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军事经历、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

作者:未知

  摘要 使用来自沪深资本市场2009~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高管军事经历与企业创新活动投入二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高管军事经历能够显著的推动企业创新活动;相较于国有性质的企业, 这种影响在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表现更突出;中小板上市公司中高管军事经历对企业创新活动影响更为显著。上述结果在经过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分析后仍然成立。研究结论对理解上市公司中高管的个人特质问题有一定帮助,为我国具有军事背景的高管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决策提供来自科学研究证据层面的决策参考依据。
  关键词 高管军事经历;公司治理;企业创新投入;产权性质;中小板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9)06-0017-07
  一、引 言
  创新是企业的生命,也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2016年国务院颁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创造发展新优势,阐明了企业发展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前企业创新投入的势头迅猛,对企业创新的差异研究也越来越多。管理者的个人特质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例如年龄[1]、性别[2]、任期[3]和受教育程度[4]等个人特质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而在管理者的个人特质中,管理者早年具有军事背景的特质也是研究企业创新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军人企业家现象在现在企业高管层中并不罕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更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军人企业家。军人退伍之后凭借自身的敢打敢拼的创新创业精神而成功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在退伍之后的1984年创立集团,联想集团在许多领域凭借创新均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并获得极大成功。任正非退伍后创立的华为公司在“2018中国企业创新能力100强”中位列中国首位。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企业聘用具有军事背景的高级管理者的比例是稳步上升的。早期的学者们在研究企业管理者的军事经历對企业政策决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企业投融资行为研究[5-6]、并购行为研究[7-8]和慈善捐赠[9]等几个方面,但是对高管军事经历对企业创新活动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找出我国上市公司中高管军事经历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高管个人具有的早年军事经历对企业创新活动影响存在何种性质以及何种程度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中的高管军事经历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积极的影响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的存在比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在中小板上市公司中,高管的军事经历对企业创新活动影响比非中小板上市公司更为显著。当前我国政府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方面,大环境有利于为个体提供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另一方面,每年大量退伍军人安置问题也是政府急需解决的民生问题。因此本文研究高管军事经历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的相关性问题符合当前我国的制度背景和市场环境,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本文的贡献在于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中高管的个人军事经历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尤其在非国有企业中和中小板上市公司里这种推动作用更为明显。本文对探索高管军事经历的研究丰富了管理者个人特质理论,为我国具有军事背景的高管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决策提供来自科学研究证据层面的决策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高管军事经历与企业创新活动
  在美国,关于高管的军事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研究表明[10],早年具有军事背景的管理者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会产生负影响。因为这些管理者在早年军事经历中遇到很多危险,对风险因素很敏感,在做公司决策前首先会考虑到风险因素,会优先考虑去规避风险,行事风格趋于保守。相反观点则认为具有军事背景的高管在企业投融资政策决策时候往往表现的更加自信,敢于承担风险[11],具有军事经历的高管会推进企业决策的水平[12-13]。
  中国军人具有优良的牺牲奉献精神、战略思维和创新能力等特征,这些优质的品质是商学院出身的年轻高管不可比拟的[14]。具有军事背景的高管在军队中形成的优良品质会使自己更加自信和果敢,敢于冒风险而不是一味地回避风险,有助于公司开展创新活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拥有军事经历的高管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
  (二)高管军事经历、企业产权性质与企业创新活动
