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访客   登录/注册

开放市场条件下全球价值体系对中国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的困扰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曹前满

[摘要] 资本主导着全球化生产分工,产业关键领域或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决定全球价值体系,各经济体依据其资源特点及配置结构,构成其部门间的价值比附,即形成各自的价值体系。由此,在开放市场条件下中国农业生产面临农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定位的困惑、资源价格对粮食生产的困扰、粮食自由贸易的困局。基于此,文章分析理论推演的误区,从农业生产在价值体系中的定位与资源配置结构、国际粮食生产成本与成本结构等方面,揭示中国农业生产的结构平衡与国际贸易关系,开放市场条件下稳定粮食生产的国家风险。最后,从适应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节奏推进农业转型、遵循农业生产依附逻辑掌控在贸易开放中的供给平衡,以及在全球化中重塑中国农业价值体系层面探讨在开放生产条件下确保实现国家粮食安全。

[关键词]开放市场;价值体系;农业发展;粮食安全

[中图分类号] 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1)08-0039-10

收稿日期:2021-01-23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智库专题《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与产业链、价值链逻辑研究》(19TDWT09)。

作者简介:曹前满(1975—),男,安徽南陵人,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农业经济等。

DOI: 10 .13253/j.cnki.ddjjgl.2021 .08 .006

粮食生产关乎国计民生,同时粮食价格變动的物价效应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粮食安全一直备受关注,相关研究侧重探讨人地关系的耕地保护、提高效益的规模经营、回应主体变化的乡村振兴战略等,追溯补贴政策、地域性失衡、供给侧结构等。然而,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事实上增加粮食价格波动与粮食安全风险,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上”成为新的时代课题。这表明国家高层意识到把粮食安全寄托全球市场之不可信,也预示着在粮食安全的理论探索有待深入。由于各类型国家因地域资源和技术水平存在差异,构成各自不同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反映为资源要素配置状况,适应于特定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转型。因此,放开市场壁垒,必将对国家价值体系构成冲击,影响农业生产结构与社会转型节奏。况且,自由贸易规则是依据资本“逻辑”的制度设定。而农业发展实际上是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过程,是农业自身平衡发展之调整,是多重结构问题同步解决的过程。对于农业,我们倾向于将外部风险从一般经济竞争层面理解,疏于从价值体系与影响价值体系的多重结构关系层面追问。对于发展的趋势性、现实的结构性与实践的过渡性关系的理解,容易造成放大、扭曲与政策迂回。因此,需要把握轻重缓急,从价值比附的价值体系角度理解粮食价格与成本关系、国际粮食生产体系;认识农业发展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下资源配置、中国结构转型背景;从全球化的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把控农业风险及粮食安全。

一、开放市场条件下中国农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理论推演与现实困惑

(一)全球价值体系中中国农业生产的困惑

经济领域的价值体系,即为商品在市场交换中的数量比例关系。价值体系是统计财富价值的前提,由于对财富的理解不同,有“效用价值”与“劳动价值”标准。劳动价值是商品交换中基于“劳动量”的一种商品比例关系,尽管个体劳动存在技能上的差异,但频繁的市场交易形成一种折中等价比。效用价值体现于效用替代关系,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条件下,市场趋向一般均衡,表现为劳动成本的均衡化和资本盈利的均衡化,此过程呈现为价值效用递减规律。效用递减规律可用以解释劳动低回报,并赋予劳动价值扭曲为“自然”属性。

从经济系统层面看。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工农业部门之间技术效率的改善是非对称、非同步的,这种不对称使得价值体系需要作适应性调整。而价值体系的调整主要通过资本逐利引起的利润趋向平均化的资源配置平衡和以劳动收入水平趋向平均化的劳动配置平衡得以实现。产业因新技术或产品更新获得效用价值,位居价值链高端,使得传统产业或行业(包括农业)即便生产效率有所改善,但终归会沦为价值链低端。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根基,在劳动价值论视角下,物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论断的假设前提是一体化市场既已存在,基于此,认定在国际市场上商品的现实价值不再是它的国别价值,而是它的世界价值,即由世界范围内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理论的现实意义据此可解释: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其商品能获得超额利润,而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其商品,就只能获得负超额利润(即损失付出劳动)[1]。

