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垃圾富豪”:利乐的中国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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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乐在这个实验里同时扮演了多个角色：循环经济倡导者，替政府宣传和推动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体系的商业模式设计者；技术支持者；资金资助者；行业利益代言人；回收行业秩序的调解人。而其中的大多角色，都是利乐的不得已而为之。
　　
　　一
　　6年前，羊军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对自己已与浙江富阳400家造纸厂作了4年同城竞争的小纸厂追加投资、改造升级。1年之后，郭振齐离开北京最繁华地段的写字楼，跑到远郊区一个尘土飞扬的村子盘下了一家小纸厂。羊军和郭振齐相互之间并不熟识，但他们同样遇到了利乐―一家占据了全球无菌复合纸包装70%市场的跨国巨头。利乐要带动他们同样以办纸厂的方式进行一场关于“循环经济”的中国式实验。
　　在全球市场畅通无阻的利乐之所以要专门搞个“中国式实验”，自然是因为自己有个“中国式烦恼”。
　　尽管利乐中国副总裁杨斌一直强调这个市场中还有瑞士的康美包（SIG Combibloc）、挪威的艾罗派克（ELopak）、荷兰的Alterna Pak和国内的一些包装公司，但是，中国人还是习惯于将市场上所有的无菌复合纸包装盒统称为“利乐包”，并且顺理成章地将该类产品带来的负面影响统统归罪于利乐。
　　比如，废弃利乐包带来的污染问题，利乐包使用的原料（优质纸浆和塑料、铝，三者含量分别为75%、20%、5%）造成的大量资源耗费问题，等等。人们希望，利乐在对待这些问题的时候能够像它获取利润那样毫不含糊―以大量专利和超高的市场占有率为基础，利乐可在一包牛奶中稳赚其成本的10―15%。
　　在资源耗费问题方面，利乐通过让纸浆来源于可循环利用的森林资源等措施达到了国际上很高的标准；在废弃包回收利用方面，欧洲、巴西等区域也找到了相应的办法，但在中国，却并非从一开始就一帆风顺。
　　利乐的药方是，在中国构造一条“循环经济链”：筛选适合的合作厂家，利乐参与和资助利乐包处理的技术研发，并为这些企业提供管理指导和一些设备投入，让他们通过收集废弃“利乐包”（也包括康美包和艾罗派克包）并进行分解处理后，作为原料再次投入市场；等到这些企业能够盈利并走上良性发展道路，利乐就退出。由于大厂家不好控制、改造成本高，而且最初的废弃包回收量难以支撑大厂的需求，所以，利乐的合作伙伴肯定不能是某个造纸巨头一家独大，而是必须寻找多个有发展潜力的小厂。
　　从这个意义上讲，利乐中国实验的成功之日，就是这个循环经济链上“垃圾富豪”的辈出之时；反之，如果利乐不能成功帮助中国量产“垃圾富豪”，那么，它的市场老大地位和丰厚利润则将受到严重威胁。
　　正是这样的构想打动了羊军和郭振齐。
　　羊军所在的富阳，2004年就被有关部门认定为“中国白板纸基地”，有大大小小四百多个纸厂，其中多数原料来源都是进口废纸，但当时，“我在富阳跟人讲‘循环经济’，从政府部门到邻居，没人听说过，”羊军说，“我想，这就对了，这才是差异化竞争。”
　　在遇到利乐前，郭振齐在大学当了10年老师，教的专业是造纸；之后，他为一家欧洲造纸设备商工作了10年。2005年，还在北京国贸大厦上班的郭振齐接触到利乐项目后认为，国内造纸行业的原料来源同质化严重，而“利乐包”废包这一来源却无人涉足而且稳定―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牛奶等饮料的消费有增无减。于是，他收购了北京一家濒临破产的福利纸厂，办公地点也因此变成了周口店地区山脚下的一个村子。
　　现在，羊军的身份是杭州市富阳富伦纸厂厂长，郭振齐则是北京鑫宏鹏纸厂厂长。虽然他们的厂子比起“中国女首富”张茵的玖龙纸业来仍然很渺小，但他们身后站着利乐这个巨人，所以，他们踌躇满志。
　　
　　二
　　但中国的实际情况远比计划来得复杂。