  在企业产权性质方面,我国国有企业在决策权方面受到来自政府的强烈影响[15]。国有企业的优势是资源丰富,执行力强,国有企业在创新活动方面的投入能够比非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优势。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把创新确立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却一直受到来自制度、规模等方面的限制。创新投入是一项长期活动,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在里面,是需要高额投入的一项活动。非国有企业在创新活动方面不具备国有企业的优势。具有军事背景的国有企业的高管,能够在国有企业的环境下,通过自己的军事经历抵抗来自创新投入中的风险, 创新活动对他们来说更具有挑战性和成就感。基于此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中拥有军事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创新投入活动的影响更显著。
  (三)高管军事经历、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活动
  传统观点认为垄断企业对于市场能力的追逐是企业创新活动的源泉,大规模企业比小规模企业更具有创新优势[16]。认为大企业能够为巨大的研发投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有利于大规模的创新活动开展。此外,创新活动自身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规模大的企业创新失败的风险相对就低。但是也有观点认为相比较大企业而言,小企业更加愿意从事创新活动。该观点认为中小企业的组织机制和管理结构比大企业更加有效率,大企业在这些方面的低效率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大型企业往往关注的是更高收益的大型创新活动,这就可能忽视很多其他机会导致创新的敏感度降低[17-18]。中小企业因为自身对市场的灵敏性较高,更容易发现市场中存在的机会而推动创新互动开展。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早年具备军事经历的高管因为个人特质固然能够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开展,但是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中高管的军事经历会更多的受到来自管理过程效率和僵硬的组织机制的影响。而中小企业往往具有更宽松的氛围和灵活的人际关系,为具有军事背景的高管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推动企业创新活动开展。因此本文假设如下:
  假设3:与大规模企业相比,中小企业中拥有军事经历的高管更能推动企业创新投入活动开展。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初始样本来自2009~2016年沪深两市A股的上市公司。在样本中剔除了金融业上市公司数据;上市时间短于两年的企业也被剔除了样本;剔除关键数据缺失的样本;剔除资产为负的企业数据。本文使用的是平衡样本数据,最终样本包含605个上市公司共4 840个有效观测数据。为了控制极端值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数上进行了缩尾调整。
  本文通过 CSMAR 数据库搜集选取的高管对象为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长等信息。定位的高管个人信息包括“董事长”“董事会主席”“董事局主席”等关键词,公司总经理的资料选取包括“首席执行官”“总经理”“总裁”“代理总经理”“代理总裁”等关键词。对高管是否有军事经历本文采取的方法是搜寻高管个人简历中是否有“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军队”“武警”“武装警察部队”“军区”“军校”“部队”“退役”“参军”“国防”“入伍”“服役”“战役”“兵团”等字眼。按照上述标准本文共得到高管具有军事经历的样本数为124个。
  本文的创新投入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同花顺数据库、万德数据库和公司年报,对缺失的数据通过手工查阅公司年报获取。公司治理和相关财务数据均来自 CSMAR 数据库。本文使用的统计软件为 STATA14。
  按照高管是否有军事经历、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和企业规模将样本进行分组表示如表1。
  由表1可以得出高管具有军事经历的样本数达到2.5%,说明上市公司存在聘用有军事经历的高管的现象存在。在国有企业中,有军事经历的高管人数44人,非国有企业中是80 人,几乎是国企中人数的两倍。在中小板企業中有军事经历的高管是71人,高于非中小板企业中的53人。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定义为企业创新活动投入(RD)。本文参照国内外已有的研究[19],本文选取公司当年的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之比作为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替代变量。这主要是考虑企业的研发能力的强弱能较好的代表企业的创新能力。本文又选取企业当年的研发投入与总资产额之比在后续的稳健性检验中再次衡量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
  2.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企业高管军事经历(MILITARY)。通常西方国家对企业高管的研究主要是研究企业 CEO[10]。在本文中董事长、总裁和总经理均被视作企业高管对象进行研究。本文将 MILITARY定义为高管是否有军事经历,有则赋值为1,没有取值为0[9]。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企业资产规模(SIZE)、总资产净利率(ROA)分别衡量企业资本结构、企业规模和企业业绩[5]。控制变量还包括股权性质(SOE)、董事会独立性(OUT)、董事会规模(BOARD)和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DUAL)[13]。本文还加入了年度与行业虚拟变量,以控制年度与行业固定效应。时间虚拟变量包括2009~2016年8个年度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采用 WIND数据库中的国际标准 GICS(Global Industries Classification Standard)行业分类标准,包括能源、材料、工业、可选消费、日常性消费、医疗保健、信息技术、电信服务和公用事业。相关变量情况见表2。
  (三)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前期文献的研究[7],构建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对假设1进行验证。同时将全样本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小板和非中小板企业继续利用模型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2 和假设3。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3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各行业中所聘用的高管中有军事经历的样本数为124个,占总样本数的比例为2.5%;不存在军事背景的高管样本观测值为4 716个,占总样本观测值比例为97.5%。可以看出大部分上市公司的高管存在军事背景的现象并不存在,但是上市公司聘用有军事经历的高管是存在的。
