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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群变迁的环境成本管理理论框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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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企业集群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对于企业集群而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积极开展企业集群的绿色转型和变迁管理,科学合理地控制经营与投资活动中产生的各种环境费用,并将清洁生产、环境经营等理念嵌入环境成本管理的框架之中,提升企业集群变迁的执行效率与效果。环境成本管理应从政府层面的外部环境管制与集群区域内的环境成本约束的综合视角推进企业集群变迁。结合对国内外企业集群及环境成本管理的动态把握和理解,从结构性动因和执行性动因视角探讨环境成本控制系统和信息支持系统的功能作用,并依此构建环境成本管理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 企业集群; 环境成本; 变迁管理
  【中图分类号】 F2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01-0042-06
  隨着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企业集群的变迁也已成为一种新常态。企业集群是产业聚集的一种特殊形式,通常由大量小企业集聚而成,主导产业清晰,空间区域相近。我国以产业集聚为特征的企业集群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从20世纪90年代起,企业集群创造了“世界商品中国制造”的奇迹,但因产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加之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不够,以廉价初级生产要素为优势的企业集群逐步走向衰落[1]。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施企业集群变迁变得越来越重要。它表明,传统的以牺牲环境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老路已经行不通了。
  从产业集聚到企业集群的转变是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无论是现有的企业集群,还是正在形成的产业集聚(如各种特色的产业小镇)或网络集群(如云制造产业集群生态等),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特征便是引导集群区域实施产业的绿色转型。企业集群的变迁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需要,它凸显出生态环境在企业集群变迁中的重要性。针对现有的企业集群变迁,加快绿色经营与可持续发展的变迁管理,积极研究集群区域经营主体的产品特征及环保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企业集群的环境成本管理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意义
  (一)企业集群及其变迁
  1990年,美国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思想,用来定义以某一主导产业为核心的相关产业或某特定领域内大量相互联系的企业及其支持机构在该区域空间内的集聚[2]。企业集群是产业集群的一种特殊形式,许多中小企业集聚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中心,企业之间协作生产、联系密切,并形成强劲、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地理上的接近性和相互之间的联系性是企业集群的根本特征。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是以经济的外部性概念来解释企业集聚现象,认为集中在一起的企业之所以比单个孤立的企业更有效率,是因为企业地理上的集中能够通过专业化供应商队伍和专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企业间的“知识外溢”等产生外部效应,从而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广义地讲,企业集群与产业集群是同一个概念,主要差异在于内涵与外延上有所区别。Porter et al.[3]认为,企业集群能够对产业的竞争优势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集群能够提高生产率,能够提供持续不断的公司改革的动力,促进创新,能够促发新企业集群的诞生。目前,我国的企业集群大致有三种发展模式:一是横向分工的企业集群发展模式;二是卫星平台型集群发展模式;三是衍生型企业集群发展模式。