从全球价值体系看。技术创新存在地域不均衡,一个国家的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则成为在全球体系中国家的价值“标杆”,在全球化参与中,各经济体据此比照并结合本国资源要素特点形成价值体系。显然,这是依据产品或要素在竞争市场格局中的效用程度的价值定位,即依据制造业关键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决定一个国家价值体系的层次。由于国际价值体系是依据国际分工中的制造业价值链地位,因而服务业与农业创造的价值按照其国内统一市场体系下相关要素的“效用”价值比附[2],价值比附便构成一种乘数效应,由此,形成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形态。

由此,全球价值体系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困惑。

首先,价值体系决定农业劳动要素效用水平。技术效率代表着生产力水平,在价值(财富)创造层面,它是表征国家富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但从价值体系层面看,价值体现为以要素价格为代表的成本在商品中的分摊。各国价值体系主要是由其关键部门技术效率和关键产品在价值链上的效用价值决定,再由本国资源特点及其配置状况形成资源要素的价值比附体系。这种价值比附呈现出明显的乘数效应,特别是在国际层面,生产力水平体现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价格低廉,使得劳动力价格低廉。人均国民收入反映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很明显,目前中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只是美国的3 .37%、日本的4 .18%、英国的3 .8%、德国的3 .89%,远远落后于众多的发达国家[1]。事实上,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正是从价值链低端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更多依据本土价值体系的资源要素价格参与价值创造,显然,其价值创造能力相对有限。中国从价值链低端嵌入的工业发展模式问题还体现于地区间产业同构竞争,使得劳动力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进而劳动收入出现下滑。

其次,“效用递减”的经济规律困扰农业生产。经济运行借助于价值体系,反映特定的资源特点与配置结构下的效用价值体系,体现于效用替代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体系是动态调整的,随着资源要素配置而趋向一种平衡,即市场的一般均衡趋势。市场一般均衡呈现为效用递减规律。效用价值递减的结果是,传统产业衰落,在技术创新更迭中,传统产业即便技术效率有所提高,终归落入价值低端。在效用价值规律视野下,把特定结构问题也视为价值规律使然,把传统性产业的价值下滑视为必然。中国的农业正属于这样的传统产业,由此传统产业似乎进入了末路,“产业转型”成为时尚话语,同时也在“逃避”传统产业。在农业方面,主动转型难有起色或成效,运动式转型总归以失败告终,不符合农业发展规律。全球化成为当今农业发展的背景环境,全球市场尚未形成资源要素充分自由配置的一体化市场,很多资源要素仅局限于在局部市场中配置,虽然某些要素或产品已成为“国际价格”,但这种国际价格存在着很多并不真实反映价值的变数,存在依照局部市场中的价值体系给国际市场定价的情况。经济体之间的价格水平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全球化市场参与程度密切相关。

资源定价国际化与劳动要素定价分异化困惑。中国为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消费品价格水平呈现对发达经济体的追赶态势,全球价格水平趋同。但资源价格一方面按照所在国的价值体系(效用价值或劳动价值定价法)给予定价,影响全球资源价格;另一方面按照资源稀缺度(包括资本垄断性)定价,即取决于可替代资源价格予以定价。目前,世界经济处于由技术或价值链地位决定的产品价值体系和由资源特点和其配置结构决定的分属于不同经济体的价值体系之中,在当前的全球化水平下,中国面临以技术为特征的价值链影响产品的国际定价和以资源配置状况决定的本国价值体系影响的价格国际化接轨问题,而在国际交换中将国际价格一言蔽之为“需求结构”下的合理价格动态。这种“合理性”其实掩盖了价值扭曲的事实。

(二)资源价格国际化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困扰

资源定价牵动价值体系调整。资源是国民经济之基础。地域资源禀赋的差异直接关乎地方经济的发展,而资源的丰裕通常特指某种资源的丰裕,在本地区也就不具稀缺性,不体现为高效用价值,也只有在开放市场条件下,通过其稀缺性体现其价值。然而,资源价格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又是国民经济基础性价格,资源价格和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会引起各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和社会不稳定[3]。资源价格频繁波动必定会造成价值体系的反复调整。在资源充足而不受垄断的情况下,资源定价取决于劳动成本,当资源受制于所有权控制时,其定价则受资源可替代成本的影响。地域资源存在禀赋差异,在独立经济体系中,资源往往与国家经济关联度密切,成为其价值体系的重要部分,因而一般对资源价格有所控制。在现代技术经济背景下,特定技術的广泛应用会形成生产上的路径依赖,也使得特定资源迅速国际化。资本“逻辑”倾向于纵容大资本而否定国家行为对资源控制的合法性,各类资源的定价权往往并不掌握在资源所在国手中。

