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层社会问题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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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十分迅速，城市化、多元化、创新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新旧更替必然伴随着各种矛盾与问题。为解决各种矛盾引发的社会问题，国家不断努力推进城区建设，为城市社会问题的治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转变，“旧模式”已逐渐无法适应出现的“新问题”，现今社会所需的，应是包容、互助，各个阶层、甚至是社会的每一成员都能够参与其中的建构模式。基于此，本文将简要就城市基层社会问题治理这一课题展开论述。
　　关键词：城市社会建构;基础社会问题;治理研究;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不断向前发展，在城市化趋势的推动下，我国的政治朝向民主化、经济朝向市场化、社会生活及文化发展朝向多元化的方向迅速前进，在这个进程中，社会中由于新旧模式的发展而暴露出来的矛盾日渐激烈，在社会的管理服务以及阶层更替等方面出现了许多的新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的由多个主体共同承担起公共治理的体制正在成为当下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政府有意识地推动城市社区建设活动，旨在为城市基本社会治理改革做铺垫[1]。随着这项活动的开展和深入，社会建构取代个体建构成为我国城市基本演变的现状，同时也是强化城市基层治理的主要途径。在特殊时期下，政府作为城市基层的治理的单一主体，对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经济政治文化高速演化前进的当下，这种模式已经不适用于社会发展的实况，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协商、互动社会建构模式，也是当下社会基层治理的主旋律。
　　1 基于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个体建构与社会建构
　　1.1社会建构主義概述
　　社会建构主义最早由伯格与卢克曼在其著作中提到，主要以社会学、心理学、后现代理论以及女性主义为理论根基。随后布尔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社会建构主义的四个基本假设：对通用知识的批判、唯物视角下的历史观和文化观、社会在知识的运动过程中起到维系的作用、知识运动与社会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种思想下社会建构主义发展出了三大特点：一是建构性。人对于其自身生活的世界起到的作用是建构，并且自身生活的环境也在对人产生一种建构的作用;二是社会性。对话这一动作的产生、发出其本身就是与社会发生联系，每一个独立个体总是在，与他人对话中完成对自身的建构，进而影响到自身生活环境的建构;三是互动性。这种互动性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产生的互动，以及人与自身所处环境之间的互动[2]。
　　1.2个体建构的困境
　　大多数想要对社会产生改变的想法及其所付诸的行动，都会在对社会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发生偏离，这是因为在这个行动执行的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各种层面的阻力，这种阻力来自于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系统以及社会环境。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在社会治理中理性的决策往往被偏离出发点，达到一种社会系统与人际关系所期望的局面。在社会治理中，个体建构推动了理性社会治理体系的异化趋势，使得社会治理中会出现大量的悖论，例如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可能会使得公平缺失，而反过来由于公平的缺失又阻碍了管理效率的发展。站在社会基层治理的角度来看，由于经济发展超出了社会发展，使得社会中各种矛盾突出，例如结构分层、需求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等。个体建构的弊端凸显出来，对社会中的问题无法及时地回应和解决[3]。
　　1.3社会建构与社会治理的统一性
　　所谓治理的概念是基于建构主义提出来的，社会的基本活动，如经济、政治、文化等，及其所遵从的规则实际是社会参与者，与相关社会交际的利益获得者进行的一种社会性建构。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中，社会建构过程中附带的治理属性与当下公共治理所倡导的社会建构倾向不谋而合。从方法论层面来看，社会建构具有多种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建构、行政建构、社会建构、工具——理性建构等，然而并非所有的建构形式都是民主的，民主属性的社会建构在城市基层治理层面主要依赖于政府及其公务员。民主的社会建构具有的优点和特点是由多元社会角色进行的沟通、学习、分享、协商、对话，同时也是民主性社会建构的核心与指导思想。民主性的多元角色城市基层治理模式，有助于为当下的社会提供一种解决、回旋社会尖锐矛盾的新思路。
　　2 社会建构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的主要途径
　　2.1从单一主体建构向多元主体建构转变
　　社会建构的原则是强调多元主体参与互动、对话、分享、协商，同时也是与个体建构区别最大的方面，个体建构过程中个体承担主要的建构任务，其附带的治理属性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多元个体参与社会建构才是当前社会建构的主流发展趋势。站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视角，单一主体承担社会治理责任的个体建构模式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种社会建构方式有助社会的治理和管理，能够有效地调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积极转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传统的单一个体的社会建构模式也逐渐被淘汰，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逐渐将单位制淘汰，替代为企业制。城市基层的管理也逐渐向着多元主体共享共建的方向转变。
　　2.2从单一渠道建构向双向渠道建构转变
