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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官员”的生成机理与社会影响

作者:未知

  摘要:“网红官员”是指在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种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人员。“官员代言”有利于推动当地发展,改善政民关系,但如果发布信息不当,可能会对公务员队伍和政府形象带来不良影响。因此,要发挥“网红官员”正面作用,克服其负面影响,进而让官员成为群众信赖的“网红”。
  关键词:“网红官员”;生成机理;正面社会影响;负面社会影响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平民化发展,“网红”已经成为我国网络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红官员”是指在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种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人员。当“网红”这个充满娱乐性的词语和“官员”这样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词语相结合,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好奇。如:2016年6月20日,前巴东县县委书记陈行甲,在任期间他以手机直播的方式记录自己进行高空跳伞的全过程,跳伞过程中掏出宣传巴东县旅游的小旗子,为家乡的旅游业宣传造势,当天微博话题阅读量达67万,迅速成为网民讨论的热点人物。官员以自己的身份在网络进行交流互动、内容发布等行为,成为网络红人,形成了充满活力的政治生态,公务人员的行为模式、政府形象和政民关系也因此得到改善。
  1“网红官员”的生成机理
  “网红官员”是在网络空间中,官员的特殊身份、网络推手的信息处理、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以及网民心理等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新现象。
  1.1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环境基础
  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人类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改革因互联网信息技术而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的日臻完善,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公共参与性强等特点加强了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联系。“网红官员”产生的基础,就在于互联网平台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关注官员、了解官员、评论官员的机会,为官员表现自己、发表言论创造了平台。如果说“网红官员”是鱼,民众(网民)是水,有水才有鱼,那么互联网这个大环境就相当于承载“水”和“鱼”的巨大“盆地”。Web2.0(互联网二代)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降低了网民参与“织网”的技术和经济门槛,而且提高了网民参政热情,更多体现一种对社会的主人翁精神,自媒体迅速兴起,“网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网络红人在自媒体日益发达的环境下产生。“网红”的传播主体是“魅力人格体”的自由联合;传播内容是非常明确的内在核心理念,拥有独特的传播模式和传播形态。官员这种“代表政府”的身份,使其自身带有一种公众人物的性质,近年来政务公开、阳光政务的推行,官员的身份自带了一种“光环”,加之官员的工作职能与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有些官员在网络上的言行受到大量的關注和转载,进而成为“网红官员”。
  1.2“网红官员”独特的个性和创新思维
  部分官员因其独特的个性和创新思维而做出在社会上具有争议或具有高度关注度的行为,依靠网络的推广将会吸引大量网民的关注甚至会在电视、报纸等多媒体渠道上广泛传播,官员会为社会大众所熟知从而成为“网红官员”。如前巴东县县委书记陈行甲,自身嫉恶如仇、直率坦荡的个性使其敢在会议上直言贪污官员和腐败行为,利用网络直播这种新兴方式来为巴东旅游业注入活力,拉动经济发展。新疆博湖县县委书记董斌在“穿越楼兰”的大型网络文化活动首站活动时亲临现场,为全国网友直播“书记做鱼”,用以宣传博湖的水产品、推广博湖的生态优势与旅游资源。2017年刚上任的义乌市市长林毅当众演唱歌曲《故乡的云》,呼唤在外打拼的义乌商人回乡创业,此举当下就成为舆论的焦点,林毅也被称为“网红市长”。类似官员的个性和创新行为在网络的传播推动了其向“网红官员”的转化。
  1.3网民心理因素的推动