  企业集群变迁是产业结构创新的内在要求,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能级的必然选择。有关企业集群变迁的研究有内源式变迁和嵌入全球价值链变迁两种思路。内源式变迁观点强调集群内部的关联性,主张从集群内部寻找变迁升级的源泉。然而空间上的集聚优势以及集群内部企业间的强关系优势虽然促成了地方集群的产生与发展,但同时也使地方集群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从而陷入了本地的功能性锁定与认知锁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在内源式变迁升级路径受阻的情况下,集群变迁的视角由集群内部联系转向外部联系,全球价值链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地方集群变迁的研究中。Gereffi[4]认为发展中国家集群可以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而获得变迁升级。然而,学者们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企业集群对主导企业所产生的过度依赖以及主导企业对核心技术的封锁造成地方企业集群功能升级障碍,也使链条升级更加困难,发展中国家企业集群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5]。Bazan[6]在对巴西Sinos鞋谷集群的研究中发现,集群中的大型生产商不但自己不主张变迁,甘心处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还会利用在鞋类制造商协会中的地位阻止整个企业集群的变迁升级。学者对于集群变迁路径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7],一是针对制鞋、电子信息、海宁皮革、嵊州领带、慈溪家电等具体的企业集群进行分析,研究其演化过程,总结其升级的经验与教训;二是从比较优势演化、价值链链接模式、知识扩散、供应链、网络结构、价值星系等不同角度对我国集群变迁进行研究,提出自主创新、逐步提升核心能力、构建吸收能力、供应链融合、嵌入全球产业网络等应对策略。
  (二)企业集群的绿色转型与环境成本管理
  Carraro et al.[8]的研究表明,恰当的绿色政策不会对增长和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反而会带来就业与环保的“双重红利”。Vachon[9]提出了绿色集成的概念,即定义为一个企业与其供应商和顾客共同计划实现环境管理和环境解决方案。企业绿色集成分三个维度,即企业自身的绿色集成、供应商绿色集成和顾客绿色集成。前者为内部集成,后两者为外部集成。企业自身绿色集成是借助于绿色环保实践来降低企业在生产环节中的环境损害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具体包括实施绿色包装、绿色设计以及绿色生产等,同时强调内部各部门之间围绕绿色管理加强合作与沟通等。Nakajima[10]认为,严厉的环境管制及相应的遵纪成本会迫使企业进行绿色转型,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企业的生产率。同时,他们还认为环境管制能够通过开辟环保型产品和技术市场来提高企业的资产周转率和利润。因此,企业可以用绿色转型带来的收益补偿因执行环境管制而花费的成本。葛建华[11]认为环境管制可能会刺激企业开展生态技术的研发,但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这种努力才可能抵消其机会成本。为了协调上述两种观点,国部克彦等[12]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有限理性理论和溢出效应理论等对以往被忽略的环境管制可能创造的双赢机会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理论解释。   然而,单一的环境管制只是一种“硬”的绿色转型政策,容易导致政府的高代价。以国内的“腾笼换鸟”政策为例,它会带来诸如就业成本、闲置成本、协同成本和迁移成本等的“不经济”[13]。通过环境意识的导入及环境成本报告制度的普及,应用环境成本管理来引导产业集群绿色转型,能够极大地调动企业治污和环境保护的内在积极性,是企业绿色转型的“软”政策。于左等[14]指出,只有当外部环境纳入企业资源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才能体现资源的真正价值。环境成本管理体现了环境资源优化的内在要求,潘煜双等[15]分别从企业内部及其企业对环境影响的外部视角衡量了环境成本战略的价值。同时认为,随着外部社会对环境成本的重视,环境成本管理在企业集群绿色转型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Micheal[16]从公司资源配置的角度,探讨了企业环境管理績效和企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性,认为环境成本效益与效率对产业绿色转型的绩效回报有积极的意义。
  (三)企业集群变迁中的环境成本管理意义
  环境成本管理是由环境成本控制系统和环境成本信息系统组成的结合体。企业集群的绿色转型只有充分发挥这两大系统的功能,才能彰显环境成本管理的重要性,以及有效发挥其内在的功能作用。从环境成本管理的控制系统角度考察,“管理控制”功能包括污染治理的环境成本控制、包装物的环境成本控制、废弃物的环境成本控制以及能源消耗的环境成本控制等内容[17]。当前,首先要围绕清洁生产创新环境成本管理工具。江浙一带中小企业中较为流行的“有效益的环境成本管理(EoCM)”就是清洁生产方式下延展出的一种新工具。这一清洁生产工具在德国及欧盟国家运行超过20年的时间,迄今已为全球上万家企业使用,相对于其他环境成本管理工具,EoCM较适合于中小企业[18]。同时,要以绿色供应链为基础开展环境成本控制创新,并结合内部价值链完善环境成本约束机制。
  集群变迁过程是动态发展的,集群企业的数量也是不断变化的。作为集群区域中的企业,其价值增值可以从内部价值链的变迁管理与外部价值链的变迁管理两个层面加以延展。集群区域的企业需要在优化内部价值链的基础上,协调好外部价值链上下游之间的协作关系,通过战略合作有效控制环境成本。从环境成本管理的信息支持系统考察,企业集群变迁不仅需要在内部构建适时的信息管理系统,还需要在外部供应商与销售商之间建立敏捷的响应能力系统。企业集群要借助于信息支持系统宣传集群区域的环保状况、产品绿色要求等社会责任,改变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同时在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就工艺、材料、包装等信息加强交流,促进集群区域环境管制与环境成本约束的有机融合及普及应用[19]。要进一步增强环境信息在企业集群变迁中的效应,通过环境成本管理的整合推动企业集群变迁。
