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贫困地区何以稳定脱贫?

作者:未知

  [摘 要] 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现实要求下,深度贫困地区实现稳定脱贫是精准扶贫政策的逻辑延续,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明确定义稳定脱贫内涵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的难点并提出破解的现实路径。研究发现:现阶段贫困地区仍面临环境脆弱性高导致的脱贫后返贫风险大,生计资本薄弱导致的可持续增收难度大以及脱贫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的生计策略有限等问题,可通过构建应对脆弱性背景的风险防范机制,应对生计资本的长效增收机制和应对生计策略的能力提升机制,提高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质量与脱贫稳定性。
  [关键词] 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可持续生计
  [中图分类号] F323.8;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9)12-0007-06
   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是“十三五”期间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总体目标。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短板,深度贫困地区是当前脱贫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深度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以下简称“三区三州”)[1] ,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贫困程度的深沉性,深度贫困地区具有致贫原因异质性,深陷脱贫“死库容”,贫困代际传递严重和特殊贫困现象凸显的特点。在可持续生计资本积弱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的难度较大。因此,立足可持续生计视角,探究深度贫困地区实现稳定脱贫的现实难点与破解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稳定脱贫,现有研究更侧重关注农户生计能力的可持续性,对脆弱性背景和潜在风险冲击的关注较少。稳定脱贫在现有研究中更多的被表述为可持续脱贫,为适应2020年后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这一形势需要,我国迫切需要实现以可持续脱贫为导向的贫困治理战略转型[2-3]。可持续脱贫是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由定义为贫困人口在较长时期内向非贫困人口发生转变的相对稳定状态,可分为绝对贫困(未解决温饱或初步解决温饱)、相对贫困(初步脱贫和彻底脱贫)和致富奔康三个阶段五个层次[4]。传统农户是否能建构适应市场机制的现代生计[5]、关注微观个体的教育发展问题[6]、全面应对脱贫中的风险缺口[7]等,均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手段。但也有学者指出,现阶段的精准扶贫对贫困户的可持续生计的提升并不显著[8]。
  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稳定脱贫、可持续脱贫的实现路径进行探讨。一是聚焦某一具体政策对稳定脱贫的影响。袁梁等(2017)通过对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实证研究发现,生态补偿政策对居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影响[9]。夏艳玲(2019) 通过对巴马瑶族自治县的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能够通过改善移民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进而提升其可持续生计能力[10]。胡晗等(2018) 基于陕西省的入户调查数据也得到相同结论[11]。二是针对具体贫困地区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齐义军、巩蓉蓉(2019) 通过实地考察,构建了内蒙古少数民族聚居区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12]。杨梦源、李辉(2019) 基于金融支持视角,提出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脱贫——返贫——脱贫——可持续脱贫”的新路径[13]。励汀郁、谭淑豪(2018) 通过构建“脆弱性—恢复力”分析框架,基于在内蒙古的半结构化访谈材料,提出现行草地经营制度下促进牧户可持续生计的可行路径[14]。三是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个体农户的可持续脱贫问题展开讨论。可持续生计方法(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简称“SLA”)分析框架主要包括影响个体生计水平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已有研究表明,贫困户的可持续生计受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生计稳定有较大影响[15] 。梁伟军、谢若扬(2019) 基于能力贫困视角指出,扶贫移民的可持续脱贫能力主要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16]。