  网民的猎奇等心理也是“网红官员”产生以及受到广泛关注和热议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是窥私心理,马斯洛认为环境对人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因而积极探索环境成为人和动物最基本的需要,偷窥的心理存在于我们许多人的内心,在网络中走红的“网红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群众)的窥视官员私人生活需要,引起群体性的关注。二是猎奇心理。官员工作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官员的工作和生活方面倍受群众关注,容易引发一系列的评论或追捧。三是渴望交流心理,社会发展的同时竞争也越来越大,竞争下的浮躁和空虚寂寞的心理问题逐渐暴露,进而在社会中碰壁或生存艰难的人群往往希望得到政府、国家的关注或希望向政府进行宣泄和抱怨,因此在“网红官员”大量出现的时候往往会满足部分群体“交流和关注”的需求。四是从众心理,网民往往跟风关注网红人物,其更多不是内心感兴趣,而是为了增加自身的谈资,以丰富自己的社交资本,紧跟时代和社会,避免脱节。因此,当“网红官员”由于自身身份特殊性和网民的个性和思维,更容易成为社会的焦点。
  2“网红官员”的正面社会影响
  “网红官员”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发展得如此迅速,与其自身所带给网络社会、甚至是线下真实社会的广泛影响是密不可分的。著名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也曾道出惊世骇俗的言论:“媒介即人的延伸”,每一项新技术的出现都能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革新人类世界观和方法论,人类信息空间的广度和深度得以扩展,使人们获得新的生活体验和生活理念,由网络而产生的“网红官员”正是这一切的体现。
  2.1“网红官员”能够给予经济发展更多活力,缓解社会矛盾
  社会结构紧张的根源在于要实现的文化目标和社会所提供的条件之间存在矛盾,简单来说就是利益诉求与社会条件不匹配,社会大众觉得自身发展受到制约。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区域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问题伴随着经济发展不断爆发出来。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态势下,“网红官员”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提高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促进经济发展。“网红官员”陈行甲以及许志平利用自身“网红”效应推动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网红”为表,推介为实,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给经济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动力,丰富经济发展的形式。同时,“网红官员”相当于代言人的角色,无疑给生产者们产生一定压力,会不断规范自身的发展,也给广大群众打一支“安心剂”,促进诚信经营。另外,通过对某些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网络宣传,能够很好地起到缩小地区贫富差距的重要作用。以陈行甲为例,陈行甲以其备受关注的网络行为,让他迅速成为典型的“网红官员”,引起了网民的极大关注,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当下扶贫工作中少数贫困户心态不端正,抱着“我是穷人我怕谁”的想法,消极对待脱贫工作,思想上依靠政策、行动上依靠帮扶干部等,不愿自强、不懂感恩。据此他强调应从教育入手,对贫困户进行脱贫教育并使他们从意识上、行动上主动参与其中。陈行甲的言论以措辞犀利、直指痛处、接地气的风格著称,其讲话稿也多次被《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转发,他高调反腐,不仅自身拒绝收受贿赂,在任期间也重拳整治贪污腐败,一心搞好巴东的经济。为了拉动经济增长,他曾亲自出马录制Mv,也曾从3000米高空跳伞等,通过独出心裁的方式拉近了官民的距离,刺激了人们的消费需求。创新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如果官员们还按部就班,沿用传统思维想问题、干工作,那么势必不会出新、出彩、出业绩。陈行甲、杨春丽等“网红官员”,正是紧跟时代步伐,适应社会发展,借力创意营销,以网络为媒介与当地特色结合,以令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广,让一些落后地区不再“待在深闺人未识”,而是家喻户晓、大放异彩。相对于以往千篇一律的打广告以及请明星代言,官员自身宣传反而更加接地气更加节约资金,更好地带动当地致富。   2.2“网红官员”推动社会管理的创新,提高政府工作质量
  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所暴露的问题同样不能忽视,要求每个官员要提高应对社会发展所暴露问题的处理能力,不断更新自身知识体系以适应时代的要求。随着我国信息化、科技化发展迅速,要求社会管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向多元化迈进,特别是以互联网的普及为代表的信息化技术力量的崛起,以往被忽视的矛盾更容易出现,现实社会与网络虚拟社会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丰富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充分调动社会管理主体积极性,进而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在政府主导的形式下,实现政府权力和公民社会权利的互动合作,把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协调起来。