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性环保、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现有文献对于企业进行环境治理是否能提升企业绩效存在不同观点。文章在区别企业前瞻性环保和反应性环保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企业前瞻性环保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基于2011—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进行前瞻性环保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大型企业。研究结论深化了企业环境治理与绩效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有助于推动企业实施前瞻性环保战略，获得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双赢。
　　[关键词]前瞻性环保;技术创新;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4-0012-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据测算，我国环境污染的经济代价占到年均GDP的8%—15%[1]。与发达国家环境问题在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呈现、分阶段解决不同，我国的环境问题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呈现且形势严峻，亟待解决。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环境质量，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这一问题落实到微观层面，就在于如何促使企业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积极主动进行环境治理。
　　企业是资源的主要消耗者和环境问题的主要制造者，理应发挥环境治理的主体作用。面对环境法规的约束，企业可以选择反应性环保战略（以遵守法规为限进行环境保护）或前瞻性环保战略（主动采取措施积极保护环境）。企业的环保战略不同，其投入水平、环保重点及管理手段也有明显差异[2]，从而可能对企业绩效产生异质性影响。在我国这一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导向，社会各界的环保意识较弱。企业也往往认为环保支出将挤占生产性资金、减少绩效，从而采取反应性环保战略来应对环境责任。已有研究也多关注企业反应性环保战略下的规制遵从成本，并支持了这一观点。如王金南等（2014）[3]指出，现行排污费的收费标准过低，企业的规制遵从成本远小于污染治理成本，企业缺乏治污减排的主动性。吉利和苏朦（2016）[4]以环保相关在建工程增加额衡量企业环境成本，发现企业环境成本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西方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关注企业前瞻性环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采用企业环境治理的改善情况[5]、企业对环保行为的自我评价等[6]测度企业前瞻性环保行为，大多支持了企业环境绩效与绩效间的正向关系。囿于国内微观企业前瞻性环保活动起步较晚，缺乏公开的企业层面环境数据，学者们对企业前瞻性环保活动的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如有学者运用调查问卷数据，发现企业前瞻性环保水平与绩效正相关[7];还有学者自行构建指标进行打分，根据计算出的企业环境表现总得分作为环境表现的度量指标，发现政府环保约谈显著改善了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8]。但无论是调查数据还是自行构建的得分指标，都存在较大的主观性，不能客观反映企业的环境保护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自愿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越来越多，且都单设章节详细披露其环境保护策略及举措，为研究企业前瞻性环保活动提供了来自企业方的大样本客观数据。
　　“十一五”规划以来，我国政府实施了具有“硬约束”特征的污染控制规制，并将环境保护与地方官员政绩相挂钩，对企业行为产生了深远和普遍的微观影响[9]。然而制度的硬约束并不必然导致企业的硬转型，在实践中被规制企业是否遵守相关法规标准以及遵守到何种程度均会因自身环保战略选择存在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程度是实现环境治理区域目标和国家绿色发展宏观目标的微观基础。那么，实施前瞻性环保行为能否给企业带来切实的回报？如果能，是如何实现这一回报的？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优化政府部门环境监管政策以及促使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从长期导向视角出发，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考察了技术创新在前瞻性环保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传导作用，以深入揭示前瞻性环保对企业绩效内在影响机制。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前瞻性环保与企业绩效
　　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体现企业的自发意识不同，在我国这一转轨经济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在早期更多地来自于政府推动。“十一五”规划之前，我国的环境管理制度是以污染源为管理对象的浓度控制，其环境政策的实施表现为对污染源控制技术的具体要求。“排污收费”的处罚办法却难以完全与排放标准相对应，使得制度在实施中产生诸多的诉讼和“谈判”。采取反应性环保战略，通过交纳排污费等被动应对环境规制自然成为多数企业的现实选择。
　　国务院于2006年发布的《“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首次提出将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量控制为10%，并把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强制性目标之一。这标志着我国环境管理转向以企业为管理对象的总量控制，并将污染治理责任和治理行动加以区分，有利于引入市场机制的环境管理政策。企业则首次具有了选择削减污染方式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可以采取从治理达标、部分治理到购买排污权的多种可选方案完成污染治理责任。要素禀赋假说指出，当环境管制带来的禀赋收益高于相应的环境遵从成本时，严格的环境管制能够对企业环保投资决策产生正面影响，激发企业主动的环保活动[10]。刘和旺（2018）[11]发现，自2006年我国实施了“有总量有控制”的环境规制政策并与官员政绩直接挂钩后，企业环保激励机制发生了转变，开始采取主动性环保战略。当前，绿色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部署，总量控制指标将逐步趋于严格，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前瞻性环保策略，选用清洁生产工艺、推进技术进步，主动减低治污成本。