  纵观已有研究,学界就稳定脱贫的影响因素以及政策建议提出了一些创新的观点主张,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未能对稳定脱贫的定义进行具体的界定,使得现有研究呈现模糊性、分散性和非系统性等特征;第二,作为最需要实现稳定脱贫的区域,深度贫困地区实现稳定脱贫路径选择鲜有文献提及;第三,现有研究仅聚焦于个体农户的脱贫能力层面,弱化了脆弱性背景以及潜在风险冲击的外部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基于此,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经济增收、能力提升及风险防范等层面解读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的多维内涵,并根据深度贫困地区面临的现实难点,提出稳定脱贫的实现路径。
  二、稳定脱贫的定义
  为进一步探究稳定脱贫的现实难点和实现路径,科学认识稳定脱贫是必要的前提条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本部分从脆弱性背景、生計资本和生计策略三个方向对稳定脱贫的定义进行阐述。一是脆弱性背景下的风险防范层面。脆弱性是一般家庭贫困的根源所在,外部生活环境和农户自身条件的脆弱性直接影响到家庭的生产生活状况。因此,降低农户的脆弱性,防范潜在风险的侵袭是实现稳定脱贫的应有之义。二是生计资本下的经济增收层面。实现稳定脱贫是指贫困人口在脱贫后的长期过程中实现持续稳定增收,以达到家庭经济收入稳定。三是生计策略下的能力提升层面。生计意愿和生计可行能力是农户个体实现可持续生计的根本所在,实现稳定脱贫既要实现贫困户开展生计活动、进行生计选择的能力,也要实现其生计意愿的稳步提升。
  (一)脆弱性背景下风险防范层面的稳定脱贫
  贫困脆弱性是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实现稳定脱贫的重要瓶颈,是潜在的风险冲击与抵御风险冲击能力双重作用下的综合反映。农户的生产生活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过程中的任一环节均存在风险冲击的可能。风险的存在则会干扰和破坏贫困户从赤贫到富裕的进程。因此,降低脱贫户的脆弱性背景是实现稳定脱贫的应有之义。一方面,实现稳定脱贫是指疾病、突发事故等内部风险冲击与自然灾害、市场经济波动等外部风险冲击稳步减少,潜在风险的发生频率不断降低,“可控性”的风险冲击得到有效规避;另一方面,贫困户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得到提高,风险冲击对贫困户的影响稳步下降,且在风险冲击发生后,贫困户家庭的自我恢复能力稳步提升。   (二)生计资本下经济增收层面的稳定脱贫
  就五项生计资本而言,自然资本是贫困户获取家庭收入的主要基础,物质资本是家庭生产生活稳定的重要保障,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贫困户实现可持续增收的关键手段,金融资本则是贫困户经济能力的重要体现。因此,在生计资本的视角下,深度贫困地区实现稳定脱贫,一是指贫困户的土地经营权和承包权得到有效保障,自然环境得到保护和改善;二是拥有安全的家庭住房,交通条件便利,饮水安全,卫生设施齐全,通讯与生产工具完备;三是家庭亲戚关系和睦,邻居朋友信任水平高,公平参与村庄集体决策的权利得到保障;四是家庭成员身体健康,教育医疗条件得到保障,掌握增收致富的生计技能;五是使家庭的收入稳步高于国家贫困标准,储蓄水平稳步提升,收支结构均衡发展。
  (三)生计策略下能力提升层面的稳定脱贫
  内生脱贫的能力与动力是深度贫困地区实现稳定脱贫的重要载体。落后的思想观念、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单一的生计方式选择是贫困农户难以实现稳定脱贫的重要原因。从生计策略视角出发,稳定脱贫不仅需要贫困农户有能力开展多样化的生计活动,还需要自身有生计意愿。多样化的生计选择有利于帮助贫困农户分散风险,减少脆弱性。因此,一方面,实现稳定脱贫是指贫困户能够围绕自身生计资本的比较优势选择多元化、专业化的生计策略,农户个体对生计环境的适应能力得到提高,能够实现可持续的生计产出;另一方面,可持续的稳定脱贫也指贫困农户自身从事生计活动,进行生计策略选择的意愿得到加强,落后的思想观念得到极大转变,敢于尝试多样化、专业化的生计活动,脱贫致富的渴望不断提升。
  三、稳定脱贫的现实难点
  (一)环境脆弱性高,脱贫后返贫风险大
  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尽力减少贫困和降低能使人们陷入贫困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消除极端贫困不仅要朝“零贫困”努力,还要守住减贫成果。脱贫户的脆弱性较高,是重新陷入贫穷的根源。在“阶段性脱贫攻坚外力”消减后,脱贫户身处发展的适应期和起步期,面临自然灾害返贫、政策性返贫、发展能力缺失返贫等风险,导致脱贫户的返贫风险系数增高。
  第一,抵抗自然灾害能力不强。我国深度贫困地区地质灾害频发,气候灾害多重,重大自然灾害一方面为区域受灾群众带来生命与财产损失,另一方面还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公共服务设施、经济基础设施,影响区域发展环境,毁损发展根基,让脱贫效果大打折扣,增加脱贫人口的返贫概率。
  第二,社会政策可持续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在脱贫过程中,没有形成良好的“政府-市场”结合式的发展秩序,脱贫人口由于技能、知识等原因容易被信息化社会下的新型发展方式所排斥;另一方面,部分地區面临公共服务提供水平不高,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宽、深度不深,保险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等风险,致使脱贫人口难以有效应对风险而再度陷入贫困。