  二、企业集群变迁的环境成本管理理论框架构建
  企业集群变迁遇到的突出问题是环境成本管理动力不足和结构失衡。企业集群变迁借助于环境成本管理的结构性动因和执行性动因,从宏观层面的环境管制与微观层面的环境成本约束的综合视角,探寻企业集群变迁与环境成本管理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构建理论框架的指导思想
  我国经济进入“新时代”,保护生态环境是新时代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然选择。企业集群变迁需要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要求,而环境成本管理则有助于促进企业集群的绿色转型。
  1.从企业集群变迁的结构性入手构建环境成本管理的控制系统。企业集群变迁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原则,从集群区域的企业端入手,减少或规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从结构性动因考察,企业生产是环境污染的重要起因。企业集群变迁必须考虑环境保护,并将承担污染等造成的损失,积极开展相应的环保投资,以及“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传递给集群区域的每一家企业。企业集群变迁的环境成本控制涉及外部的环境管制和内部的环境成本约束。企业集群变迁的环境政策涉及面广,以污染控制为代表的集群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系统仅依靠宏观层面的环境管制往往效果不理想,尤其是可持续性较弱。通过集群区域内外部的结构性安排,在环境管制的同时提高集群区域环境成本约束的有效性,是企业集群变迁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
  2.从企业集群变迁的情境特征入手设计环境成本管理的信息支持系统。由于企业集群变迁本身的动态性,以及集群区域企业各自不同的情境特征,环境成本信息系统必须通过多样化的结构性信息安排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比如,集群变迁的空间特征需要提供有关碳信息的披露内容,帮助企业集群合理选择变迁的地理空间和产业发展路径。企业集群变迁的区域协同需要合理揭示企业排污成本的相关信息,从减少“三废”成本入手,改善集群区域企业的经营环境,通过资源要素向优势企业的集中,实现集群区域的绿色转型。通过企业集群变迁的结构性动因分析,可以从宏观视角帮助各级政府认识环境管制的政策边界和实施功效,避免政策或资金支持的靶向失误,减少环境资源浪费和要素损失。基于市场化手段的环境成本约束,可以从微观视角激励企业提高环境资源利用效率,努力挖掘集群区域污染控制的潜力,同时加快绿色转型的技术投入,并在智能制造的配合下,使环境成本信息在提升集群区域环境资源效率上发挥重要作用。
  3.围绕绿色转型强化企业集群变迁的执行性动因。政府宏观层面的环境管制已经将环境与经济,生态与发展紧密联结在一起,这就要求企业集群变迁实施绿色转型,将环境成本约束纳入集群区域企业的产品经营活动之中。同时,通过环境资源效率的提升实现集群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并在环境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实现环境信息共享。从执行性动因视角考察,应围绕绿色转型提升企业集群变迁的资源配置效益,在环境资源上挖潜集群区域的内部潜力,强化集群企业的内生动力,积极培植企业的环境竞争力,并在各类环境创新的项目支持与资金效率上实施政府层面的跟踪评价,使宏观上的环境管制真正转化为集群区域企业的自觉行动。同时,进一步完善企业集群变迁的环境成本控制系统,加快环境成本控制工具的创新驱动,为企业集群变迁提供全面、完整、系统、及时和有效的环境成本信息。   (二)理论框架的构建思路
  企业集群变迁可以从结构性动因与执行性动因视角促进企业环境成本管理体系的丰富与发展。环境成本管理不仅对集群区域的产业绿色转型具有短期的影响效果,还能够在组织效率的提升,以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融合上实现长效机制。具体思路如图1所示。
  图1表明,从结构性动因视角考察企业集群变迁的路径选择,可以将环境成本控制系统归集为环境管制与环境成本约束两种基本属性。从企业集群变迁的环境管制入手,是一种从宏观视角进行环境治理的制度路径,它以直接减少企业集群排污总量为目的,即通过法律或者行政监督的方式减少污染总量,从而达到环境控制的目的。企业集群变迁的环境成本约束是集群内生的绿色转型的制度路径,它以“环境成本”作为权衡尺度,实施清洁生产等环境经营,通过企业集群这一“中介”,摆脱传统企业与社会在承担环境成本上界限不清的困境,目的是实现环境成本的内部化。目前,由于环境的公共产品性质和会计准则的局限性,社会承担了环境总成本的大部分,而企业由于计量等因素没能将环境成本内部化,承担的环境成本偏低。通过企业集群绿色转型的变迁管理,合理界定企业集群区域的环境成本总量,并借助于作业成本法和物料流量成本管理手段在集群区域经营主体中的普及与应用,可以较为合理地分摊企业应承担的环境成本金额,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企业与社会就环境成本分摊存在的问题。同时,围绕企业集群变迁中的环境成本约束不仅为集群区域的绿色转型带来正向的社会效益,还可以为集群内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效益的支撑,进而实现经济效益、组织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从结构性动因视角考察环境成本信息系统,可以将企业集群变迁过程中的信息分为内外两个层面。