　　一方面，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收集的基本方式仍旧为混合收集，尽管从2002年起政府就提倡垃圾分类，但由于没有明确相关法律规定，导致垃圾分类收集比率始终很低。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城市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官方回收渠道，有一大部分已被回收大户和无数拾荒者所占领。
　　所以，利乐和羊军、郭振齐他们只好从头编织属于自己的回收网络体系。
　　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管理成本在全国面向拾荒者搭建起密集的回收点。而拾荒者的特点是，这个队伍虽然巨大，却是没有组织、分散、不具法人资格的，因此也就无法和企业进行交易。
　　所以，找到、并且管理好民间回收大户是当务之急。
　　这些回收大户是散乱的中国垃圾回收系统中“利乐包”回收比较可靠的枢纽。他们连接着各个垃圾填埋厂、废纸收购点和蒙牛、伊利这样的利乐包装使用大户（从工厂中回收它们的废弃包装），并且也能通过自己的下家―那些更小一些的回收公司来面对成千上万的拾荒者、知道“利乐包”能卖钱的环卫工人和城市居民。
　　2009年9月19日，羊军和自己刚刚找到的广州地区“利乐包”回收总代理谈妥两年内的回收计划。羊军随周围的人将这位总代理称为“林老板”―他答应为羊军在两年内把广州及周边地区的利乐包回收总量做到两万吨。
　　林老板个子不高，脸上总带着笑容，在经营垃圾分捡回收前，他做过水果生意。在他接手这块地盘时，羊军每月从这个地区只能回收80吨利乐包。
　　“但不要因此小看广州周边地区的回收量。”林老板说，光东莞地区一个镇的居民一天消费利乐包的潜力，甚至就超过城市里的几个大型垃圾填埋场提供的回收量总和。因为这里工厂密布，气温偏高，工人们的食谱里常年包括利乐包装的牛奶或饮料。
　　“只要你让我觉得做这个事情有前途，”林老板说，“我会想方设法把回收量提起来。”
　　为了让林老板他们有干劲，在城市垃圾分类政策缺位的情况下，羊军硬是“研发”出了一个即使在跨国公司的渠道管理者看来也相当精准的管理框架―在根据消费“利乐包”的数量在山东、安徽、上海、广州、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寻找到林老板这样的总代理之后，为他们中业绩好的人建立奖励制度，比如一个月代理收上来的“利乐包”达到20吨，每吨就返利200元。羊甚至答应为林老板这样信誉良好的合作伙伴提供一部分资金周转。
　　“我们把收购的标准和价格挂钩，收上来的废包分三个级别，分类和清洁做的最好的价格最贵，”羊军说，“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钱相关，回收环节里的每个人都会慢慢发生转变。”
　　比如，在收上来的废包中，他们对地区代理从当地工厂拿到的边角料开出的收购价格是最低的。“这不奇怪，”郭振齐解释说，“我们的很多回收代理都和当地的蒙牛、伊利这样的工厂有密切的关系，从那里拿到大量的边角料并不难。”
　　但回收企业和造纸厂都意识到，能否拿到工厂料取决于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完全依赖于他们则会让双方都面临极大的潜在风险―“比如，工厂分管此事的人忽然改变主意，将这些废料处理给其他回收商。”
　　
　　三
　　相比之下，建立起一个从城市垃圾处理体系中获得“利乐包”的稳定渠道更为重要，因为人们对牛奶和饮料的消费总会越来越多。
　　“更何况，利乐帮助我们的主要目的，本身不光是为了处理工厂废料，”羊军说，“而是希望通过我们去把城市垃圾中的废包吸纳出来。”在富阳当地，受到原料蓝海的吸引，也有中小型企业开始想用“利乐包”造纸，它们的一部分原料来自购买进口废纸中夹带的废弃利乐包，“进口废包是800元一吨，”羊军说，“而我们则把收购价格定在1800元一吨。”除去要负担维护管理回收系统的成本外，富伦为了保证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环保，还投资500万元修建了污水处理及循环使用的系统―而其他竞争者则未必会如此规范行事。

　　 “现实很残酷，在规范和监管缺失的市场环境下，好行为未必会给企业带来好的结果。”