  第三,发展能力弱化与精神返贫并存。一方面,部分脱贫户身体健康水平、市场风险应对能力以及知识技能水平相对较低,可能造成其发展型返贫;另一方面,现有扶贫工作重视经济脱贫、物质帮扶,而对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精神气质关注较少,若脱贫人口长期固化的心智模式和贫困文化未能得到有效转变,则其遇到发展障碍时极易返贫。
  (二)生计资本薄弱,可持续增收难度大
  农户的个人生计资本是稳定脱贫的根本要素,而人力资本则是生计资本的重中之重。部分地区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技术手段过分集中在物质资本上,暂时改善了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条件,但对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明显不足,再加上村级产业的结构单一以及帮扶项目的可持续性较差,导致贫困户实现可持续增收的难度增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村级产业结构单一,长效增收渠道受阻。近年来,“一村一品”的产业化农业生产格局普遍形成,逐渐成为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主要渠道,但仍然面临结构单一和现代化水平较低的现实困难。在上级政府的强制要求下,部分村庄盲目跟风,在未对产业项目适应性作出全面的调查研究前,或片面倚靠单一产业项目,或片面引入错误的产业发展项目,导致产业发育程度低,现代化水平不足,难以适应村庄的发展要求。
  第二,技能培训与贫困户需求“错位”。作为培育贫困户就业、创业的重要手段,技能培训在农村人力资本提升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现阶段也存在技能培训“泛化”的现象,村级组织大多选择一般化的技能培训项目,并未考虑扶贫对象的技能诉求,导致技能培训的种类与贫困户的需求发生“错位”。最终,部分接受培训的贫困户并未通过技能培训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难以帮助其脱贫增收。
  第三,长期可持续的项目供给不足。在脱贫攻坚的冲刺阶段,大量的扶贫项目涌入,且受脱贫时限的限制,深度贫困地区普遍选用短期见效快的帮扶项目。此类项目在短期内能够快速提高贫困的经济收入,超过国家贫困标准,进而脱贫摘帽。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可持续性较弱的扶贫项目难以发挥帮助贫困户长效增收的作用,脱贫户的脱贫质量不高,极易造成返贫问题的普遍发生。
  (三)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生计策略有限
  当前农村居民表现为“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二元结构,由于长期处于经济物质贫困状态,部分贫困户受贫困污名化以及长期存在的刻板效应的影响,导致其脱贫致富信心缺乏、内生动力不足。再加上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脱贫后的福利政策供给减弱,资源分配的减少,致使部分脱贫质量不高的贫困户难以选择可持续增收的生计策略,进而对其稳定脱贫形成发展阻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深度贫困群体的生计策略“单一”。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体兼具缺劳力、缺技术、缺资金、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等多重致贫因素。在生计资本不足的背景下,其可选择的生计策略非常单一,此类情况在特殊贫困群体中表现较为普遍。例如老年贫困户,囿于自身劳动能力较低,市场信息获取能力、议价能力、交易能力普遍较弱,在市场经济中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导致其兼业行为受阻。   第二,贫困文化环境下的“内生动力不足”。实现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的稳定脱贫,不仅需要倚靠外部资源的大量投入,更为重要的是贫困户自身的内生脱贫动力。在现有的政治任务高压下,部分地区过分倚重“短平快”的物质经济帮扶,忽略了对贫困群体落后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在贫困污名化和长期存在的刻板效应影响下,部分贫困户在脱贫后的致富信心依然不足,再加上“等靠要”等错误思想的滋生,最终导致其致富脱贫的动力不足。
  第三,高强度政治压力下“摘帽”后的“政策懈怠”。到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是脱贫攻坚工作的底线目标,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任务重、责任压力大。在全力冲刺下完成脱贫攻坚的工作任务,需要大量扶持政策的倾斜以及各级扶贫干部的宝贵精力。在完成工作目标脱贫摘帽后,往往伴随政策强度与帮扶资源的减少,再加上部分扶贫干部的懈怠心理,最终阻碍了深度贫困地区的稳定脱贫进程。
  四、实现稳定脱贫机制构建
  现有精准扶贫机制主要瞄准至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对超越2020年的后小康时代返贫以及贫困的代际传递等影响稳定脱贫的因素考虑不足,因此,稳定脱贫的机制构建需同时囊括扶贫达标和稳定防范返贫双重层面。针对现阶段稳定脱贫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本部分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三个方面出发,构建贫困户稳定脱贫机制体系。具体机制构建如图1所示。
  (一)应对脆弱性背景的风险防范机制
  贫困人口脱贫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特别是一些生计脆弱性比较高的贫困人口,很可能在暂时性脱贫后再次返贫,一些生态脆弱性比较强的地区也可能因为自然灾害,发生区域性返贫的现象。因此,关键是要降低脱贫户的返贫风险,增强其应对风险冲击的“抗逆力”。
