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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人才振兴助力乡村振兴的研究

作者:未知

   摘要:长江三角洲作为中国第一大经济区,理应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示范作用。而要实现乡村振兴,人才是第一资源,作为生长在农村,发展在城市的新时代乡贤而言,他们无疑是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是城乡融合的纽带。他们具有奉献家乡的愿望,也具有市场资源、资金资源、社会资源,在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将聚焦长三角,探索乡贤返乡原因、其具有的特殊优势以及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与内在机制。
  关键词:长三角;乡村振兴;人才振兴
  一、 前言
   黨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2018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及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都提出“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引导和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允许符合要求的公职人员回乡任职。”其中《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还指出“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让各类人才在乡村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
   在中央高度重视农村人才建设的同时,地方各级政府也积极探索,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地方关于乡村人才发展的政策,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国经济开放程度最高、最具活力、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如何利用长三角一体化的地域优势,为乡村振兴赋予新动能,是三省一市面对的新问题,迎来的新机遇。国家战略、区域优势和良好基础为长三角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保障,而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实现人才振兴。其中,新时代的乡贤必然是人才振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乡村振兴发挥更大作用。
   二、 研究概述
   本文的“乡贤”采取王文峰(2016)关于“新乡贤”的定义,“新乡贤是指那些守法纪、有品行、有才华,有意为家乡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人。他们或是有威望的退休公职人员、或是知书达理的专家学者、或是有影响力的成功创业人士、或是有丰富社会经验的返乡务工人员、或是农村道德楷模等,他们品行高、能力强,在乡间邻里知名度高、口碑好、有威望。他们或者是扎根在乡村的在土乡贤,或者是离开乡村但能够随时和家乡联系沟通的离土乡贤。不管身居何处,他们都能了解乡村、服务乡村、建设乡村。”
   张兆成(2016)等人认为新乡贤具有以下特征:平民化、地域性、社会声望高、秉承主流价值观和掌握先进文化、有民主法治意识与现代道德观念。杨军等人(2016)认为乡贤具有以下优势:一是突破体制不完善的约束。二是完善资源及配置机制。三是弥补乡村公民社会及其组织发育不足弊病。四是弥补乡村治理人才短缺的难题。颜德如(2016)认为可以通过情感认同、价值引领、荣誉认可、教育涵养等方面吸引乡贤返乡,促使乡贤发挥更大作用。
   学者们认为乡贤具有的意义有:一是文化方面,乡贤文化意味着对本土的乡村人文精神的高度肯定,有利于维系集体认同感,激发乡土情感,也有助于塑造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人群,在根本上解决当下乡村文化建设内生力量的问题;二是治理方面,乡贤作为治理主体要素参与乡村治理,有利于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的统一,自古就有“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说法。三是发展方面,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是乡贤具备的精神,当乡贤返乡,他们可以用自身的技能特长、经验学识、文化涵养、道德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帮助乡村发展;四是价值实现方面,乡贤身上有浓厚的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追求“立德、立功、立言”,有改善民生、造福家乡的愿望,合理调动乡贤的积极性,引导他们为社会做贡献,对他们个人的价值实现也有重要意义(季中扬、胡燕,2016;杨军,2016)。
   也有对当下乡贤发挥作用困境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乡村“沦陷”的困境;二是返乡新乡贤的基本生活问题的困境;三是乡村干部和村民中不良心态的困境;四是乡贤培养和发展壮大缺少制度性保障的困境(王文峰,2016)。
   现有研究多是从乡贤对农村治理的作用来分析,在乡贤对农村产业发展的影响方面分析较少,没有说明乡贤在乡村振兴尤其是产业兴旺方面的作用,对乡贤发挥的作用概括不全面。本文将针对长三角地区的情况,着重分析乡贤对农村产业发展的影响,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方面的具体作用。
   三、 长三角地区发展概况
   长三角地区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是长江入海之前形成的的冲积平原,多数地区海拔在10米以下,河川纵横,湖泊众多,农业较为发达,人口相对稠密,城市密集。气候类型主要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雨,气温年较差小,降水季节变化大,主要粮食作物为水稻。