低碳发展是企业集群变迁的重要路径,也是新一轮产业升级及科技竞争的战略新高点,无论是集群区域本身还是企业主体必须强化环境成本信息系统的支撑作用,提高碳信息(如碳交易与碳成本等)的披露责任,通过低碳发展更好地促进企业集群的绿色转型。随着2014年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全面实施,以及2017年中国加入《巴黎协定》的承诺,注重并扩展企业集群变迁的碳信息披露,从企业集群变迁的空间效应视角考察宏观层面环境管制的效果,将环境保护活动融入集聚区域的经营活动和战略管理,激发集群区域环境成本约束功能作用的发挥,减少企业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碳足迹等是企业集群变迁的主要内容。企业集群内部视角的信息披露主要是“三废”信息和排污信息。传统的排污成本信息主要局限于企业内部,即借助于环境成本信息的识别与再分类加以规范与管理。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传统的排污成本信息管理模式已经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加之排污权问题受到全球会计界的广泛关注,排污成本信息管理模式需要进行变迁。控制排污成本对企业集群变迁来说,是实现生态经济效益、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步骤,它有助于推动环境成本的内部化,加强环境污染的治理。
  基于执行性动因的行为优化包括两项内容,一是从环境成本控制系统入手引导企业集群变迁实施绿色转型;二是从环境成本信息系统入手强化环境政策的应用效果。就集群区域的企业而言,尽管环境成本难以从政府层面强行下达降低的目标,亦即,不能通过降低环保标准来降低成本。然而,随着环境治理压力增加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完善,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也必将成为环境成本管理的一项重要战略。为了确保企业集群区域的绿色转型,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取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必须正确实施企业集群的变迁管理。即主动获取清洁生产等环境经营的比较优势,通过环境收益大于环境成本的制度安排,提升企业集群区域的绿色竞争力。集群区域的企业主体必须充分重视生产对环境的影响,不仅要严格遵循宏观环境管制的要求,按照国家标准对企业行为产生的环境因素进行计量,同时,还要结合企业集群变迁趋势,从内生的环境成本约束机制上配合全产业链的绿色发展,提高企业集群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环境信息共享实现企业集群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集群的变迁与创新,环境成本内部化将是一种必然趋势,企业集群要创造条件,使群内企业率先开展环境成本内部化试点,强化环境成本控制,提高企业集群变迁的科学性与有效性[20]。
  三、企业集群变迁的环境成本管理路径选择与行为优化
  (一)企业集群变迁下的环境成本管理路径选择
  环境成本约束主要表现在清洁生产的环境经营,以及环境成本内部化等的活动过程之中,它的功能作用需要与环境管制实现有机融合。环境成本约束作为企业集群主导的一种环境市场化行为与国家主导的环境管制相融合,是中国特色的环境成本管理的内在要求,它体现了政府主导性与市场自发性的有机结合。企业在环境管理活动中,单纯强调环境成本约束可能缺乏运行的基础,片面强调环境管制可能会成为“空中楼阁”。环境成本约束有助于环境管制落到实处,进而使环境成本管理在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實现“双赢”。从环境管制政策看,直接的法律主要有《环境保护法》《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保护法》等。然而,仅仅依靠宏观层面的环境管制,其效果往往还难以持久。以环境管制中的“负面清单”管理为例,过多地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企业实践之中可能还会产生负面效应。政府的环境管制政策与集群区域市场导向的环境成本约束机制只有有效配合、合理规划,才能在提高环境资源效率等环境成本管理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企业集群变迁下的环境成本管理行为优化
  从执行性视角观察,环境成本管理体系是动态发展的,它呈现出一系列特有的演进规律。现有的环境管制措施(如经济罚款与行政处罚等)主要是针对单一企业而言的,企业集群变迁的绿色转型需要将环境管制转向产业集聚区域的企业集群,这需要从经济法规、环境政策等制度层面实施创新驱动。集群区域的企业在遵循环境管制的同时,需要优化环境成本约束。从环境成本约束对象考察,以往集群区域所依赖的环境治理(如排污成本管理等)是由外部的环境管制推动的,现在需要强调的是宏观环境管制与微观环境成本约束的综合控制。总之,企业集群变迁的绿色转型与环境成本管理的逻辑演进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它们通过纵横交叉的行为优化过程实现环境管制与环境成本约束的统一,丰富和完善环境成本管理的体系结构。具体如图3所示。   首先,对环境管制主体的思考。传统的研究视角着重于单一主体的企业,以及其与社会如何分摊环境成本,并且在承担的比例等问题上进行权衡与比较。近年来,为优化企业的环境行为,政府通过建立和健全法律法规,加强了对企业的环境管制。以《环境保护法》等为代表的环境管制手段起到了正确引导企业环境行为,树立环保理念的积极作用。然而,仅仅强调环境管制,而不充分调动微观企业环境成本约束的积极性,其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结合企业集群变迁考察,我国环境损害的成因是由集群区域企业主体的自利性造成的,即企业对环境破坏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大部分由社会来承担,而企业只承担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同时,环境污染仍然以“边发展边治理”的环境管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从成本收益的视角观察,理性的企业一般都会选择利润而无视环境破坏。其中,环境治理能力弱(如环境技术差等)与环境核算手段滞后,难以准确及时记录环境破坏的影响,无法报告环境成本的相关信息等是企业无视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欲改变这种环境治理方式,必须突出企业集群层面的环境管制。