　　传统的单项渠道进行社会构建的过程中，是由政府及其附属机构、组织对城市进行自上而下的管理，然而在这种模式下，社区、公民、社会组织等无法通过有效的渠道传达自己的需求，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被阻塞。双向构建模式中颠覆了传统单项社会构建模式中政府自始至终占据治理的主导地位、公民以及社会组织作为从属和执行者的模式。在这种双向沟通模式中，管理不仅仅是纵向的，横向的管理同样重要，并且公民及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的同时也是社会治理的主导者之一。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单项渠道模式下，公民、社区居委会、基层政府等对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难以得到保障。双向通道使得自上而下的指导和形塑与自下而上的实践和反馈结合，更好地保障了社会基层的权力和诉求的通道。 　　2.3从封闭式建构向开放式建构转变
　　由于单一主体和单项建构在传统的社会基层城市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衍生出了封闭建构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信息的垄断是公民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根结，管理主体截断了上层信息对下的流通渠道，一旦发生危机，外界公民能够得到的有效信息极少，公民的参与权和监督权被虚化。单一主体主导的社会治理中，常常会出现暗箱操作、公众监督权力弱化、社会诉求无法得到重视等问题，因此要构建一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建构体系，确保社会治理处与公民的监督和参与中，为信息的流通以及社会矛盾的缓解提供有效助力。
　　2.4从被动的反应型建构向主动的能动型建构转变
　　反应性社会构建核心是强调一种应激态势，这种状态的社会治理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有可观的效果，因为进行的独立个体能够集中资源优势进行集中的社会建设，以快速的社会建设将社会风险抵消。然而，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看，这种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当下社会是不适用的，我们的社会需要向着能动型的社会建构转变。能动型的社会建构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体现出引领性、前瞻性、创造性和进取性，能够有效地应对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积累的矛盾，并且创造了新的缓和社会矛盾的渠道。
　　3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政策工具与治理方式
　　3.1树立开放性政府的理念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能型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将权力集中并且整合资源进行社会建设的模式，能够最大化地将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发挥出来。然而，当我国社会经济体系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时，全能型政府的职能显得过于宽泛，对社会基层治理有着强大的约束作用。因此，在新时期，要做好城市基层治理工作，首先就需要转变政府的治理理念，树立开放性政府的形象，在动态变化的开放性边界中逐渐加大开放的程度，将职能通过合作协商以及互动的方式逐渐转移到社会治理的基层组织上，这样可以提高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性。
　　3.2加强城市基层社会的公共治理体制
　　全能型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绽放的生命力和活力，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成为约束社会和市场运行的主要因素，在各种事务中由于过度强调政府的主导性地位，导致社会以及市场的职能、调节作用萎缩，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有需要借助政府的影响来发挥自身的作用，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在当下的社会治理中要想强化社会治理的效果，首先要将政府的主导作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用社会与市场的职能进行代替，改变社会本位的思维。在分离出政府权威的过程中，同时也要做好社会与市场的职能与政府职能之间的衔接工作，保证主导权的平稳过渡。
　　3.3主要的政策工具
　　在城市基层社会问题的治理中，政府通常有三种治理工具可以使用，即：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手段、社会化手段。在选择具体的政策工具之前，要通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的属性、目标主体以及社会治理体制等方面综合考虑，之后选择最为合适的工具。除此之外，政策工具的使用模式也是多样化的，政策工具不仅可以单独地使用也可以多种政策工具结合使用;并且考虑到环境的变化以及动态过程，工具的使用也可以是动态变化;工具的使用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因此在投入具体的基层治理中，也是要结合具体的情况;除此之外，新政策工具的使用在遇到较为大的政策阻力时，也可以通过强制性政策工具来推动使用，这也是前三种使用模式的具体结合的实例。当前，在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将职能逐渐向社会及市场过渡的进程中，需要制定合理的过渡计划，为多元化政策工具的使用创造使用条件，当然，新工具政策的使用也会推动政府职能以及构建理念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我国新时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在协商、互动、分享的过程中实现旧治理体制向新治理体制的过渡，全能政府需要逐渐改变自身的管理理念，为上下通道的开放提供更多助力，推动建设多元化治理体系不断向前。
　　参考文献：
　　[1]  陈燕，郭彩琴.社区治理研究述评[J].重庆社会科学，2016（3）：51-58.
　　[2]  柯尊清.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建构研究[J].学术探索，2016（6）：47-51.
　　[3]  刘杰，魏强，揭水平.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生态及其公共性构建[J].领导科学论坛，2016（9）：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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