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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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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人口问题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政策经历了从计划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转变。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数量以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表现优异,但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渐严重的原因。本文通过具有内生人口增长的索罗人口模型解释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研究得出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进而影响了经济增长。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
  人口的发展会随着人口政策的调整而发生变化。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当前社会的经济环境和资源承载力所设立的人口调控政策。1980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人口结构迅速转型,其产生的巨大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30年之后计划生育导致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正对中国的经济产生着消极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的问题在于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性别结构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仍然在社会“男孩偏好”影响下居高不下[1]。人口的结构性问题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2]。现代化和城市化本来就会导致生育率下降,而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则加快了这一过程[3]。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改变了人口年龄数量的分布,政策实行前期控制了少儿出生率,老龄人口持续增加,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而且,随着女性就业人数的增多,女性生儿育女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越是发达的地区或者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生育率越低[4]。计划生育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我国的人口压力,但也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状况更加严重,政府在养老保险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增加,严重影响社会的再分配,甚至引发财政赤字[5]。我国现阶段在人口结构转变、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劳动力供求关系发展受到阻滞,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加速促使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我国劳动力需求弹性正在波动下降[6]。在老龄化背景下,我国青壮年人口规模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萎缩,加剧当前劳动供给结构的脆弱性[7]。
  一、生育政策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索罗模型研究的是一国长期生活水平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以及技术进步率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该模型的提出对研究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该模型假定了人口变量是外生变量,在解释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存在缺陷。因此,在目前我国人口数量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引入具有内生人口增长的索罗模型来解释我国为何在改革开放初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见图1)
  由图1可看出,假设折旧率δ不变,由于人口增长率n不再固定,投资必须线[n(y)+δ]k成为曲线。人口增长取决于收入水平,对应的可变的人口增长所必需的投资线缓慢上升,然后急剧上升,并最终成为平直的。由图可知,A点和C点是稳定均衡的点,B点是不稳定的均衡,处于B点的左右两边的点会分别向A点和C点靠拢。A点的均衡所对应人口增长率极高,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极低,而C点的均衡所对应的人口增长率较为稳定,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都相对较高。根据中国背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A点这一低人均资本和产出、高人口增长率的均衡。为了突破这一低收入的均衡,国家必须安排一个“大推动”刺激经济增长,即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人口增长率,使投资必须线超过B点,从而向更高的C均衡点靠拢。由图可看出,在A和B这一段投资必须线所对应的人口增长率n有所减缓。人口减少到一定程度,突破B点,经济体会自身向C点移动,达到更高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这是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这也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根源。
  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高潮期,老龄化趋势将一直持续到21世纪中叶。[8]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引起的老龄化、少子化现象日益显著。中国的老龄化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产物[9]。我国1990年进行了第四次人口普查,在国家统计局网站选取1990年至2018年的人口数据进行观察。我国从第七次人口普查(2005年)开始已经进入老年型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7.7%。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生育率同時也加快了年龄结构老化的速度。0—14岁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年间逐年下降,65岁以上人口占比逐年上升。我国0—14岁人口在1990年占比约为27.69%,然后比重逐年下降,2013年达到最低值,仅为16.41%,少子化现象日趋显著;65岁以上人口数量逐年上升,直至2013年,老龄人口由1990年的5.57%上升到9.67%,2018年老龄人口占比达到峰值,为11.94%,并且还有持续上升的趋势。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我国就业人数出现下滑甚至负增长。在2002年之前,我国的就业人数每年都有接近一倍的增加,自2002年开始,我国就业人数的增长开始下滑,到2017年只增加了0.05%。2018年就业人员出现负增长,比2017年就业人员少了54万人。我国经济仍不够发达,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口结构迅速老化无疑给我国带来不少的压力。劳动力的减少、储蓄率随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阻碍。
  二、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对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进行研究,我国现阶段正属于老年型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为11.94%。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少儿人口数量逐年下降,老年人口数量逐年上升。老年人口的增加在我国现阶段尚未实现完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情况下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压力。通过使用具有内生人口增长的索罗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得出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来突破“贫困陷阱”,达到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的目的。从微观层面讲,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提高孩子的养育质量,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从宏观层面讲,计划生育政策优化了人口年龄结构,提高了社会储蓄率,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改革开放时期优化了人口结构,缓解了人口与社会的压力,但同时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老龄化现象势必对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产生重大的影响。我国正进入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若得不到有效控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越来越受到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制约,经济发展将受阻碍。   (二)政策建议
  1.加快完善人口政策,促进人口政策与经济增长相匹配
  中国当前的人口问题是人口年龄结构的问题。直到2018年,我国14岁以下的人口比重仅为16.86%,而在1982年,我国少儿人口比重达到33.59%。这表明我国少儿人口逐年大幅度锐减。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我国应该要通过生育政策来调整人口出生率,增加0—14岁人口的比例,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适龄人口的迅速下降的情况。虽然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在短期会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压力,但是长期来看,少儿人口会为市场提供潜在的劳动力。政府应该确保“二孩”政策的宣传到位,并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一定的家庭补助和教育扶持,减轻“二孩”家庭经济负担。同时,国家应该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加大对教育、医疗等投入,完善相关政策如“产假与陪产假制度”。政府应逐步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当中,减轻劳动力人口养育孩子的负担。
  2.改善养老保障模式,解决养老困难问题
  同时从供给端和需求端改善市场,统筹社会多个层面,国家负责完善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负责职工在职时的养老保险,个人形成储蓄养老保险的观念。多层面的保障下形成互补,这有利于改善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问题。同时,国家应完善相关保护救济留守老人的养老工作,国家加大对养老的资金投入,建立更多的养老福利院,实现“老有所养”。
  3.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资
  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经济增长,但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以劳动者的质量代替数量,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全国农民工人数超过2.88亿,占全国就业人员37.17%,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在老龄人口数量增长迅猛,少儿人口锐减的背景下,人口优势不能转化为劳动力优势,庞大的人口将會成为国民经济的负担。我国应加强对劳动人口的素质培养,提高劳动者的能力水平,提高生产效率,积累企业家才能,提高国际产业链的生产价值,提升全球价值链的价值环节,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江涛.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述评与思考[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2]黄赜琳.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因素分析[J].财经研究,2012(12).
  [3]王广州,周玉娇,张楠.低生育陷阱:中国当前的低生育风险及未来人口形势判断[J].青年探索,2018(5).
  [4]刘建国,孙勤英.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与人力资本投资——基于世代交叠模型及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西北人,2018(4).
  [5]张云霞.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人口结构与经济的影响研究[J].知识经济,2018(15).
  [6]王欢,黄健元,王薇.人口结构转变、产业及就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劳动力供求关系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4(2).
  [7]呼倩.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劳动供给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9(4).
  [8]翟振武,陈佳鞠,李龙.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新特点及相应养老政策[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
  [9]金易.现行生育政策调整的依据及路径[J].学术交流,2014(1).
  基金项目:广西师范大学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研究生创新项目(ZX2020053)。
  作者简介:罗 琳(1997—),女,广东云浮人,广西师范大学应用经济学2019级在读硕士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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