  在创新投入上,创新投入占总资产比重平均值为3%,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整体创新投入水平不是很高,上市公司整体上创新投入强度不均衡,且我国上市公司中创新投入的水平差异比较大。其中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创新投入占比比国有上市公司的创新投入均值要高,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创新投入均值比非中小板上市公司要高。
  (二)相关性分析
  表4给出了主要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数据显示,创新投入与高管早年军事背景呈现正相关关系,初步表明高管的早年军事经历会影响到企业的创新投入,推动企业的创新活动开展,初步证实了我们的假设1。同时表中也可以看出公司总资产、资产负债率、企业的股权性质、董事会规模和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创新投入呈负相关关系,而剩余变量如总资产报酬率、两权分离变量和董事会独立性分别和企业创新投入呈现正相关关系。各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5,说明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不明显。
  (三)回归结果分析
  高管军事经历与全样本上市企业创新投入关系(模型1)、高管军事经历与国有企业上市企业创新投入关系(模型2)和高管军事经历与非国有企业上市企业创新投入关系(模型3)、高管军事经历与企业规模关系(模型4和模型5)的回归结果见表5。由表中模型1的结果可以发现:具有军事背景的高管与企业创新活动投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本文假设1相符。这表明公司聘用具有军事经历的高管能够支持企业的创新活动。其余主要控制变量,公司资产负债率与企业创新投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负债规模过高会影响到企业创新活动的投入水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负相关,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的反而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公司规模与企业创新投入亦呈现负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规模越大反而不利于企业创新活动开展。董事会独立性与董事会规模与企业创新活动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公司高管层中具有军事背景的高管发挥了积极作用。企业盈利能力与企业创新活动也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模型4和模型5中可以看出,在小规模企业中,高管的军事经历能够显著的推动企业创新活动开展,与本文的假设3相符。而在大规模企业中,两者之间这种影响并不存在。上述变量呈现结果与已有文献基本一致[15-16]。   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国有企业中高管的军事背景并不能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高管军事经历(MILITARY)并不显著。然而模型3中,非国有企业中的高管军事经历与企业创新活动两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不支持本文假设2。这表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有军事背景的高管会积极推动企业的创新活动。这表明高管军事经历虽会对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产生正向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里存在显著差异。
  (四)稳健性分析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方面,借鉴早先文献中的做法[16],使用创新投入变量占公司总资产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具有军事经历的高管与企业的创新投入活动之间呈正向关系,但不显著;模型2~5分别为国有企业样本和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小板上市公司和非中小板上市公的回归结果。从结果中可以发现非国有企业高管的军事经历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国有企业中高管的军事经历却没有产生这种效果,中小板上市公司更加能推动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这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假设基本相符。
  (五)内生性问题
  企业的创新机会是随着企业战略和竞争力的变化而改变,而高管的军事背景经历是具备一定的持久性的,所以早年具有军事经历的高管在任命初期这种军事经历表现的最为明显。那么如果剔除具有军事背景的高管任期不足1年、不足2年和不足3年的样本,那么这种表现是否依然明显呢? 因为本文的结论是企业由于自身创新需要选择了具有军事背景的高管,并不是具有军事背景的高管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为了解决此内生性问题,本文做了如下检验(结果见表7)。由检验结果发现,剔除任期不足1年、不足2年和不足3年的样本的回归结果仍然显著[3]。
  五、结 论
