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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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黑龙江省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路径研究》（19JYB031）。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王瑞峰（1982—），男，山东安丘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农产品贸易;李爽（197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生导师，教授，国际贸易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摘要]大豆进口对中国大豆产业具有重要影响，贸易成本又对国际贸易影响显著。为检验中国大豆进口在贸易成本方面是否具有规模效应，并探索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大豆进口的影響情况，选择贸易成本视角，重新推导能够简单计算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单位进口贸易成本的测度方程并以Anderson & Wincoop（2004）对贸易成本的研究作为理论依据构建贸易成本影响因素检验模型，进而利用1992—2018年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尽管中国大豆进口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中国大豆进口在贸易成本上并没有形成规模效应;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的增加具有正向影响，但并不具有显著性，而其对中美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中美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的增加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文章从提升规模效应和正视中美贸易摩擦两个方面提出了降低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提升大豆进口贸易效益的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F3237;F75261[文献标识码]A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8-0047-07
　　一、问题提出
　　2019年2月20日，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新闻发布会上透漏，目前中国大豆的年均需求量约在11亿万吨左右，而据中国统计部门统计，近20年来中国大豆年均产量基本维持在1 300万吨—1 600万吨之间，约有90%的大豆需求缺口需要通过进口途径来解决。尽管2019年初中国启动大豆产业振兴计划，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在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政策指引下，进口大豆仍然是中国大豆供需缺口的主要解决渠道。另外，美国作为中国大豆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之一，是中国大豆进口的重要贸易伙伴，其中中国约有1/3的进口大豆来源于美国，而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使得进口大豆成为了首当其冲的中美贸易商品，对中美两国的大豆产业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正视中国大豆供需矛盾，重视中国大豆的进口，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大豆贸易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中国大豆国际贸易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贸易现状、贸易规模、贸易依存度、贸易价格波动、贸易影响因素、贸易互补性、竞争优势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中国大豆贸易相关政策制定、贸易策略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纵观国内外关于大豆贸易的研究，鲜有基于成本效益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大豆贸易的相关内容。然而成本效益问题又是传统国际贸易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中国大豆国际贸易问题同样也需要关注成本效益，不仅需要关注大豆进口数量和进口总额，而且更应该关注进口大豆的价格构成问题。Anderson & Wincoop（2004）经过粗略估计发现，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成本是关税等价的170%。可见贸易成本在商品进口价格的构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于中国大豆贸易成本研究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研究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拟将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成本效益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大豆进口问题，以期为中国未来大豆进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启示。为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1）贸易成本作为国际贸易的一个传统难题，使用贸易量和贸易额分别测度贸易成本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2）中国大豆进口在贸易成本方面是否具有规模效应？即中国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的变化是否随着大豆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而降低？
　　（3）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大豆进口规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中美贸易摩擦是否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变动造成显著影响？如果有显著影响，影响程度如何？
　　二、理论分析框架
　　（一）贸易成本分析框架
　　贸易成本一直都属于国际贸易的一个传统难
　　第三，易于对单项贸易产品的贸易成本进行测度。
　　（三）贸易成本影响因素检验模型
　　根据上述对贸易成本概念界定的分析，贸易成本包括运费及时间在内的运输成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政治障碍、信息成本、合同实施成本，使用不同货币有关的成本、法律法规成本、分销成本等。另外，胡宗彪等（2016）将国际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归纳为政策壁垒、语言距离、时区差异、区域贸易协定、通讯成本、地理距离等。再考虑到商品经济的规模效应、政策影响因素以及大豆贸易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大豆进口量、大豆进口关税、大豆进口依存度、汇率、贸易壁垒、语言距离、地理距离、区域贸易协定及中美贸易摩擦等方面，其中根据本文大豆进口贸易成本测度的假定，贸易壁垒、语言距离、地理距离和区域贸易协定可以不予考虑。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影响因素检验模型如下：
　　其中，Q表示中国大豆进口贸易量，tariffs代表中国大豆平均进口关税税率，openness表示中国大豆进口依存度，ER表示人民币汇率，TF表示中美贸易摩擦情况，ε为误差项。
　　三、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1数据来源