　　另外，“一家产能上千万吨的大型造纸企业，利用规模效应，大量进口废纸造纸，可以享受退税，”羊军说，“富伦每年靠回收处理近1万吨左右的废弃纸制品和‘利乐包’，却享受不到太多政策优惠。”加上社会对再生产品的认识度不高，他们的产品被迫和市面上的普通牛皮纸进行价格竞争，“都卖4300元一吨。”利润微薄导致企业很难扩大规模，“利乐包”的回收率自然也上不去。
　　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理解，羊郭二人对同业竞争者的心态十分矛盾。他们既希望大家都知道这个生意的价值从而更加支持他们，又担心利乐支持使用该原料的中小型企业过多，导致原料供不应求、成本大涨、利润下跌。
　　但对于利乐而言，其最终目标是调动全社会参与，将废弃利乐包的回收率提高到无限接近100%。
　　据悉，就算是效率最高的2009年，全国十几家像富伦和鑫宏鹏这样在用回收利乐包装制造再生纸、彩乐板和塑木的企业加起来也就回收了4.2万吨，回收率接近15%，与2008年的10%相比，前进了不到5个百分点。
　　所以，如何找到一个比较巧妙的突破口，在让羊军和郭振齐他们拥有更高积极性的同时，吸引更多的力量参与进来，是这个实验迈出第一步之后能否继续前进的关键所在。
　　2009年，杨斌宣布，利乐找到了这个突破点―铝塑分离技术的应用。
　　
　　四
　　到2009年9月，利乐支持的山东天艺塑胶有限公司研发出的铝塑分离生产线已在羊、郭二人的工厂中各自试运行了一段时间。
　　在没有使用铝塑分离技术时，工厂处理一吨利乐包，除去杂质外，可以得到500公斤纸浆和250公斤铝塑筛渣（塑料与铝的混合物）。利乐的纸浆采用长纤维，适合制成优质牛皮纸，在2008年上半年，废弃“利乐包”收购价格是1800元一吨，进口废纸的价格是2900元一吨，富伦和鑫宏鹏纸厂还有成本优势。但经济危机让进口废纸价格迅速降至1200―1300元一吨，而利乐包的回收价格仍是1800元一吨，加上纸制品市场价格竞争激烈，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要在剩余的铝塑筛渣上寻找更多的价格空间。过去，这种混合物最多卖到1200元一吨。在使用铝塑分离技术后，工厂可以继续将其分解为铝和塑料，塑料在市场上可卖到1500元一吨，铝则价格更高，是7300元一吨。
　　仅就羊军的工厂来说，富伦每年处理无菌复合纸包装近1万吨，每个月产生约200吨铝塑筛渣。在投资500万左右上马铝塑分离生产线后，复合纸包装的再生利用价值提高了约30%，月销售收入增长可达25%。
　　这部分新增赢利空间成了很大的动力。羊郭二人性格迥异，羊喜开拓，郭偏谨慎。不过，他们现在不约而同地在急速扩大规模：羊军在2010年将产能扩大到年产10万吨牛皮纸，郭则收购了几公里外的另外一家濒临破产的国营纸厂，计划将自己的产能提高到4万吨。
　　“铝塑分离技术本身早已存在。”利乐中国负责环保事务的经理姚特克说，事实上，早在2005年，在巴西圣保罗的卫星城市Piracicaba，就有一家利乐巴西公司支持的纸包装回收加工厂，能够用等离子技术将纸包装盒中的铝和塑料成分完全分开，“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等离子技术的设备投入太高，而且也要求企业对‘利乐包’回收量够规模，因此利乐在中国进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实验。”
　　最后，在2007年，利乐中国的环保工程师找到了天艺塑胶有限公司，他们和山东聊城大学的研发小组合作，开发出现在在富伦和鑫宏鹏使用的半化学半机械的铝塑分离方法。
　　“（铝塑分离设备）总体投入大概需要1500万，”羊军说，“利乐在基础设备上对我们提供了帮助，而且，他们论证过，整个生产过程是环保的。”
　　这让很多希望成为“垃圾富豪”的投资者非常兴奋，技术研发者山东天艺塑胶有限公司也希望自己的技术产品能够就此迅速市场化。但利乐却认为，这个技术的应用如果推动一批企业蜂拥上马无菌复合纸包装的处理项目，鑫宏鹏和富伦纸厂费时费力所搭建的规范而又脆弱的回收体系有可能会被短期逐利的价格战冲垮。
　　所以，还是应该先迅速将回收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再视情况投放设备。
　　但这取决于拾荒大军，而铝塑分离技术所产生的利润也许能调动更多拾荒者，却仍很难控制他们，从而也就很难谈得上稳定提高的回收量。