  1.精准考核脱贫稳定性,降低返贫风险
  风险防范作为稳定脱贫的关键环节,是维护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支撑,更是返贫防控的最后保障。一方面要建立稳定脱贫的指标考核体系,精准评估脱贫对象的稳定脱贫能力;另一方面要着力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将风险系数降至最低。
  第一,构建稳定脱贫考核指标体系。对脱贫户的稳定脱贫能力进行量化评价,主要从贫困户脱贫后增收的可持续性、可行能力的稳定性以及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展开指标设计,精准区分暂时性脱贫和稳定脱贫群体,按照脱贫稳定指数采取差异性政策倾斜。第二,降低风险发生概率。首先最关键的是产业发展风险。建立产业发展风险基金,严格对接市场需求,合理规划产业布局,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建立政府、公司和脱贫户为主体的农业风险分担机制,推动不同主体共同抵御风险。其次是因病返贫风险。提高脱贫人口医疗保障水平,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加强贫困地区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工作,转变脱贫户“有病不就医”的思想观念,从源头治理遏制脱贫户因病返贫。最后是自然灾害风险。在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因重大自然灾害返贫的贫困人口,应当依据当地县级以上气象、民政、国土等有关部门的认定,及时纳入脱贫计划。
  2.降低脆弱性,正视返贫现象
  生计脆弱性主要包括外部风险冲击的强度以及风险抵御能力两个方面,稳定脱贫必然要降低脱贫户的生计脆弱性。因此,在风险冲击发生后,拥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和恢复能力,是保持脱贫稳定性的必要条件。
  第一,增强“抗逆力”,警惕特殊群体返贫。首先要扩大社会保障的广度与深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脱贫户(尤其是特殊群体)的兜底机制,以保障其基本生活。其次是增强脱贫户对市场风险的防范和抗逆力,公司的逐利性难以保证“公司+农户”模式能够将农户结合为利益共同体,因此零散农户对抗市场冲击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化形式为农业合作社,需要加大对各类合作社支持力度,培育合作社带头人,通过合作化增强脱贫户的风险抗逆力。最后将脱离社区的精英人员重新整合进社区,借助精英人员激活社区互助网络,依托精英人员的优质资源互助增强脱贫户的抗风险能力。第二,正视返贫现象,建立返贫及时帮扶机制。一方面,要尊重减贫的客观规律,直面返贫,稳定脱贫对立面就是返贫,零返贫是极小概率事件,可研究测算一个科学合理的允许返贫率(因病因灾等非主观因素返贫的),解除地方政府对返贫情况漏报、瞒报甚至不报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在正视返贫现象的同时,及时掌握返贫信息,制定针对返贫个人或家庭的事后帮扶举措,针对返贫原因精准帮扶,帮助返贫户提升自我恢复能力。
  (二)应对生计资本的长效增收机制
  稳定脱贫的经济内涵是贫困户实现持续稳定增收,现阶段农村家庭最主要的稳定收入来源是农业生产经营和务工收入,其次是以政府补贴为主的转移性收入。因此,如何保持主要收入来源的稳定增长是脱贫户稳定脱贫的重点。
  1.多元化产业融合构筑村级自生能力
  产业发展是贫困对象实现长效增收的主要渠道,而特色产业能否转化为比较优势产业则是关键,进一步促进贫困地区“生存型”传统农业不断向“发展型”现代农业转变则是重中之重。
  第一,在村级产业选择上,须因地制宜,根据村自身的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市场需求等,选择既具地方特色又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特别要注重在产业价值链的分工,通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第六产业”。第二,充分发挥多元主体产业带动模式,针对无劳动力或劳动力长期外出打工的脱贫户,鼓励其采取“熟人”代替耕种养殖,将扶贫资源以入股、代养、合作等多元化形式投入合作社等形式分享产业发展成果,提高经济收入。第三,建立以生态优先为前提的绿色产业体系。以增长动力转型为手段,探索以益贫性发展为目标的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模式,促进实现生态资源资产化和绿色产业可持续化,让脱贫人口从生态建设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提高脱贫人口参与度和受益水平。
  2.多元化收入渠道构筑增收“稳定器”
  多元化收入来源是脱贫户长效增收的重要保障。农业生产经营收入虽然是贫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自然灾害、市场交易等潜在风险以及保险市场的不稳定也促使脱贫户亟需更加多元的收入渠道,以实现“稳定”增收。   第一,转移剩余劳动力,保障稳定务工收入。一方面,积极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扫除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的体制性障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规范和完善劳动力供求信息搜集与发布,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有序、稳定转移的重要保证和长远之计。另一方面,加快贫困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吸引脱贫户就近就业。