  本文检验了上市公司中高管的军事经历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本文选用了我国2009~2016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高管军事经历与企业创新活动投入呈现正相关关系,即高管的早年军事背景经历有助于推动企业的创新活动开展。相比于国有性质的企业,非国有性质企业中的高管军事经历能够显著的推动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反映了产权性质可以显著影响高管个人特质与企业创新决策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小板上市公司中高管的个人军事经历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比在非中小板上市公司中更显著。高管的个人军事经历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不受行业特征限制,在各个不同的行业中高管军事经历对企业创新活动都有较为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我们的实证证据表明,上市公司在聘任高管时应该更多地考虑聘任拥有军事经历的高级管理人員,高管的军事背景经历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显著的影响作用在每个行业都表现的很明显。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拥有军事经历的高管行事果断、敢于承担风险,追求成功的心里非常强烈,他们担任高管后会主导更多的企业创新活动。其次,由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高管军事经历与企业创新活动关系不同,建议在非国有企业中聘任拥有更多的早年拥有军事背景的高级管理人员。第三,当前全国多省市均大力发展的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建设有利于退伍军人的个人发展,但是军队和企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组织。当军人成为企业管理者的时候,他们在军队中的经历对企业的发展是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的决策效率,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过度自信对企业发展的阻碍。
  收稿日期:2019-01-07
  网络出版网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90304.1131.008.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9-03-05 16:38:41
  基金项目:2018年度山东省金融应用重点研究项目(2018-JRZC-04);2018年度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立项课题(18-ZZ-JJ-05);2018年度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JNSK18C08);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2017年人文社会科学校级规划项目(SKXMZ1702)。
  作者简介:邵林(1980-),男,山东威海人,博士,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金融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参考文献]
  [1] 郭葆春,张丹. 中小创新型企业高管特征与 R&D 投入行为研究——基于高阶管理理论的分析[J].证券市场导报,2013(1):16-22.
  [2] 王清,周泽将. 女性高管与 R&D 投入:中国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5(3):178-179.
  [3] 刘运国,刘雯.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 R&D 支出[J]. 管理世界,2007(1):128-136.
  [4] 文芳,胡玉明.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特征与 R&D 投资[J].管理评论,2009(11): 84-91,21.
  [5] 黄勇. 军人CEO 从军经历对其企业激进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2.
  [6] 赖黎,巩亚林,马永强.管理者从军经历、融资偏好与经营业绩[J].管理世界,2016(8):126-136.
  [7] CHEN LIN,YUE M,OFFICER M S,et al. CEO's military experience and acquisition decisions[J]. SSRN Working Paper,2011.
  [8] 赖黎,巩亚林,夏晓兰,马永强.管理者从军经历与企业并购[J].世界经济,2017,40(12):141-164.
  [9] LUO J H,XIANG Y,ZHU R. Military top executives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 evidence from China[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7:1-31.
  [10] BENMELECH,EFRAIM,CAROLAFRYDMAN. Military CEO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5:43-59.
  [11] AMY DITTMAR,RAN DUCHIN. Looking in the rear view mirror:the effect of managers'professional experience on 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y[J]. Ross School of Business Working Paper,2014(1211).
  [12] 孟俊龙.管理者早期参军经历与公司政策[D].厦门:厦门大学,2014.
  [13] 骆梦丹. 管理者军事背景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8.
  [14] O'KEEFE B. Battle-tested: how a decade of war has created a new generation of elite business leaders[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Digest,2010,18(6):36-40.
  [15] 程承坪,程鹏.国有企业性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替代物[J].当代经济研究,2013(1):26-31.
  [16] 邵雷.我国大企业技术创新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7):80-83.
  [17] 李平,邢丽娜. 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15-18.
  [18] 董晓庆,赵坚,袁朋伟. 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4):40-46.
  [19] 刘鑫,薛有志. CEO 继任、业绩偏离度和公司研发投入——基于战略变革方向的视角[J]. 南开管理评论,2015,18(3):34-47.
  (责任编辑:张梦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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