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格局制约价值分配份额。资源要素的地域性差异引发地域性交易交换与生产分工。频繁交易形成一体化区域市场,进而市场功能的发挥又有助于资源配置平衡,有助于全要素生产力发挥。而要素市场分割通常造成资源错配,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乃至产业结构失衡。价值体系是特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下的价值体现。当下,中国的这种结构性失衡主要体现于全球化参与中,由于发展依赖于低成本劳动力的外向型经济,局部市场中劳动供给压力和产品低端竞争压力,资本与劳动构成替代关系,进而进一步挤压劳动收入份额[4]。全球化使得资源(物资)价格日趋国际化而劳动(劳动资源)价格则取决于本国的价值体系。在农业领域,劳动成本是粮食生产价格的主要成本构成部分。

国际市场平衡局限于贸易价值量对等的调剂。由于全球经济处于由资源禀赋不均衡与技术发展不平衡决定的相对分割的不同价值体系之下。这为资本参与国际贸易提供商机,由此资本推进自由贸易发展,这便有了价格走向国际化。当贸易冲击到一个经济体的核心利益或经济正常运转遭到破坏时,为避免引发国内政治矛盾,必定要寻求贸易保护措施,自然就会形成贸易对等原则。所谓的对等仍然只是一种博弈(谈判)层面的妥协结果。在贸易价值量的平衡导向下,粮食贸易变成权衡对象,欲多出口工业产品就得以进口粮食来填补、平衡。

由此,决定粮食生产的资源要素成本与价值有多重影响的困扰。

首先,人地关系影响耕地与劳动要素成本。粮食作为资源具有特殊性,既是利用耕地资源的可再生资源,也是利用劳动资源的资源性产品。我国的农业情况是人多地少,还表现在社会结构层面的农村劳动力积压,农业现代化是适应工业化进程的农村人口城镇化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经验证明操之过急,适得其反,导致政策反复,不符合农业发展规律。发达国家通过掌握核心技术位居全球价值链高端,即便农业比重在减小,但从未放弃或退出农业发展,即便它人力成本高,也仍具价格优势。人多地少表明土地的稀缺性而非劳动力的稀缺性,这种格局下耕地成本会受到劳动成本抑制,劳动成本升高时,土地流转成本就会趋高。在开放市场条件下,由于人地关系和耕作方式的不同,生产成本和成本结构的不同,因此中国粮食在价格上与主要产粮国缺乏竞争优势。

其次,全球价值体系下资源要素价格分异。中国制造业“两头在外”的局面愈加严峻,缺乏拥有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影响到价值体系中劳动要素价值定位,主要挣得一些劳务费;在资源方面,对外依存度逐年增加,作为原料(包括矿物肥料)进口大国,没有资源价格话语权。因此,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资源价格必定会影响到国家价格体系,侵蚀着劳动价值份额。由此,我国农业粮食生产面临所谓的“价格天花板(进口粮食价)与成本地板(劳动成本、生产资料成本)”双面夹击的局面或困境。

最后,大公司掌控农业资源与主导粮食贸易。如今的大资本正主导世界贸易组织条例,整个世界是一个公司管理式贸易,而不是自由贸易[5]。显然,这对于全球粮食生产稳定与供给平衡是非建设性的。许多西方国家或国际机构,只有贸易自由化目标。国家为资本代言,各方面政策取向于资本盈利,进行组织、运转,推进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就农业而言,西方国家的公司掌握全世界大约97%的农业专利,其跨国公司掌握发展中国家80%的技术和产品的专利。美国四大粮商控制世界粮食交易的80%,六家跨国集团控制全球农药市场的70%~80%,孟山都一家控制全球转基因种子市场总额的91%[6]。这些跨国公司垄断种子资源及食物生产过程,有意识地开发被称之为“技术保护系统”的基因技术,完全终止发育种子的再生产。确立对植物基因的私有、排他、垄断控制的知识产权协定,作为对世界贸易组织其他协定的交换,通过打包式的贸易协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民乃至政府均未弄清其套路的情况下签署。这些跨国垄断集团还借助于世界农业自然灾害,通过粮食与能源挂钩法,实现操纵国际粮食贸易价格,加剧粮食危机。美国一直以来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对此若是不慎同样会失去稳定农业粮食生产的主动权。