乡镇企业是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贫困地区应改变乡镇企业过于分散的局面,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聚集,为贫困地区脱贫户提供更多就近就业岗位。第二,变转移性收入的“输血功能”为“造血功能”,目前转移性收入主要作用还是直接扶贫济困,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稳定脱贫问题,因此,应当形成基于个人或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财富积累方式,如建立农村互助组织,形成互帮互助的社会风尚,持久有效地促进脱贫人口增收。第三,积极探索建立森林碳汇、土地流转等多元化收入机制。通过政府主导、精英带动,充分利用农村闲置土地、林地等优质自然资源,增强脱贫户在资源开发与使用中的受益程度,增加脱贫户收入渠道。
  (三)应对生计策略的能力提升机制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根本动力。精准扶贫的关键,要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对于“谁来扶”,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指出“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贫困农户既是脱贫的对象,也是扶贫的参与主体。因此,从主体角度来讲,贫困户脱贫后是否稳定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脱贫对象“想不想”稳定脱贫,即脱贫内生动力的稳定;另一方面是脱贫对象“能不能”稳定脱贫,即贫困户可行能力的稳定。
  1.稳定脱贫内生动力
  “谁来扶”和“怎么扶”的问题明确了贫困人口的主体作用,关键是让贫困对象认识到自己才是脱贫的主体、主角,激发其稳定脱贫的主观愿望,稳定其脱贫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更要稳定帮扶干部的内生动力,杜绝“脱贫后与我无关”思想,持续关注脱贫户发展状况。
  第一,强化扶贫舆论宣传,营造“自信脱贫”的良好氛围。增收致富信心的重塑,必须及时去除贴在贫困户身上的“身份标签”,例如一些扶贫手册、帮扶爱心卡等,让脱贫户尽快摆脱“弱者”心理,以及只有依靠帮助才能增收的惯性思维,重塑通过自身努力追求家庭富裕的自信心,使其相信自己不仅能实现稳定脱贫,而且相信自己能通过努力奋斗实现增收致富。第二,提高扶贫项目参与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提质等扶贫项目过程中,充分考虑益贫性和亲贫性,避免贫困排斥和精英俘获,优先满足暂时脱贫对象的参与意愿与参与机会,巩固稳定脱贫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使其致富目标具有可预期性。第三,培养脱贫致富“领头雁”,发挥精英带动作用。选树脱贫致富典型代表,充分发挥榜样的模范带头作用,形成一支内生、乡土和永久性的扶贫力量,通过分享致富经验、技术知识和市场信息,拔除贫困群众的“思想穷根”,带动脱贫户进一步参与到脱贫致富行列之中。
  2.稳定可行能力
  从本质上看,贫困的实质是可行能力的贫困,可行能力的缺失是导致贫困者长期陷入困境、无法摆脱贫困的根源。因此,稳定脱贫的关键在于提升贫困对象的可行能力。根据脱贫户家庭特征精准施策,避免能力提升同质化。
  第一,面向有剩余劳动力的脱貧户,提升就业创业能力。调动脱贫户学习热情,办好农民夜校,利用好各类“互联网+”培训资源平台,积极动员脱贫户参与脱贫致富技能培训学习,助其实现多元化增收;构建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人员实现就业。第二,面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脱贫户,提升农业生产能力。继续对脱贫户提供相关免费的农业技术的培训力度,大力推广投资小、见效快、收益大的简单农业技术,使贫困户能够用得上新农业技术,提高贫困地区农业生产力,提高科技服务对农业增收贡献率,增加农业收入。第三,面向有未成年子女的脱贫户,提升“第二代”发展能力。以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将贫困干预缓解前置至生命早期,将教育扶贫向学前教育延伸,实施女童教育“优先”发展计划,加大对“幼教点”等“第二代”教育支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五、结 语
  稳定脱贫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逻辑延续,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要义和重要体现,更是实现社会稳定、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到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仅是当前阶段的短期目标,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要将贫困户的脱贫质量放在第一位,以人民群众的福祉作为扶贫工作的中心,充分考虑贫困户的受扶满意度和获得感,谨防以虚假脱贫、数字脱贫等形式主义欺瞒全体人民群众。
  [参考文献]
  [1]郑长德.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提高脱贫质量的路径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 39(12):103-112.
  [2]凌经球.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贫困治理战略转型探析[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3): 5-14.
