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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权力与公司绩效的机制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孙雀密 陈浩

  高层管理者CEO的权力体验如何影响公司的战略决策和绩效,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两者是正相关的关系(张三保, 2012),也有学者认为是负相关(Galema, 2012),还有部分学者认为CEO权力与绩效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Tien, 2013)。在现今动态环境下,公司战略与环境匹配易于失衡,企业通过战略变革调整资源配置、克服环境变化对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而CEO高水平的权力体验可能会弱化其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并强化其维持现状的个人偏好,阻碍公司的战略变革(Herrmann, 2014)。战略变革是否在CEO权力与公司绩效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支持。本文基于权力的情境聚焦理论,尝试讨论战略变革在CEO权力与公司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及其边界条件。
  一、理论与假设
  1.CEO权力与战略变革。权力的情境聚焦理论认为,高权力个体拥有充分的资源和能力,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对他人的依赖程度较低,更多的注意力在自己身上。这导致高权力个体的行为模式表现出两个特征,即较少关注外部环境、依据个人偏好进行决策。一方面,高水平的权力体验会降低CEO对环境的关注程度、弱化对环境变化的感知能力,使得CEO不能及时意识到战略变革的必要性,且决策信息的匮乏也导致CEO难以制定出有效的变革方案。另一方面,管理者为合理化自身行为,会对过往行为产生维持现状的心理承诺,坚持当前的战略选择,最终阻碍公司的战略变革。股东可以通过董事会行使监督和建议职能,督促和帮助CEO进行必要的战略变革。然而拥有权力的CEO,不仅能够有效抵制来自董事会的监督,还会通过选择性信息汇报、干预决策过程等手段来弱化董事会的建议职能,最终阻碍董事会发挥影响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CEO权力越大,公司战略变革的程度越低。
  2.战略变革的中介作用。当下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容易造成公司战略与环境匹配的失衡,对绩效产生负面影响。战略变革意味着公司能够根据环境变化,持续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优化投资结构,学习到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进而克服资源刚性的形成(Sutcliffe, 2016),从而规避惯例刚性的产生。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战略变革能够对公司绩效产生正面的影响。
  H3:战略变革在CEO权力与公司绩效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3.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环境动态性是指技术范式和市场需求变化的程度和频率及其不可预测性。当环境动态性较高时,外部环境变化的幅度大、速度快,管理者无法预测未来趋势,战略方案也难以与环境保持长期的匹配。未来变化的不可预测,也使得管理者难以选择合理的资源投资结构,积累起来的资源利用能力容易被淘汰,加剧组织惰性的产生(Sutcliffe, 2016)。当环境动态性较低时,外部环境变化的程度较低、速度相对缓慢,管理者能够对未来变化做出较准确的预判,加之决策时间充足带来了充分的讨论和思考,能够降低所制定战略与环境匹配失衡的可能性。同时,平稳环境提高了未来变化的可预测性,强化了投资结构的合理性和积累能力的长期性,进而有效抑制组织惰性的发生。相比动态性较低的情形,当环境动态性较高时,战略变革的必要性更大、对绩效的正面影响也更高。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环境动态性能够正向调节战略变革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H5:环境动态性能够调节战略变革在CEO权力与公司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表现为环境动态性越高,战略变革的中介作用越显著。
  二、实证分析
  1.样本和变量。选取我国沪、深两市2011年-2015年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ST类公司和数据无法补全的样本),观察样本在观察年度至少已经上市两年,获得4509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本文所涉及主要变量如下。(1)因变量。公司绩效选择总资产报酬率(ROA)进行测量,考虑到战略变革对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效应,将ROA滞后1年。(2)自变量。选择7个代表高管权力的细分指标加总测量CEO的权力水平。具体如下:双职合一。CEO同时兼任董事长,赋值为1;反之为0;独立董事占比。独立董事占比小于样本中位数,赋值为1;反之为0;机构投资者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小于样本中位数,赋值为1;反之为0;CEO任期。CEO任期大于样本中位数,赋值为1;反之为0; CEO持股。CEO持股大于样本中位数,为1;反之赋值为0;是否兼职。是则赋值为1;反之为0;是否具有博士学历或者高级职称。是则赋值为1;反之为0。(3)中介变量。选择研发投入占销售比、固定资产更新率、销售和管理费用占销售比、期末存货占销售比以及资产负债率等5个指标测量战略变革。(4)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公司年龄;上一年度的总资产报酬率(ROA);全体高管的数量;全体高管任期的平均值;全体高管年龄的平均值;股权集中度。
  2.描述统计。CEO权力与战略变革的相关系数为-0.4521,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CEO权力越大,发生战略变革的程度越低,为假设1提供了初步的证据。战略变革与公司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6317,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战略变革能够对公司绩效产生正面的影响,与假设2一致。
  3.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本文通过OLS回归分析检验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回归结果显示,自变量CEO权力的系数显著为负(β= -0.6324,p<0.01),说明CEO权力能够明显抑制公司的战略变革,假设1得到验证。自变量战略变革的回归系数(β= 0.5573,p<0.01)显著为正,表明战略变革能够正面影响公司绩效,假设2得到验证。战略变革与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系数(β= 0.1143,p<0.01)显著为正,印证了假设4的推断。
  4.中介效应与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本文运用MPlus 7软件,对战略变革在CEO权力与公司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Bootstrap检验。CEO权力对战略变革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β= -0.627,p<0.01),战略变革对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β= 0.536,p<0.01);控制战略变革的影响后,CEO权力对公司绩效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为负(β= -0.032,p<0.01)。由此说明,在CEO权力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中,战略变革起到的是部分中介的作用。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CEO权力通过战略变革对公司绩效的中介作用显著为负(β= -0.341,p<0.01),并且95%置信区间([-0.721,-0.128])不包括0,说明中介效应成立(Hayes,2015),假设3得到驗证。
  考虑到本文已经将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因而将调节变量环境动态性(U)分别取值±1作为高值和低值,比较这两种情形下的中介效应差异。当调节变量取值-1时,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113,0.837];当调节变量取值1时,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为[-1.532,-0.438];两种情形下中介效应差异的置信区间为[-1.152,-0.347],中介效应差异的95%置信区间不包括0,说明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成立,假设5得到验证。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借助权力的情境聚焦理论,探讨CEO权力影响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CEO权力对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并非单一路径的负面影响,战略变革成为CEO权力影响公司绩效的潜在路径:高水平的权力体验,会减少CEO对外部环境的关注、增加对个人偏好的决策依赖,从而负面影响公司的战略变革,而战略变革在动态环境下有助于战略与环境的动态匹配、规避组织惰性的发生,正向影响绩效。本研究还探测了边界条件,发现环境动态性不仅正向调节战略变革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还能负面调节“CEO权力-战略变革-公司绩效”的中介机制。[本文得到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专业人的身份认同冲突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的研究”(2019SJA2028)资助。]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南京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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