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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30年:回顾、反思与展望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华 生

  改革开放30年,现在确实是到了非常关键的转折的时候。中国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现代化第一次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突飞猛进。过去30年的成功是跟我们在大方向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的制度创新连在一起的,而制度创新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又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具体来说有4个方面同原因。
  1.对外开放,使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30年之前我们的知识多么有限,思想是多么封闭,而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和世界最高水平对话,国家、民族的自尊心大大增强,这跟我们坚持从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渐进式的创新制度是关联的。
  2.我们走过了渐进的市场化,包括双轨经济的发展,避免了很多转轨国家出现的经济中断、停顿甚至倒退。同时我们采取的是有限的私有化,有限的私有化和渐进的市场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激励和动力刺激。我们避免了在市场化和私有化过程当中家族垄断、控制经济,使中国避免了大规模的经济对抗和社会动乱。
  3.农村联产承包制从温饱问题出发,实际上是解放了农民,使农民走向非农产业,搞乡镇企业。本世纪以来,几亿农民进入城市,带来一系列的制度变迁,而这个变迁又使得由于保持了集体经济的外壳,所以避免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而我们又收获了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成果,这是我们30年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4.在中央集权下面的地方竞争。地方政府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地方有限公司,综合使用资源,解决了产权不足的替代问题。同时在劳动和资本高度流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行政调控缺陷受到了抑制,由于部分替代了产权,所以地方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非常重要的原因。由于以上4个方面的原因,所以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高速增长,这个模式是不可复制的。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走的是改革路线,改革就是改良,就是改善,既避免了既被守旧派所阻挠,又避免了被移植拷贝派所挟持的问题。这个路线使我们充分利用了中国历史遗产,包括中国革命的遗产;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制度资源、组织资源,这是30年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没有大的动荡和对抗的基本原因。
  今后30年能不能延续前面30年的增长,中国实际上面临着尖锐的挑战。过去30年的高增长是有几大因素在支撑,而目前这些因素严重衰减,有些鼓励增长的条件已经在丧失;有些负面因素越来越大,正面因素越来越小。比如我们最初的后发优势已经逐步丧失,中国越来越成为影响世界经济重要的力量和别人企图封锁的市场。这次金融危机进一步提醒我们,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能够再持续,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只能救急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倾向。从改革来说,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越来越遇到真正的利益障碍,比如从经济学家来说都赞成能源价格改革,但能源价格改革涉及老百姓的利益,像汽油、成品油的价格到底跟不跟国际挂钩,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不是意识形态。在证券市场上,有些经济学家、主张产权改革的人说要大大减持国有股,而证券市场上的利益要求国有股不仅不要减持,还应该进一步增持,国家不能放弃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在市场化和产权改革方面,我们的余地都比较有限。
  二元体制现在越来越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地方竞争本来就是双刃剑,进一步向公共财政和服务型政府转变也会抑制它原来的作用。过去30年提供高速增长的内外部条件在逐步丧失,如果没有进一步大的制度创新,高速增长的时代有可能结束,我们将进入中速和低速增长时代,这样各种社会矛盾会出现,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
  从现在来看,我们最大的问题是需求不足。依靠外部需求显然是不行的,主要靠内需。我们采取各种办法,内需没有上去,显然不是政策问题,说明经济结构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失衡。经济结构最大的缺陷和失衡是什么?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我们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后端,但是城市化还在初期阶段。统计数字上的城市化是45%,似乎和世界平均水平的50%相差不大。但是我们真正城市户籍人口城市化水平是28.6%,严重偏离了世界一般水平,这是我们现在内需不足的基本原因。我们农村收入水平只相当于城市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消费水平大概也是如此。实际上,农村的需求只要稍微上升,就根本不存在任何内需问题。由于这样一个结构,所以我们城市化在过去是在畸型发展,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资源能够支撑的发展方向,所以当前面临着重大的制度调整和制度创新。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现在城乡统筹从什么地方人手,我们认为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和缺陷。现在大家感兴趣的是希望解放土地,使土地资本化,创造中国的内需,我们觉得这不太可能,反而可能造成重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真正的农民(非郊区农民)的土地,包括宅基地的价值是非常有限的,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们能够做什么资本化,反过来倒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最后一个保障,一旦他们在城市失业了,可以让他们回家,因为他们有家。如果土地流转使他们没有家的话,社会不稳定,流民的问题会严重地爆发出来。城乡统筹,从农村建设起步,从土地流转起步,从土地增值起步,我认为是错误的。城乡统筹的关键,我们认为应该是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城市化或者说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我们现在不是要人为地把农民变成市民,已经有1.5亿农民进入城市。但是我们的制度,公然歧视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公民权是分割的,这是造成内需不足的根源。本来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乡统筹的关键、主线应该是降低城镇化成本,降低农民进入城市、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的门槛,这是核心。但是现在热衷于土地流转,特别是城郊土地的流转,包括小产权房,小产权房不是给农民工住的,而是给已经改善了生活的城市人进一步改善生活住的。地方政府对这一块特别感兴趣,因为通过流转可以集中更多的土地进行工业和城市化开发,而这些都在抬高城市化的成本。当前在解决城乡统筹当中,核心应该是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我们建议启动农民工市民化国家行动纲要,重新考虑城市的布局;重新考虑城市的建设;重新考虑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标准,要通过一系列的立法。解决在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农民进入城市的安置过程。最初完全是代工,然后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其中包括要制定农民工职业培训法,国家应该大量、大规模兴办培训学校和各种代培,大规模培训农民工,包括当他们失业的时候,不是把他们遣返回农村。在制度上也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个制度就包括把城市土地征用和农民工的安置挂钩,把城镇的规划和发展和农民工的依存度挂钩,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为后30年的改革提供基础。
  我们过去的30年是靠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起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后30年给中国内需和经济增长,包括给其他制度改革提供基础就是我们要启动城市化,要让已经进城的1.5亿和将要进入城市的3-5亿的农民,在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在城市安居下来,使第三产业能够发展起来,这将会为中国后30年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责任编校:史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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