  其次,对环境成本约束对象的思考。传统的企业集群变迁往往是由外部政府的环境管制引发的,典型的案例是那些重污染行业集聚的企业集群变迁。之所以会存在“外因控制论”观点,关键在于现实的企业集群变迁实践中,欲正确划分环境成本是由企业承担还是社会承担具有很大的难度。通过企业集群变迁,实施绿色转型,在宏观层面环境管制的基础上加强企业集群层面的环境成本约束,进而调动企业环境行为的自觉性,使降低环境成本成为企业一项重要的环境管理战略。换言之,环境成本控制系统由“外因控制论”转向“内因控制为主”,让集群区域的企业承担它应承担的环境成本,即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环境成本约束中的环境成本内部化,既能解决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又能真实反映产品的价值,对于企业集群变迁的绿色转型具有正向的引导作用。目前,我国有多部环境保护的法规,明确规定企业应对其合法的经营活动给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承担责任,否则就要负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相应的,欧共体国家的“环境管理与审计计划(EMAS)”和国际标准组织颁布的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已经成为各国企业进行环境成本管理需要遵循的标准。这种环境管制与环境成本约束的结合,是企业集群变迁过程中环境成本管理最优的路径选择。
  最后,对环境成本管理目标的思考。从企业集群变迁角度考察,环境成本管理的目标就是要通过产业的绿色转型实现集群区域整体的生态效率最佳的管理活动。集群区域企业的环境成本约束必须与企业集群整体的生态环境相协调,引导进入的新产业必须是能够提高生态效率的产业,凡是能够对生态效率的结构、技术、管理水平加以改进,即表现出集群绿色转型潜质;或者,凡是能够增加产出且不增加生态要素投入和资本要素投入的产业才是企业集群变迁需要发展的产业。体现集群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成本管理目标,包括如下三项内容:一是将宏观层面的环境管制渗入企业集群的经营主体之中,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宏观法规制度的要求。二是提高企业集群的市场化程度。企业集群可以利用集聚的力量,形成绿色标志的集群特色产品或服务,规避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三是重视企业集群整体环境风险的控制。通过集群层面的宣传和引导,使企业主体主动适应环境法律法规,限制和禁止严重污染环境的原材料进入集群区域。
  四、结语
  本文基于企业集群变迁,从结构性动因与执行性动因两个方面对环境成本管理展开研究。结构性路径选择有助于促进宏观环境管制与微观的环境成本约束措施的相互协调,执行性行为优化能够促进需求侧的集群企业提高环境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企业集群的绿色转型。从现阶段企业集群变迁管理的需要出发,必须将环境成本约束作为企业集群绿色转型的主动力。从政府宏观环境管制对集群区域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考察,可以从产业结构升级、智能制造等入手总结和提炼企业集群变迁的经验和规律,拓宽环境成本控制系统的理论边界,突出环境成本内部化核算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环境成本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集群变迁的绿色转型过程,要积极倡导集群区域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在不断探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活动中降低环境成本。
  企业集群变迁是环境成本管理生态效益的综合体现,具体反映为如下三个目标:一是以企业集群为核心实现全产业链绿色转型,谋求绿色生态的会计权益,实现微观主体的价值增值;二是最小化企业集群或企业经营主体的环境成本;三是最小化企业集群的资源损失,或者说提高企业集群资源利用的效率。上述三个目标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但控制对象逐层递进,且更加具体,可操作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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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JY017);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课题(15JDST01YB)
  【作者简介】 冯圆(1988— ),女,浙江杭州人,博士,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成本与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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