　　本文将基于1992—2018年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相关数据对中美贸易摩擦对大豆进口贸易成本的影响进行研究，其中1992—2018年中国大豆进口数量和进口额均为查询UNComtrade数据库得到（HS编码1201）;大豆进口平均关税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网站（https：//www.wto.org/），通过 WTO Tariff Download Facility工具查询计算;大豆进口依存度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并计算得到;人民币汇率为历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美贸易摩擦为虚拟变量，发生时变量取“1”，否则取“0”。 　　2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解实证检验数据的特征并进一步把握模型构建的合理性，本文对1992—2018年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UNComtrade数据库、WTO官网、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
　　由表1可以发现，样本中各变量的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差异很大，各变量标准偏差均较大，这都表明1992—2018年期间中国大豆进口贸易和中国贸易政策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各变量的偏度来看，除汇率变量呈现负偏以外，其余变量均呈现正偏，表明汇率变量低于均值的尾部向左延伸严重，而其他变量分布中高于均值的尾部有向右延伸严重的情形;从各变量的峰度来看，各变量均呈现负峰度，表明各变量数据分布中间比正太分布顶峰更平，两尾更轻。
　　3数据处理
　　[JP+2]通过对1992—2018年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各变量数据之间的差异很大，因此为便于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选择将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后再进行回归检验分析，因为在统计学中，对变量值取对数，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而且还可以消除变量之间的异方差现象，避免变量之间的剧烈波动。
　　（二）贸易成本测度
　　[JP2]根据上文构建的贸易成本测度公式（6）、（7）、（8），需要确定中国大豆进口的替代弹性σ。对于商品替代弹性测算，国内外学者多是利用Armington（1969）方法计算替代弹性，其中赵佳丽（2008）和孟东梅等（2013）分别计算得出中国大豆的替代弹性为73和72，为便于计算，本文将大豆进口替代弹性σ设定为两者的中间值725。
　　1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及单位进口贸易成本
　　利用Excel2013软件分别用公式（6）、（7）基于1992—2018年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数量和贸易额两个方面分别计算并整理得到各年度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单位进口贸易成本如图1所示。
　　由图1可见，利用大豆进口贸易数量和进口贸易金额计算分别计算得到的1992—2018年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单位进口贸易成本几乎重合，呈现类似的变化趋势。另外可以发现1992—2018年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呈现线性波动上升趋势，[CM（21*2]而此期间中国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变化不大
　　2中美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及其单位进口贸易成本
　　同样，根据公式（6）、（7）基于1992—2018年中国来自美国的大豆进口贸易数量和贸易额两个方面分别计算并整理得到各年度中美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单位进口贸易成本如图2所示。
　　由图2可见，利用大豆进口贸易数量和进口贸易金额计算分别得到的1992—2018年中美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单位进口贸易成本同样也是几乎重合而且呈现类似的变化趋势。但是可以发现，中美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单位贸易成本在2003年以前波动性非常大，而在2004年以后波动幅度较小且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
　　3贸易成本测度结果分析
　　基于本文推导的单项产品贸易成本测度方程对1992—2018年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进行测度分析，结果显示：
　　（1）基于贸易量和贸易额分别计算得出的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单位贸易成本、中美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单位进口贸易成本都呈现几乎重合且类似的变化趋势，表明使用贸易量和贸易额来计算贸易成本差异性不大。这很好地回答了本文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2）图1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表明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随着进口规模的增大而增加，而中国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则呈现水平变化趋势，表明1992—2018年期间中国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这也就表明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的规模效应在贸易成本方面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即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规模效应并不明显。这很好地回答了本文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三）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的影响，本文基于1992—2018年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相关数据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分析。
　　1平稳性检验
　　由于1992—2018年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为避免伪回归情况的发生，需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利用Eviews80软件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ADF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发现，尽管大豆进口量、大豆进口关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等变量的原始数据没有通过ADF检验，但是所有变量在二阶差分上都[CM（21*2]在不同程度上通過了ADF检验，表明各变量之间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P值。