　　企业实施前瞻性环保战略时，对绩效的提升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通过环保投资，研发差异化的环保产品或服务，响应了消费者的环保需求，有助于建立责任竞争优势。在消费者需求呈现多样化趋势下，差异化相较于成本优势更能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进而提升长期绩效[12]。当企业提供的产品具有额外的环保等社会属性或功能时，更好地契合了当下低碳、绿色、乐活的消费趋势，有助于获得绿色消费者的支持和高产品溢价、环保基金投资和银行绿色信贷、绿色供应商的竞争性项目等。Chernev和Blair（2015）[13]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光環效应不仅能提高企业声誉，还会影响消费者对企业产品性能的感知，消费者对积极履责企业的产品给予更加积极的评价。其次，通过将环境保护和经营活动的有效整合，有助于企业获得特异性资源，从而提升竞争能力。企业实施前瞻性环保战略时，将对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环节进行环保问题调查、排序并加以处理，并在产品生态设计、制程工艺优化、节能降耗改造等活动中积累相关技术和声誉。根据资源基础理论，这些举措将使企业获得具有价值性（Value）、稀缺性（Rareness）、不可完全模仿性（Imperfect 　　Imitability）、不可替代性（Nonsubstitutability）的异质性资源，从而为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14]。第三，前瞻性环保战略与循环经济理念内在一致，有助于推动企业在产品设计及生产中展开循环经济实践，从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成本。企业可以通过产品结构优化与轻量化设计、节能减耗及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等，实现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和污染的降低。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前瞻性环保活动能够提升企业绩效。
　　（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20世纪90年代起，环境污染和资源衰竭问题成为困扰各国的世界性难题，日趋严格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施加了新的约束条件。大多学者认为，环境保护支出增加了企业的额外成本，减少生产性投入并降低生产率及行业竞争力[15]。但Porter和Van
　　derLinde（1995）[16]提出了不同观点，通过对大量企业实践的考察，他们提出设计良好的环境规制可能会激发企业进行工艺革新从而获得创新补偿，引发企业生产率和利润的整体提高，即著名的“波特假说”。自此，学者们开始关注企业环保活动对其内在生产过程的影响。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传播以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的日益严重，我国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也逐渐觉醒。新《环保法》及其配套规定出台后，政府的环境执法力度不断加大。根据环保部数据，2016年全国各级环保部门办理限产、停产案件共5673件，同比上升83%①。可以预见，企业采取反应性环保策略被动应对政府环境规制的治污成本将不断增加，且越来越难以满足环境管理和社会公众的绿色发展要求。可以预见，污染严重、效率低下的企业将因难以支付规制成本逐渐被清除出市场，存活下来的企业则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拥有更多的资金进行技术创新，进而获得更高利润。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经济行动单元，企业的战略安排必然会因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做出改变。在低碳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主动实施前瞻性环保策略，加大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及工艺的研发，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管理，成为企业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徑。
　　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驱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具有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通过满足市场需求获得经济利益的内在需求。当企业采取前瞻性环保策略时，可以系统评估企业生产运营过程各个环节的环保因素，将绿色环保要求融入产品的开发、生产、交付、运维等整个生命周期，进行绿色生产，从而在环境保护的同时获取回报。在产品设计和原材料采购环节，企业可以通过开发绿色可再生资源和清洁能源，以设法减少不可再生或产生严重污染的原料的使用;在产品生产环节，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生产工艺的改进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在废物废料处理环节，对废旧产品进行统一评估，研发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处理技术，提高废弃物处置能力从而发现新的经济价值。例如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始终将环境战略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冶金行业率先建立起贯穿全流程的节能减排新模式。实施的电炉余热回收技术改造，可达到吨钢回收蒸汽近百公斤，每小时节水1000多吨;自主研发的高炉煤气余压发电系统，通过增加高炉炉顶余压回收发电量，年利用高炉煤气130亿立方米;建立危险废物内部循环无害化体系及有偿处置模式，年节约资金2482万元。在绿色发展战略下形成了“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废弃物循环经济产业链，成为其新的竞争力和效益增长点。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技术创新在前瞻性环保活动与企业绩效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制造业作为实现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其前瞻性环保活动也走在所有行业的前列。本文手工选取沪深两市2011—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发布的共计2