“网红官员”的出现推动了协商模式与公民参与的相结合,推动利益的诉求表达,有利于使“网红官员”成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长效对话机制的桥梁,将社会管理从简单依靠行政手段向协商对话的社会管理方式转变,能够让多元主体的意见充分表达,提高公众民主参政的热情以及对社会的认同。此外,“网红官员”也为创新管理方法提供了借鉴,“网红官员”在社会管理中具有“南风”效应。“南风效应”也称“温暖法则”,即在解决人际间关系的时候,重视方式方法,通过柔性管理,达到管理目标。当前我国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人们在享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多方面的风险挑战,社会矛盾日渐暴露。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时期,导致社会管理层面出现各种问题,老百姓易产生抱怨和不满的情绪。如果官员一味地采用“北风”似的管理方法,只会激化民众的负面情绪,甚至出现抗议现象。反之,采用“南风”似的疏导治理办法,利用广泛的官民互动,能够真正引起民众的共鸣,进而达成共同的价值认同。在各种社会问题面前,官员借助网络社交平台灵活地普及国家政策、引导社会舆论、畅通公民情绪、接受大众监督,既符合了公民的潜在需求,又有效地顺应了社会治理的外部环境。官员成为“网红”,能让公众更加理解官员,喜爱官员。也许网上“粉丝”的数量决定不了一个官员的好坏,但具有“吸粉”的能力官员容易获得公众的信任,有助于真实掌握大众对官员的评价,有助于搭建官民交流的平台,最终有助于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2.3“网红官员”能促进信息公开,增强政府公信力
  库利曾说,“没有表达,思想就不能存在。”我国信息获知渠道受官僚制的影响,信息传播呈现层级化的特点,层级越低获得信息越慢、越少,信息公开在广度和深度上不尽如人意。政府牢牢掌控着大量有用、有效的公共信息,不愿放手,而公众对公共信息的强烈需求难以从政府方面得到满足,就政府像一个水容量巨大的水库,信息种类丰富却久久不开,从而使公众形成信息饥渴。信息饥渴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信息不对称,信息饥渴使的公众对信息的渴望不断提高,当这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时,谣言便会应运而生,且谣言的传播成本低、传播速度甚至要比真实信息传播的快,可以迅速占据人们的眼球,导致事情发展方向可能渐渐偏离其原有的轨道。此时“网红官员”的出现有利于政府进一步公开信息,利用网络化解信息传播的层级化,以一种更加“喜闻乐见”的、人民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去传播信息,达到辟谣、遏制谣言的效果,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同时能广泛收集大众的信息反馈,进一步改进工作。“网红官员”以一种新颖的方式与广大群众沟通交流,个性、有特色的回应民众诉求,让网友纷纷点赞。如:蔡奇2010年开通微博政务,利用该平台加强了与网民的沟通,切实为网民解决难题,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蔡叔”。2013年9月14日晚,一位母亲在微博上发文向时任浙江省组织部部长蔡奇求助,文中称其儿子在国税局上班,不会喝酒卻要经常陪领导喝酒。隔天晚上,蔡奇对此作出回复:“告诉我你儿子在国税哪个单位?今后可以不用喝酒了。”这一次在微博上的互动事件很快成为网上的热点话题。“网红官员”的出现是政府对社会关切的积极回应的体现,不仅能拓宽民意表达的渠道,而且也是现代政府管理工具理性安排和民主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
  2.4“网红官员”有利于实现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改善政民关系
  长期以来,民众对待官员都存在心理定势,心理定势又称之为刻板印象,指“个体对他人按照性别、种族、年龄或职业等进行社会分类,形成的关于某类人的固定印象,认为这类人与某些特征和行为相联系。”刻板印象有利于快速了解把握一个陌生的人或群体的特征,却容易用片面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造成偏见。在我国,大多数群众都认为官员是高高在上,不苟言笑,难以亲近的,对官员都存在着避之则吉以及畏惧的心态。而“网红官员”的出现,其以亲切和善的形象出现在民众面前,消除了以往刻板“官老爷”的形象,使官民互动性提高以及拉近官民的距离,能够扭转公民对官员的不良的心理定势,促进其以动态的观点,实事求是对官员进行评价,进而对官员有一个重新的正确的心理定位。如:2017年在义乌市“两会”上,刚当选义乌市长的林毅当众演唱一首《故乡的云》,呼唤在外的义乌商人回乡创业,一夜之间,林毅市长成了“网红”。林毅市长这一举动改变了公众眼中官员通常都长着一张“扑克脸”的形象,展现了现代官员年轻、宽容、充满活力的新形象。还有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县委书记董斌直播烧鱼,山西省万荣县县长李永辉摆摊吆喝卖瓜,让官员走进生活,走进群众当中,增加了亲和力,改善了政民关系。
  3“网红官员”的负面社会影响
  刘易斯·芒福德指出:“技术上的收益从来不会自动获得社会上的认可:它们需要同样机敏的政治上的创新和适应过程。习惯上人们简单地认为机械进步必然促进文化和文明的进步,但机器体系根本无法完成这种任务。由于缺乏合作性的社会才智和社会意愿,最先进的技术也不能承诺必将带来社会进步,就像电灯不能给丛林中的猴子带来任何承诺一样。”虽然“网红官员”对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正面的影响,但这一现象也伴随着一定的负面影响。
  3.1形成负面“意见领袖”效应