　　在二阶差分上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2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Eviews80软件分别以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中美大豆进口贸易成本、中美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为因变量，以大豆进口量、大豆进口依存度、中美贸易摩擦为自变量，以大豆进口关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控制变量，对上文构建的贸易成本影响因素检验模型（8）进行线性回归。其中以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为因变量的线性回归基于1992—2018年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数据进行，以中美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中美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为因变量的线性回归由于1992—2003年期间的波动性太大（见图2），因此本文基于2004—2018年中美大豆进口贸易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最终本文得到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由表3可以发现，上述不同因变量的4个模型的F统计值的伴随概率P值均在5%显著水平上显著，表明各模型的拟合度都较好，而且模型1的R2值达到0956，拟合程度最好。而且模型1中大豆进口量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量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模型2中大豆进口依存度和大豆进口关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量系数分别在10%和5%水平上显著，模型3和模型4中中美大豆进口量、中美贸易摩擦系数均在10%水平上显著。[JP] 　　另外，由表3可以发现，虚拟变量中美贸易摩擦在上述4个模型中系数都为正，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中美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中美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虚拟变量中美贸易摩擦在模型1和模型2中系数不具有显著性，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单位进口贸易成本影响不大，而在模型3和模型4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贸易成本变量对中美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中美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的增加都呈现正向影响，这也充分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尽管对中美之间的大豆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于整个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来说几乎没有造成影响。这一结论很好地回答了本文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
　　3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本文构建的贸易成本影响因素检验模型（9）的合理性和解释能力，本文拟通过调整剔除控制变量的方法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剔除控制变量大豆进口关税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后，重新利用Eviews80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通过上述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发现：首先，在重新回归后的4个模型5—8的F值的伴随概率P值依然在5%水平上显著;其次，模型5—8与模型1—4中各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均没有变化;最后，在重新回归后的4个模型5—8中，虚拟变量中美贸易摩擦的系数符号、数值及系数显著性等都与原模型1—4均无显著变化。综合上述分析表明贸易成本影响因素检验模型的稳健性通过检验。
　　（四）结果分析
　　经过上述实证测度与回归分析，并进行模型稳健性检验，可以分别得到以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中国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中美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中美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作为因变量的4个模型的回归方程，结果显示：
　　（1）利用本文推导的中国大豆贸易成本测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度公式（6）、（7）基于1992—2018年中国大豆进口的贸易量和贸易额来分别测度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中国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中美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及中美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其结果无论从金额，还是变化趋势上都几乎相同，图1、图2中趋势线几乎重合，表明对于贸易成本的测度而言，使用贸易量和贸易额分别测度差异不大，不仅很好地回答了本文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而且很好地体现了本文推导的贸易成本测度模型的优点。
　　（2）由图1、图2中国大豆贸易成本的测度结果可以发现，随着中国大豆进口规模的增大，无论是中国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还是中美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也都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表明中国大豆进口在贸易成本方面并不具有规模效应，即中国大豆的单位进口贸易成本并没有随着大豆进口规模的扩大而降低，这回答了本文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另外，既然中国大豆进口在贸易成本方面并没有形成规模效应，那么就应该重点关注，进而寻找其没有形成规模效应的原因并加以解决，以提升中国大豆进口的效益。
　　（3）回归模型总体拟合度较好，尤其是以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作为因变量模型1的R2值达到0956，而其他模型的R2值也均在06以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从整体上较好地验证了本文构建的贸易成本影响因素检验模型。
　　（4）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作为虚拟变量构建贸易成本影响因素测度模型，以检验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大豆贸易成本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可以发现，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单位贸易成本的增加都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中美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的增加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进一步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大豆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对中国大豆整体进口贸易则影响不大，符合当前中国对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判定。这也就很好地回答了本文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推导贸易成本测度方程
　　本文以Anderson & Wincoop（2004）对贸易成本概念的界定为理论基础，在Novy（2008）双边贸易成本测度模型的基础上，将母国以外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推导构建了贸易成本和单位贸易成本测度方程，经检验其具有数据易取、计算简便、可以用于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可以计算单项商品贸易成本和单位贸易成本的优点。