(三)全球价值体系中中国参与粮食自由贸易的困局

农业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农业发展首要目标是保障粮食市场的消费需求。农业经济因需求弹性小,供需不平衡极易导致价格波动乃至放大,在中国曾时常出现“谷贱伤农”与“谷贵伤民”的局面。农业需要通过国际贸易达到供求平衡,保证粮食安全,有利于农业与人民生活稳定。粮食为可再生资源,粮食生产伴随技术进步和市场拓展而趋向专业化、适地化分工,由此,各地农业的资源禀赋获得充分利用,理论上,通过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来调剂余缺,粮食短缺问题可以得到化解。其实,这是将小范围的区域市场一体化实践可行性放大至全球范围所得出的“合理性”结论。

全球粮食生产适地化分工不同于工业生产分工,且不依赖工业分工逻辑。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使得一些国家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种植业。显然,在种植条件恶劣、资源匮乏的国家苛求保证粮食自给自足是不切合实际的,而且还会造成资源浪费。由此,一些发展中国家改变农业种植结构,如改种美国需要的咖啡、橡胶等经济作物,生产品种趋向单一化,从而丧失粮食自给能力,增加了对国际粮食的依存度。如埃及奉行自由经济,国家偏重于发展工业,粮食自给率只有58%左右,深受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在中国,国家及相关主管部门一直很重视农业发展。农业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但因工业经济的集聚经济效应,呈现功能分区化态势,表现为现代产业集聚的城市经济和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或者广域层面的县域经济,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脱节,地区板块间要素跨区流动取代产业转移,农村城镇化滞后,许多发达工业省市(县)选择退出粮食主产区,而在参与全球化经济活动中,特别是市场供给的粮食进口贸易又将淡化国内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依赖与责任关系。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呈逐步下降态势,但从全球层面看,世界范围的粮食生产体系并未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分工,即形成传统农业国和现代工业经济国,相反发达国家并未退出农业生产,而且还把农业作为重要战略。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步伐或所处阶段并不同步,面对发达国家对粮食种植业的强大补贴政策支持,即便农业基础稍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难以招架。如美国凭借特殊的人地关系和技术优势,并通过巨额的农业补贴,影响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和种植结构。显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贸易不可能在公平的环境下发生竞争,况且这种竞争还极具破坏性。这些发达国家从国家战略层面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市场流通和国产粮需求、农民利益保护也构成直接或间接影响。没有谁能与之挑战,一旦触及它们的核心利益就会动用“绿色”壁垒,或诉讼于反倾销调查。

贸易自由化规则制定显然不是停留在按照我们设想的“调剂余缺”层面的追求,事实上,这是资本运作便利化层面的制度设计(包括陷阱设局)。今天,經济全球化处于大资本跨国公司控制之下,并由之主导推进着贸易自由化,而以贸易为主导政策的政府则倾向于支持贸易公司。事实上,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协定以及纠纷解决表明,自由贸易高于公民的福利、消费者或环境[5]。资本甚至利用资源国际化实现保值增值、转嫁投资风险,为规避社会责任,甚至不惜对抗国家,对国家经济生态造成深刻影响。同时,一些国家为资本代言,并主导国际贸易规则的话语体系,对付处于不同价值体系下的发展中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粮食进口关税和贸易管制政策,以各种贸易优惠措施诱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转种经济作物而对它们的粮食和转基因技术产生依赖[6]。制定的反倾销策略与反价格歧视等看似公平却深藏套路。

总之,由于世界各国粮食生产的成本及成本结构是不同的,换言之,各自的粮食生产处于不同价值体系之下,单凭借缺口理论还是存在价值层面的隐忧,终究受国际价格影响,若是不慎,缺口只会越来越大。另外,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乃至扭曲的价值体系下,欲通过粮食自由贸易,推进高效发展,只会扰乱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危害整个经济社会系统安全。