　　510份社会责任报告作为研究样本，按照以下标准进行样本筛选：①剔除被标记为ST、*ST的公司;②考虑到前瞻性环保活动的长期性，剔除了未能连续3年以上进行环保投资的公司;③剔除了行业变更的公司;④剔除了数据存在缺失值的样本。经筛选后，共取得1
　　984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本文所使用的前瞻性环保投入数据来自对社会责任报告的手工收集和整理，其他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此外，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双侧1%分位上的Winsorize缩尾处理，以避免极端值的影响。
　　（二）变量定义
　　第一，因变量。考虑到使用总资产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等常用指标可能受到盈余管理影响，本文选取总资产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总资产）作为企业绩效的度量指标。
　　第二，自变量。自变量前瞻性环保以企业环保投资额作为度量指标。上市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都会单列章节反映其环境保护情况，是目前了解其环保战略及具体措施的主要来源。本文通过一一阅读整理，取得企业环保投资原始数额后取对数作为企业前瞻性环保活动的衡量指标。
　　第三，中介变量。技术创新是本文研究的中介变量。与研发投入这一常用技术创新度量指标不同，专利申请数据是从产出角度来测量企业的创新能力，被学者们认为更具有含金量[17]。因此，本文用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总数作为技术创新的总体衡量指标，并进一步分为发明专利数、实用新型专利数、外观设计专利数3类分量指标进行研究。
　　第四，控制变量。为了避免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选择了如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负债比率、公司规模、成长性、管理层持股等。具体变量定义及说明见表1。
　　（三）模型设计
　　根据前述假设，采用学者们广为使用的依次检验回归系数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18]，本文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首先，检验前瞻性環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构建模型（1）：
　　CFPit=α0+α1Eniit+α2Levit+α3Sizeit+
　　α4Growthit+α5Mashareit+α6Ageit+α7Cashit+
　　α8Capitalit+ui+λt+εit
　　（1）
　　其次，检验前瞻性环保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构建模型（2）：
　　Applyit=β0+β1Eniit+β2Levit+β3Sizeit+
　　β4Growthit+β5Mashareit+β6Ageit+β7Cashit+
　　β8Capitalit+ui+λt+εit
　　（2）
　　第三，检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构建模型（3）：
　　CFPit=δ0+δ1Eniit+δ2Applyit+δ3Levit+
　　δ4Sizeit+δ5Growthit+δ6Mashareit+δ7Ageit+
　　δ8Cashit+δ9Capitalit+ui+λt+εit
　　（3）
　　其中，CFP是企业绩效，Eni是企业的前瞻性环保，Apply是企业的技术创新。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总资产主营业务利润率（Ope）的均值为0.159，标准差为0.104;前瞻性环保（Eni）的均值为6.649，标准差为8.388，说明制造业企业环保投资的投入水平偏低，各企业间前瞻性环保活动的投入水平有较大差异;专利申请数的平均值约为191件，标准差约为488，说明企业间技术创新水平有较大差异。控制变量方面，样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为0.453，公司规模（Size）的均值为22.865，成长性（Growth）的均值为0.100，现金流量比率（Cash）的均值0.056。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对前述3个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第（1）列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第（2）—（5）列是分别以专利申请总数和3类专利申请数为因变量时模型（2）的回归结果，第（6）列是以发明专利数为因变量时的模型（3）的回归结果。
　　从表3中可以看出，第（1）列的结果显示，企业前瞻性环保投入对绩效影响总效应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企业前瞻性环保投入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即积极履行前瞻性环保活动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假设1得证。第（2）—（5）列的结果显示，以专利申请总数、发明专利数、实用新型专利作为因变量时，前瞻性环保投入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以外观设计专利数作为因变量时，前瞻性环保投入的系数不显著。比较前瞻性环保投入对技术创新各项指标的系数，可以看出前瞻性环保投入对发明专利数影响的系数最高，表明其对发明专利申请数的促进作用最大，而对外观设计专利数影响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前瞻性环保与外观设计专利数不相关。这一结果表明对不同类型的专利，前瞻性环保投入的影响结果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发明专利涉及各种产品和方法的创新，对创造性的要求最高，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实用新型专利涉及产品的发明，更侧重于实用性，对创造性要求比发明专利低;外观设计专利则是对产品外表的设计，如独特的外包装及造型，在三者中创造性最低。因此，将以发明专利作为科技创新的典型衡量指标展开分析。第（6）列的结果显示，同时以前瞻性环保投入和发明专利为自变量、以企业绩效为因变量时，技术创新的系数显著为正，前瞻性环保投入的系数显著但数值小于第（1）列中的回归系数值，这一结果表明，技术创新确实是前瞻性环保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传导因素，假设2得证。
　　（三）进一步分析
　　企业规模的大小能够反映其对资源和要素的掌控能力，是影响企业投资战略决策及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19]。大型企业要素资源充足、综合实力强，且往往是当地知名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小企业在资源可获得性和市场容量方面都受到诸多限制，往往存在贷款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实施前瞻性环保战略将导致企业环保投资增加，具有较强资金和技术实力的大型企业相对能较好地化解成本上升压力，有助于实现环保投资的创新补偿效应;而规模较小的企业，其资金、技术水平都较低，环保投资额投入也较低，其创新补偿效应的显现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本文将全部样本按企业规模大小平均分为大、中、小3种类型的企业，对大型和小型企业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如表4，其中第（1）—（3）列为大型企业的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第（4）—（6）列为小型企业的回归结果。