　　为了笼络这支队伍，羊军目前也只想到了“社保”，他和林老板告别时甚至许诺说：“如果我们能长期合作的话，或者我可以为你和你的核心团队提供社保。”但他承认，具体的实行办法他“还在考虑中”，因为按照劳动合同法，将对方纳入自己的企业，风险很大，而为其购买商业保险的金额又太大了。
　　
　　五
　　怎么办？别说羊军，就算是利乐，也很难将全国十几万拾荒者纳入自己的企业。到目前为止，利乐已经在这个实验里同时扮演了多个角色：循环经济倡导者，替政府宣传和推动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体系的商业模式设计者；技术支持者；资金资助者；行业利益代言人，为羊军、郭振齐他们争取类似于退税这样的政策；回收行业秩序的调解人等等。而其中的大多角色，都是利乐的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循环经济链条上，缺位的角色太多了。
　　这也就是利乐虽竭尽全力却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中国现实复杂，是远非一家跨国企业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推动循环经济的。
　　利乐认为，光拾荒者队伍这一条，就不仅直接制约了利乐，也制约了卡夫、可口可乐以及惠普、佳能这样热衷于回收电子垃圾的企业在中国建立合理的循环经济商业链条。而这只是中国包装回收利用市场中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说到底，在中国推动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需要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各司其职，同时，公众的垃圾分类和环保意识也需加强。”杨斌说。
　　因此，利乐、包装协会和一些包装使用与生产厂商建议，中国政府可以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纳入正在制定的《包装物回收利用管理办法》。
　　1990年，在由政府提出包装回收要求后，来自包装材料和消费品产业的95个公司组成了德国的生产者责任组织―“包装废物收集利用的环境服务公司”DSD，DSD拥有绿点（green dot）标志。这个组织是与地方政府垃圾处理系统同时并存的另一个回收利用系统，它根据回收体系和不同材质包装物的回收成本测算，规定加入该体系的消费品制造商为每个包装上缴多少费用。交费企业可以在包装材料上使用绿点标志。然后，DSD将这些费用补贴给专业公司负责废包装的收集和再利用。
　　和中国大陆情况最近似的台湾地区，则是在1998年开始，由政府牵头成立了废弃物资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员会，用制造者提供的资源回收管理费去补贴整个资源回收系统的各个成员，比如工厂和拾荒者。
　　目前德国模式效果很好，但一些东欧国家效仿德国，由企业和政府牵头投资建立了昂贵的回收体系，结果却引发了一场正规军（政府企业支持的回收部门）和拾荒大军的资源争夺战，硬生生抢夺了后者的饭碗。
　　而巴西模式则不同。1992年，巴西非盈利环保组织“塞普利”（CEMPRE）成立，这个组织帮助政府将拾荒者收编成为了类似合作社的法人组织。在这个实验中，政府负责为合作社的垃圾分拣提供固定的地点或场所，“塞普利”和企业及其他NGO则为合作社提供核心设备（核心设备是压缩打包机）与管理指导。合作社管理下的拾荒者的月平均收入可以达到200美元，相当于巴西最低工资水平的两倍。
　　目前，巴西一共有三百多个这样的合作社，共创造了五十多万个就业机会。这种成功的管理模式使得巴西的5500多个城市中，到2004年有237个城市加入了垃圾分类处理的队伍。并且它的铝易拉罐回收率达到96%，高居世界第一。其他的包装比如钢易拉罐、纸箱、玻璃、PET饮料瓶和无菌包装纸盒、塑料的回收率都居世界前列。
　　“这些国家的实践说明利乐的中国实验能否最终成功，不取决于利乐。”杨斌说，“但这也正是我们为之努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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