中美贸易名义顺差由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和进口额算得。美元兑人名币（直接标价法）实际汇率由中美两国CPI指数和名义汇率计算得到，其中CPI指数是根据两国CPI环比增长率算得，并以2005年7月为基期；名义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每日中间价算出的月平均值。由于国内收入GDP是季度数据，不符合数据等频的要求，因此采用两国的工业生产值同比增长率代替（美国为AIND，中国为CIND）。汇率波动变量σ是根据实际汇率{1}采用garch（1，1）模型计算。以上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
　　（二）实证检验
　　1.数据平稳性检验。为了保持数据量级的一致性和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处理。除了汇率和汇率变动不具有季节性特征，需对其他原始数据做X12季节性调整。对处理后的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TB和AIND是平稳序列，其他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理论，进行协整检验要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阶单整序列。本文中的五个序列并不是同阶单整，但CIND、E和σ这三个一阶单整序列可能具有协整关系。考虑到TB和AIND是平稳序列，如果三个一阶单整序列能够得到协整关系，那么这五个序列将可能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
　　2.基于VEC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协整检验可知，五个变量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因此可以建立VEC模型，并基于VEC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AIND、E和σ并不是TB的格兰杰原因，而CIND是TB的格兰杰原因；在联合检验下，AIND、E、σ和CIND是TB的格兰杰原因。由此说明，人民币汇率和汇率波动在并不会引发中美贸易差额的变动，这意味着中国无法通过汇率操纵来扩大中美贸易顺差；同时，美国国内收入也不影响中美间的贸易差额。中美间贸易差额变动更多是受到中国自身生产力提高的影响。
　　3.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为了更详细深入地刻画解释变量波动对被解释变量的动态影响，下面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对中美贸易顺差问题进行探讨。其中，脉冲响应考量某一变量一个单位标准差的扰动对其他变量影响的动态冲击；方差分解的目的是分析冲击对变量变化的贡献度，以此评价各类冲击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根据上文构建的VEM模型，考虑贸易、汇率、汇率波动、中国生产能力和美国生产能力等五种冲击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脉冲响应见图（1），方差分解见表（7）。
　　由图1第一幅子图看出，在短时间内国内生产对中美贸易差额产生显著的正向冲击，但该冲击在滞后2期后减小，并在滞后5期后维持较弱的正向冲击；第二幅子图显示，美国一单位生产标准差的扰动会对中美贸易差额产生较稳定的正向冲击，但中美贸易差额对该冲击的反应速度较慢，；第三幅子图显示在短期和中期，汇率贬值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冲击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但长期会有微弱的负向影响；第四幅子图显示汇率波动会对中美贸易产生微弱的正向影响。总体来看，中美贸易差额主要受到国内生产和美国生产增长的影响，受到汇率和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弱。
　　根据表（7）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知道，在中美贸易差额走势的波动中，其自相关性很强。其中，贸易收支波动是最主要的贡献因素之一。我国生产发展状况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显著大于美国经济发展状况所带来的影响，并且前者的贡献度维持在20%左右，而后者的贡献度缓慢增长，并最终维持在8%左右。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和汇率波动对贸易差额变动的贡献度在短期内都很微弱，最终两者缓慢增长到8%左右。
　　从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中美贸易顺差主要是生产驱动的，特别是中国自身生产力的增长。虽然人民币汇率和汇率波动会对中美贸易差额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是较弱的，并且脉冲响应说明人民币在长期内对贸易差额有微弱的负向作用，与“贬值扩大顺差”相悖。由此说明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汇率操纵”以扩大中美贸易顺差。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论，可能因为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汇率传递率低，人民币升值时我国出口品的美元价格上升小于人民币升值率，进口的美国产品人民币价格下降小于人民币升值率；二是美国限制对华出口，汇率调整的价格效应失去作用；三是受全球宏观经济波动和中美两国经济政策的影响，比如近几年发生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美国实施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
　　五、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对中美贸易进行了系统性分析。从协整方程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与人民币实际汇率、汇率波动、国内生产和美国生产存在长期成负相关关系。从基于VEM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是导致中美贸易顺差扩大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人民币贬值和汇率波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印证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进一步说明了中美贸易顺差是生产力驱动型，汇率因素影响较弱。因此我国无法通过“操纵”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来增加贸易顺差。
　　因此，单纯的就汇率变动来衡量贸易状况不具有可行性，中美双方应就完善双边贸易政策和经济状况来改善贸易状况。比如美国需要采取积极的贸易政策，放宽对华出口的条件，积极促进对华出口；中国应积极扩大进口，并扩大我国国内市场内需。同时，双方应进一步疏通汇率的传导机制，以有效发挥汇率的价格效应。
　　注释
　　{1}实际汇率的变动值经检验具有ARCH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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