　　由表4可知，针对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大规模企业，前瞻性环保投入对企业绩效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在小规模企业，该系数不显著。针对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大规模企业的前瞻性环保投入对技术创新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在小规模企业中这一系数则不显著。针对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大规模企业，技术创新的系数显著，前瞻性环保投入的系数也显著，但小于第（1）列模型（1）中的回归系数，说明技术创新在前瞻型环保影响企业绩效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在小规模企业，技术创新、前瞻性环保投入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仅在大规模企业中存在。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尽管前瞻性环保投入能提升绩效，但这一作用机制因企业规模有所不同。在进行前瞻性环保时，进行自主创新研发绿色技术需要的资金更大，对人员素质的要求更高，这将对创新补偿效应的实现程度产生重要影响。根据本文的样本数据，在进行环保投资的企业中，大规模企业的投入均值为23049万元，小规模企业的投入均值仅为2088万元，两者相差10倍有余。大规模企业有能力化解成本压力进行大量环保投资，具有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更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创新活力，获得创新补偿进而提升企业绩效。而对于小规模企业来说，囿于资金和人员限制仅能进行少量的环保投资，出于现实选择更可能用于终端治污而非技术创新，难以取得创新补偿效应。 　　（四）稳健性分析
　　1.对中介效应的再检验
　　为了检验技术创新中介作用的稳定性，本文进一步采用自主重复抽样法（Bootstrap检验法）进行变量关系分析[20]。采用自主重复抽样2000次来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前瞻性环保通过技术创新（以专利申请总数和发明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指标）提升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由此可见，技术创新确实在前瞻性环保与企业绩效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见表5）。
　　2.替换企业绩效的度量指标
　　实证研究中，企业绩效的衡量存在多种指标，本文采用总资产收益率和市盈率作为企业绩效的度量指标，重新代入模型（1）—（3）进行回归以检验假设1和假设2，结果发现回归系数符合及显著性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从而说明前述结果是稳健的。限于篇幅，该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未予报告。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观测样本，探讨了企业前瞻性环保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企业履行前瞻性环保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升绩效。为了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获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环境保护措施应从“末端治理”转向“前端治理”。制造业企业应实施着眼于整体预防的环境保护战略，采取源头削减、全过程控制的污染防治综合措施，通过技术创新改进工艺技术，获得企业绩效的长期提升。
　　第二，前瞻性环保对绩效的提升作用因企业规模而有所不同。在大规模企业中，其前瞻性环保活动更能体现环境规制的信号机制和倒逼机制，通过作用于生产过程促进技术创新，从而获得绩效提升;而小规模企业的前瞻性环保投入则更多地用于终端治污，难以实现对绩效的提升效果。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注意分类施策、细化标准，如可以适度提高对大中型企业的规制标准，促使其进一步通过技术创新增强竞争力;对满足规制标准得以存活的中小企业则可以给予一定的缓冲期，使其有更长的时间化解环保支出压力，改进生产工艺和管理方式。
　　第三，从长期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实施前瞻性环保能带来绩效的持续提升。尽管企业实施前瞻性环保会造成当期的资金流出，但这一活动属于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将为企业带来持续收益。同时，这也意味着只有资金充足的企业才有可能通过实施积极环保策略获得可持续发展。政府应增强对企业环保行为的金融支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如加大绿色免税额度等助力企业环保转型;还应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开发绿色信贷、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开拓多方位融资渠道满足市场信贷需求。
　　[注释]
　　[注 释]
　　①详见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答问，http：//www.gov.cn/zhuanti/2017lh/live/0309e.htm。
　　[参考文献]
　　[1]冉冉.“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激励与地方环境治理[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3）：111-118.
　　[2]SHARMAN S，VREDENIURG H.Proactiv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ly valuabl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8，19（8）：729-753.
　　[3]王金南，等.排污费标准调整与排污收费制度改革方向[J].环境保护，2014，42（19）：37-39.
　　[4]吉利，苏朦.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动因：合规还是利益？——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会计研究，2016（11）：69-75.