   该地区是中国工业发展较早、产业实力最雄厚、城镇集聚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最有发展潜力、人口份额最高增长最快的地区,该地区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以仅占中国2.22%的国土面积,却占了中国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和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被称作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雄厚的经济基础,长三角地区的乡村振兴相较其他地区有了巨大的先发优势。庞大的城市人口和发达的经济给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提供了巨大机遇。“三省一市”积极作为,纷纷结合自身制定乡村振兴相关政策。上海加快打造具有江南水乡特征和大都市郊区特色的上海农业农村新风貌;安徽实施养殖业转型升级工程、农业产业化发展工程等“十大工程”;浙江实施“千村精品、万村景区”工程,大力发展高效生态现代农业;江苏省推进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开创江苏的“新乡土时代”。这些政策都离不开人才的支持,过去纷纷进城工作的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完全可以在本乡本土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四、 乡贤返乡原因
   1. 自我实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较为高层次的需求是“尊重”和“自我实现”,乡贤的个人发展普遍较好,其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社交需求均能得到较好满足,其自身会追求尊重和自我实现。而返乡带动本村发展,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得到村民的认可和尊重,实现个人价值,是乡贤较为认可的方式。
   2. 政府动员。长三角地区高度重视乡贤的作用,积极动员农村中在外发展较好的人士返村任职,带动本村发展。多人在当地政府动员下,响应政府号召回村担任村支书,或者回乡创业,带动当地发展。当地政府不仅动员乡贤返乡,还进行政策配套,关注乡贤返乡的后续发展,在各方面提供支持。并通过授予相关荣誉,提升乡贤的社会认同和自我价值感。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在首届江苏发展大会上曾动情地说,“乡情乡愁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千千万万的乡情乡愁汇聚起来,就是江苏发展的强大力量”。宿迁市也结合自身实际开展“荐乡贤、留乡愁”工作。
   3. 优良传统。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有着浓厚的尊重贤能、崇尚贤能的良好风尚,乡贤支持家乡建设的傳统也较为悠久,这些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乡贤文化。长三角地区从历史上又是人文荟萃之地,乡贤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精神文化标记,也是一条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乡贤文化在社会风气引导、文化传承发展、公共事务兴建修缮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乡贤文化的“润物细无声”的滋润使得长三角地区当下也有浓厚的回报家乡的氛围,乡愁成了联结城乡,联结海内外的纽带,对乡村振兴起着重要作用。
   五、 乡贤具备优势与影响机制
   长三角地区,乡贤在带动本村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时有多种优势,具体有以下方面:
   一是市场资源。乡贤个人能力突出,多为常年在外经商或者工作人员,其接触范围较广,自身拥有企业或者和相关企业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可以帮助本村农产品打开销路,解决销售难的问题。长三角地区拥有庞大的城市人口和中等收入群体,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有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高品质的农产品和旅游服务等有巨大需求,而乡贤恰恰可以作为纽带,将需求和供给匹配,既为城市居民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又能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
   二是资金资源。农村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投入,一方面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农业也需要大量投入。因为农业具有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又缺乏抵押物,所以难以通过传统的融资渠道来对农村产业发展进行资金支持。不过乡贤普遍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如果能积极引导乡贤返乡创业,能极大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带动村集体产业的发展。长三角地区也有乡贤修桥铺路的传统,出门在外的成功人士,也总忘不了反哺故乡,用他的资金资源支持家乡发展,在家乡投资兴业,支持公共事业发展。
   三是社会资源。农村产业难以发展很大原因是传统农民生活范围狭小,缺乏社会资源。不过乡贤普遍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资源,可以较好弥补传统农民的不足,助力农村产业发展。长三角地区农村人口外出经商和务工人员较多,他们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源,能积极和村内产业对接。当乡贤返乡后,他们能主动谋划,积极向社会各界争取支持,争取社会资金支援本地建设。同时他们社会交往较为广泛,能积极对接专业人才支持乡村振兴。
   四是管理优势。许多乡贤在外面具有丰富的工程经验和管理经验,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他们能接受到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管理体制和方式。当他们返乡创业时,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自身优势,低成本进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基地建设。基础设施和产业基地建设可以由本村来承担,劳动力价格和原材料价格均低于城市,极大降低了成本。
   五是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战略中,城乡融合是重要内容,而在城市和农村奔走的乡贤则是城乡融合的纽带。他们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有深入的了解,也能很好融入农村的社会环境,同时因为他们长时间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对市民也有较深了解。因此可以通过乡贤将城市和农村联结起来,共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进农村产业的发展。众所周知,传统的一产是很难盈利的,乡村的产业振兴必须走三产融合的道路。而三产融合,特别是三产中的旅游、零售等都离不开城市庞大的消费群体,尤其离不开中等收入群体,以上海为例,中等收入群体人口比例约为36.77%。首先,长三角地区农业发展可鼓励开展生态种养殖,通过绿色生态的生产方式生产安全的农产品,其产品可主要销往长三角地区城市的酒店,也可以在高档社区开农产品门店,这离不开乡贤对市民的深入了解。其次,长三角地区也在积极布局乡村旅游,这同样主要面向市民,乡贤可以通过规划设计,打造出能吸引市民的乡村环境,满足市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需求。另外,乡贤可以作为村集体代表积极和城市中有投资需求的人员对接,解决农村的资金问题,同时发挥自身在农村的影响力,降低投资主体在农村的交易成本,达到多赢。
