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工作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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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工作的不安全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有两种忧虑时常困扰我们：全球化――它使工作机会转移到更穷的地区；计算机技术――它可以完全剥夺我们的工作机会。
　　这些忧虑笼罩着不同收入、年龄和国家的人们。墨西哥对被中国抢了饭碗的事实耿耿于怀，这说明新兴国家人们的日子并不比发达国家的人好过。作为回应，政治家们提出了林林总总的再就业培训或教育计划，但都不足以应对长期性的问题。
　　对于全球化和计算机技术革命的担忧最终都可以归结到一点，因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新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计算机和互联网使我们可以几乎没有成本地传输资讯，进行跨文化和跨国度的商务往来。
　　人们的忧虑在于信息技术现在到了“起飞”的前夕，它会突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这样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并不都是积极的。
　　这种曲线似的加速发展在自然界常有发生。一种在固定百分比上的指数式增长可能看上去就像一支曲棍球棒，在年利率5%的情况下，1美元的年利息只有5美分，10美元的年利息只有50美分。这样的增长曲线在某一阶段是平坦的，可随后就变成了数量的急剧增长：10亿美元的年利率就达到5000万美元。
　　信息技术每年正以超过5%的速度发展。根据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摩尔在1975年所阐明的“摩尔定律”，计算机芯片上的元件数量每两年就要翻一番。也就是说，其年增长率在40%左右。从其微不足道的发端到数十年以后的考量，这种指数级的增长轨迹的经济影响看上去一定会像一只巨大的曲棍球棒。
　　当然，对于计算机取代人力工作的担心并非一朝一夕。50年前，20世纪伟大的数学家和计算机学科先驱者、麻省理工的诺伯特・维恩纳(Norbert Wiener)就提醒我们计算机对人力工作的威胁。但他所担心的经济问题至今尚未出现。半个世纪之后，还没有任何发生在我们人口当中的真正糟糕的事情能被归咎于计算机。但这只是因为计算机技术发展的起点微不足道，所以我们到现在还只是处于其平坦发展的阶段，一旦其发展达到了临界点，我们会看到它对就业带来的全然不同的影响吗？
　　诚然，一般说来，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总是好消息。计算机不但具有生产力，还能服务人类，且不会成为人类的竞争对手。强大的新型计算机将会在整体上增进人类的福祉。问题是真实的人们并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概念，总有人会成为它的牺牲品，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由计算机带来的利益究竟如何分配。
　　信息技术的核心问题是其产生的经济利益可能会过度集中；它创造的财富会主要被某些人占据，这些人或者具有不可被电脑复制的精湛技能，或者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抑或拥有特定的商务联系。
　　较老的信息技术已经在某些职业领域创造了“赢者通吃”的结果。留声机唱片走进千家万户，缔造了音乐界的超级巨星，也使无数不合时宜的乡土艺人失业。电视也对演员和运动员施加了同样的影响。但和现今的――或即将成为可能的信息技术成果相比，留声机和电视的影响仍然有限，在新的经济现实中，更多的职业会步乡土音乐人终遭淘汰的后尘，从而带来前所未有的更大规模的财富集中。
　　计算机技术带来的风险实实在在，且令人恐惧。它们不会因再培训或再教育计划的实施而大有改观。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计划都不能赋予他们所需的技能，使他们保持比新型的机器更高的工作效率。这些风险只有通过根本性的变革来应对――这些变革并不能使人类个体变得比机器更具产能，但却能使社会更好地管理和重新分布风险。
　　例如，随着拥有和没有特殊技能的劳力从市场获得的报酬日渐拉大差距，就更有必要实行一种能够补贴低收入工作的累进税制。
　　借贷机构也需要进行改革，从而使它们能够更好地为人们缓冲破产的风险。金融市场将不得不进行扩容，从而使个人和公司都能更好地规避风险。
　　现在就开始思索我们会面临的改变十分重要。因为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会更难达成共识。只要人们还披着相对“无知的面纱”，即当人们还不了解作为个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他们就可能更易于赞同采用累进税制以补贴低收入者。一旦更大的收入不平等成为现实，原则性的讨论可能就要让位于新兴的富豪和困苦的穷人之间赤裸裸的阶级斗争。
　　
　　罗伯特 J. 希勒（Robert J. Shiller），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本刊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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