　　[5]ARAGONCORREA J A，SHARMA S.A contingent resourcebased view of proactiv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3，28（1）：71-88.
　　[6]RAMANATHA R，HE Q，BLACK A，et al.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a revisit of the Porter Hypothesis[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7，155（2）：79-92.
　　[7]程巧莲，田也壮.中国制造企业环境战略、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11）：116-118.
　　[8]沈洪涛，黄珍，郭肪汝.告白还是辩白——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关系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4，17（2）：56-63.
　　[9]韩超，张伟广，冯展斌.环境规制如何“去”资源错配——基于中国首次约束性污染控制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7（4）：115-134.[ZK）]
　　[10]LEITER A M，PAROLINI A，WINNER H.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European Industry Data[J].Ecological economics，2011，70（4）： 759-770.
　　[11]刘和旺，向昌勇，郑世林.“波特假说”何以成立：来自中国的证据[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1）：54-62.
　　[12]楊德明，刘泳文.“互联网+”为什么加出了业绩[J].中国工业经济，2018（5）：80-98. 　　[13]CHERNEV A，BLAIR S.Doing well by doing good：the benevolent halo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15，41（6）：1412 -1425.
　　[14]PETERAF M E.The cornerstones of competetive advantage：a resource based view[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3，14（3）：179-191.
　　[15]CHRISTAINSEN G B，HAVEMAN R H.Public regulations and the slowdown in productivity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2）：320-325.
　　[16]PORTER M E，VAN DER LINDE C.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ship[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9（4）：97-118.
　　[17]GRILICHES Z，HALL B H，PAKES A.R&D，patents，and market value revisited：is there a second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factor？ [J].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1991，1（3）：183-201.
　　[18]BARON R M，KENNY D A.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1（6）：1173-1182.
　　[19]劉和旺，张双.清洁生产政策对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6）：154-163.
　　[20]MACKINNON D P，FRITZ M S，WILLIAMS J，et al.Distribution of the product confidence limits for the indirect effect：program prodclin[J].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2007，39（3）： 384-389.
　　Forwardlook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Zhou Hong
　　（College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00，China）
　　Abstract：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whethe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basis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forwardlook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activ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s' forwardlook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s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taking listed Ashar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17 as research samp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wardlook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ivities of enterprises can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mprove enterprise performance.Further study find that this impact mainly exists in large enterprises. This research broadens the research vision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field， an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forwardlook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 and obtain winwin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Key words： forwardlook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152334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