  [3]江泽林. 精准方略下的稳定脱贫[J]. 中国农村经济,2018(11):17-31.
  [4]凌经球. 可持续脱贫:新时代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2):97-111.
  [5]李海鹏,梅傲寒. 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特殊性与特殊类型贫困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6(3):129-133.
  [6]张琦,史志乐. 我国贫困家庭的教育脱贫问题研究[J]. 甘肃社会科学,2017(3):201-206.
  [7]潘国臣,李雪.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SLA)的脱贫风险分析与保险扶贫[J]. 保险研究,2016(10): 71-80.
  [8]王振振,王立剑. 精准扶贫可以提升农村贫困户可持续生计吗?——基于陕西省70个县(区)的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2019(4):71-87.   [9]袁梁,张光强,霍学喜. 生态补偿、生计资本对居民可持续生计影响研究——以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例[J]. 经济地理,2017,37(10):188-196.
  [10]夏艳玲.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9):7-13.
  [11]胡晗,司亚飞,王立剑. 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2018(1):78-89.
  [12]齐义军,巩蓉蓉. 内蒙古少数民族聚居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1):108-119.
  [13]杨梦源,李辉. 金融支持视角下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路径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6(3):107-113.
  [14]励汀郁,谭淑豪. 制度变迁背景下牧户的生计脆弱性——基于“脆弱性—恢复力”分析框架[J]. 中国农村观察,2018(3):19-34.
  [15]孙晗霖,刘新智,张鹏瑶. 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及其动态风险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2):145-155.
  [16]梁伟军,谢若扬. 能力贫困视阈下的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05-114.
  Abstract: Under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 of eliminating absolute poverty in 2020, the realization of st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eep poverty areas is the logical continu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this paper clearly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st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in st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eeppoverty area, and puts forward solutions to these difficulti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deeppoverty area still faces three difficulties at the present stage. First, high environmental vulnerability leads to high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after shaking off poverty. Second, weak livelihood capital makes it difficult for farmers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sustainably. Finally, lack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to get out of poverty leads to fewer livelihood strategies for farmers.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eeppoverty area can be improved by establishing three mechanisms, including risk prevention, sustainable income growth and capacity enhancement.
  Key words: deeppoverty area; steady poverty alleviati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
  
  (责任編辑:张积慧)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15156284.htm

服务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