　　2中国大豆进口贸易在贸易成本上并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随着中国大豆需求量的大幅提升，中国国内大豆供需缺口越来越大，中国大豆进口规模也直线上升，但是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并没有随着进口规模的增大而呈现递减趋势，也就是说中国大豆进口贸易并没有在贸易成本方面形成规模效应。
　　3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大豆贸易影响不大，但是对中美之间的大豆贸易具有显著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单位进口贸易成本来说，其系数并没有通过统计学检验，不具有显著性，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单位贸易成本的影响不大，但是从系数符号上也能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单位进口贸易成本的增加还是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的。而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中美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来说，其系数在10%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中美贸易摩擦确实增加了中美之间大豆的贸易成本。
　　（二） 政策建议
　　大豆作为中国进口规模最大的粮食产品，其具有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大豆贸易同样也具有普通商品贸易的特征和需求，对于中国大豆的进口也必须要考虑其成本效益。因此，中国必须重视大豆进口贸易成本问题，要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降低中国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以提升大豆进口效益。
　　一方面，由于中国大豆进口在贸易成本方面缺乏规模效应，而大豆进口依存度、大豆进口关税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大豆单位贸易成本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中国应该着重考虑从降低大豆进口依存度、降低大豆进口关稅、稳定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等方面来降低中国大豆进口的单位贸易成本。首先，可以考虑在国家推行大豆产业振兴计划的基础上，从政策、技术、资金等方面加大对大豆生产种植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加大对大豆生产种植效率提升具有积极作用的各项目的支持力度，以提升国内大豆的生产供给量，进而降低大豆的进口依存度;其次，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农业走出去”战略等平台，积极推进中国的大豆跨境产业体系建设和大豆自由贸易区建设，以降低大豆进口的关税和贸易壁垒，从而提升中国大豆进口的效益;最后，要加大金融调控力度，稳定人民币汇率，避免由于人民币汇率提升造成人民币贬值而降低中国大豆进口的效益。 　　[JP2]另一方面，要正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大豆贸易成本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中美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对中国大豆进口贸易成本和中国大豆单位进口贸易成本并不具有显著性。尽管美国作为中国大豆的主要来源国之一，中美大豆贸易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程度较大，但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大豆贸易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中国应该积极推进并实施多元化大豆进口战略和大豆“走出去”战略，积极开拓欧洲、拉美、非洲等地区的大豆市场，在大豆进口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分散进口，以降低中美贸易摩擦对大豆进口贸易成本的影响，进而在降低大豆进口贸易成本、保证大豆进口效益的同时，保障国内大豆需求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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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K）][FL）]
　　A Study about the Impact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on the Trade Cost of Soybean Import in China
　　Wang Ruifeng1，Li Shuang2
　　（1Qingdao Huanghai University，Qingdao 266427，China;2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arbin 150030，China）
　　Abstract：
　　Soybean impor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China s soybean industry，while trade cos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trade.In order to test whether China s soybean import has scale effect in terms of trade cost，an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on China s soybean import，this paper deduces the measurement equation that can simply calculate China s soybean import trade cost and unit import trade co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cost，and takes Anderson & Wincoop （2004） research on trade cost as the theory base to construct the test model of trade cost influencing factors.The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evant data of China s soybean import trade from 1992 to 2018 empirically.The results show that：although the scale of China s soybean import is expanding，China s soybean import has no scale effect on trade cost;SinoUS trade fric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 s soybean import trade cost.There is a positive impact，but not significant，and i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inoUS soybean import trade cost and the increase of SinoUS soybean unit import trade cost.Finally，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reduce the cost of China s soybean import trade and improve the benefits of soybean import trade from two aspects：enhancing the scale effect and facing up to the trad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Key words： SinoUS trade friction;soybean import;trade cost;influencing factors
　　責任编辑（责任编辑：张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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