  官员作为人民的公仆,应该以人为本进行社会管理,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存在“仇官”“羡官”心理,对官员会存在权力崇拜,这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会让民众不自觉地追随和效仿官员。“网红官员”相对于其他官员,更多地暴露在网上,大众对其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官员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大众产生趋向力。因此,如果“网红官员”在网络上不恰当的行为举止,歪曲民众的社会价值观,影响民众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如:2017年2月26日上午,一篇被转发的微博在网络上“掀起千层浪”,被转发的原微博是一位57岁的老交警顶着下雪的恶劣天气执勤的博文,转发者是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炳祥(微博名:丽江炳哥),李在转发当中称“执勤是因为犯错误被处罚,发微博是‘作秀’。”此微博一经转发,迅速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争议,官民矛盾进一步凸显,给社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最后,丽江中院通过官方微博发布通报,李炳祥停职检查,调查后严肃处理。   3.2影响政府的形象
  “网红官员”的“秀”如果不是为了给百姓谋福利,若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只是为了能够得到大众更多的关注和有助于自己仕途的发展,把“作秀”当成了“做事”,就会形成一种不务实的工作作风,导致公众反感,影响政府形象,导致官民关系紧张。由于“网红官员”往往做一些比较异于其他官员更接地气的事情而走红,比如高空跳伞、拍写真、用微信宣传卖鸡等等,会让一些大众觉得这与官员本身稳重、低调的形象不符,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的权威和形象。还有一些官员为了“作秀”而“作秀”,形式主义。如2013年安徽宁国市副市长汪军看望当地百岁老人,所发照片领导图像被放大且身体悬空,而百岁老人蜷缩一角,被质疑照片Ps,引发网友作秀之讥。还有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领导冒雨视察工作”的照片,事实上是消防员拿消防水枪向半空喷水的摆拍。通过对“网红官员”的“秀”的问题,发现“网红官员”的“秀”体现了官员工作缺乏正确的评价尺度,以及缺乏引导公众对这些官员创新行为的认识。因而,“网红官员”若不正确把控“秀”的度以及引导公众对这些行为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那么“网红官员”会成为社会动荡的催化剂,使官员和公众进一步背道而驰。
  3.3影响经济健康运行
  “网红官员”在短期内可依靠其网络效应进而利用更多的公共资源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但官员在市场经济中的“越位”介入,可能会导致官商勾结,使得官员“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变成“为人民币服务”。从长期来看,这些做法也与建立和完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背道而驰,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另外,“网红官员”利用自身形象推銷产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营销不是官员的本职和专业,很有可能会导致本末倒置。更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质量和技术的提高才是扩大商品销路和知名度的重要手段,而不是投机取巧,靠县长那几声“吆喝”来实现,这种“吆喝”只能带来短期的效益,市场始终是商品销售的运作规律。我们应该意识到,陈行甲跳伞、许志平卖鸡等等,大众更多关注的是官员本身,并不是产品,体现的是对官员权力的崇拜,这种做法并不能长久。官员当“网红”,依赖的是大众的新鲜感,但是新鲜感会随着次数的增加而慢慢变淡,那么这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就会不管用,利用大众对权力的崇拜而推销经济并非长远之计,并没有真正做到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转型升级。
  “网红官员”作为一种新的行为、新的现象,受到官场内部的排挤和来自社会的误解、非议在所难免。但“互联网+官员”模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后将要求更多的官员参与到网络建设和行动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4月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中提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因此,对于“网红官员”这种新现象,一方面要鼓励官员积极用网、提升官员网络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官员网络行为的制度规章、制度运行环境建设,规范官员网络行为,充分发挥“网红官员”的正面作用,克服其负面影响,让网络成为加强民众和官员之间、社会与官员之间联系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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