   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影响机制有以下方面:
   一是通过改善公共福利提高治理水平。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乡村的组织程度大大降低,之后又取消农业税费,农民和村集体的关系更加淡化。又因为大量农村人口外出打工,农村呈现空心化的状态。此时,不光农村的治理出现了问题,农村的产业也无法发展。村集体的权威迅速下降,村集体事业也无人关心。而农业现代化仅仅靠传统的小农经济是难以实现的,需要对村庄进行一定整合,村庄的集体事业也需要开展。为此,乡贤可以通过村集体首先为村民提供福利,包括村民在村卫生所的免费医疗,对考上大学的学生进行一定奖励等。通过这些措施提高村民福利,获得村民认同,之后开展村里面工作就容易许多。这样使得村民更加关心村集体事业,也能切身体会到村集体发展对村民的好处。在村里面发展产业、基础设施涉及到土地流转的,阻力也会大大降低。
   二是通过带动村民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提高村民养护意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只依靠政府投入和乡贤捐助,同时也要带动村民参与。可以通过乡贤带动村民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来提高村民养护意识。村里的路是修给大家用的,如果完全由乡贤捐赠和政府补贴,则村民没有参与的意识,不会爱护道路,也不利于体现村民的主体地位。乡贤可以积极作为,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和组织作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达,村民完全由能力参与村庄建设,乡贤可以设置合理机制,引导、带领村民开展本村建设,发展集体经济。    三是对乡村振兴其他方面影响。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乡贤对产业兴旺有重要作用,同时产业兴旺会对其他方面有重要影响。各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发展乡村旅游,在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改善了村庄环境,实现了生态宜居。另外在乡贤的示范引领下,村民道德水平可以得到较大提升,实现了乡风文明。通过发展集体产业,增加集体福利,提高了村民对村集体的认同感,村民更加配合村集体工作,实现了治理有效。最后产业兴旺,直接提高了村民的务工收入,拓展了村民收入来源,未来集体经济效益更加明显时,还会有全体村民的分红,实现了生活富裕。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其中的重点。长三角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这有利于推动农业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而产业兴旺离不开“一懂两爱”的农村工作人员,作为生长在农村,发展在城里的新时代乡贤来说,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也是时代提供给他们的舞台。长三角地区有志于发展家乡,造福一方的新时代乡贤们必将在这个宏大的国家战略中发挥自己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奉獻社会的过程中同时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农村的产业也必将在无数乡贤的带领下,全体村民的努力下,取得更大发展,促进产业兴旺,乃至整个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长三角地区的乡村振兴也将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文峰.“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困境及对策研究[J].未来与发展,2016,(8):87-91.
  [2] 张兆成.论传统乡贤与现代新乡贤的内涵界定与社会功能[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2(4):154-160.
  [3] 杨军.新乡贤参与乡村协同治理探究[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48-52.
  [4] 颜德如.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J].理论探讨,2016,(1):17-21.
  [5] 季中扬,胡燕.当代乡村建设中乡贤文化自觉与践行路径[J].党政视野,2016,(5):72-72.
  [6] 李传喜,张红阳.政府动员、乡贤返场与嵌入性治理:乡贤回归的行动逻辑——以L市Y镇乡贤会为例[J].党政研究,2018,(1).
  [7] 温铁军等.解读苏南[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167-183.
  [8]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报告[R]. 北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8.
  [9] 李培林,〔俄〕戈尔什科夫(M.K.Gorshkov).中国和俄罗斯的中等收入群体:影响和趋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17-346.
  作者简介:董筱丹(1978-),女,汉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区域经济;陈春文(1993-)(通讯作者),男,汉族,陕西省榆林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农业管理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乡村治理;徐文静(1996-),女,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农业管理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乡村治理。
  收稿日期:2019-02-14。
论文来源:《现代管理科学》 201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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