二、开放市场条件下中国农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多重结构:问题实质与支撑逻辑

(一)中国农业生产在价值体系中的定位与资源配置结构

农业发展转型事实上是资源要素配置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广义的工业化内含农业的现代化。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的角色和地位是在不断变化和调整的,农业发展转型须适应工业化进程,调整生产模式。发达经济体已在特定时代通过资本的诸如“圈地运动”或贸易扩张完成了社会转型,进入了成熟型的稳态社会结构阶段,而中国这些发展中经济体则正处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受制于人地关系,农业并不适宜工业化生产模式,只能适应工业化进程作价值体系层面的调适。显然,农业问题不仅仅是农业经济发展问题,还是社会发展转型问题,关涉整个经济体系问题。

农业发展以资源配置结构回应工业化的社会转型。农业部门理应在国家一体化市场中寻求资源(劳动力)配置平衡,但往往受制于行政区经济的困扰,区域经济呈现经济增长极化与地域功能分区化特征。因此,农业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课题,它涵盖适应人地关系的农业平衡发展之调整以及人地关系决定耕地使用强度,也反映城镇化阶段以及粮食生产区与消费区的结构问题。中国的工业化是追赶式工业化,由重点工业布局主导的集聚经济,形成先大城市后小城镇的发展序列,社会结构转型长期受抑制,表现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农业或粮食价格处于扭曲状态(所谓剪刀差)。当下,这种结构的矫正过程中,要素价值调整引起明显的物价效应,这成为理解中国粮食生产成本攀升与粮食价格上涨的关键。

农业可通过市场化资源配置获得一般均衡的收益。价值体系的调整实质上是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调整,该调整还反映于经济社会结构(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同步,否则就会造成价值体系扭曲。在工业化进程中,往往因为转型不畅会造成结构锁定,进而制约市场对价值体系调整的功能发挥。因此,从价值体系层面看,农业问题体现为特定技术条件下的要素配置问题,正因此,农业塑造着本国的价值体系,或因特定的配置结构而呈现为农业的“外部性”,这可被解读为“效用递减价值规律”使然。其实不然,效用价值体系的存在基础是非均衡资源配置结构,价值递减规律则是资源配置结构的再调整过程,价值由效用端滑向劳动端,市场化的结果就是“一般均衡”。这实质上是资本收益的平衡化和部门劳动收入的均衡化。因此,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意义在于矫正市场扭曲,让资源要素效用价值充分实现,即便非发达地区的地方经济亦可通过“一般均衡”求得发展或收益。由此,即便技术效用弱化的农业部门,最终必须维持基本的劳动价值,通过资源配置调整,达到提高行业价值比附水平。农业技术效率在不断改进,但整体而言,农业发展还是明显滞后于工业经济的发展,因而就需要从价值体系层面作适应性调整,也就是涨价。事实上,全球粮食价格在过去40年中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显然,解决问题的途径实质就是劳动配置的再平衡。平衡发展的结果也就是劳动力价格平衡,即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与务工收入的趋近。

然而,在全球化的生产分工格局下,情况有所不同,经济生态呈现生产地与消费地的分离,生产与消费的结构分属于不同技术水平下的价值体系,贸易对象国间的利益平衡局限于贸易量的平衡。这样生产与消费的结构“平衡”建立在不同系统层面,增量的劳动投入与增量的产品輸出抵消,造成生产效率与收入关联性弱化[7]。由此,在国内-国外和工业-农业两个层面的结构中,事实上构成两重劳动价值的扭曲。当今的全球化还只局限于部分市场的参与,在这种程度的全球化分工的价值体系下,廉价劳动意味着消费与积累或财富集聚的不对称。

农业为国内价值体系构件,映射全球价值链地位。各国的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粮食生产是在各自国家的价值体系中实现着资源配置平衡,而这种资源配置实质上反映的是社会转型状况。从横向看,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步伐或所处阶段并不同步,但由于制造业参与全球化生产分工,打破了封闭的地域经济系统,农业拖入到开放的全球化中,由此也改变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路径。我国农业在目前阶段主要目标与任务还是适应工业经济的发展,受制于耕地、劳动力等要素的地域性局限,不可能形成充分自由流动的一体化全球市场,抑或国内市场。实际上,农业经济发展依附于工业经济,遵循工业经济的价值链地位构筑价值体系的需要,农业是在被动地作价值适应性的生产方式调整。农业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发挥调适整个价值体系和经济社会结构的功能,甚至可以有效消化现代经济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较大的迂回空间。

(二)价值体系变动背景中中国面对不同粮食生产成本结构

价值体系决定或反映成本水平。从地域经济层面看,经济运行是生产与消费的结构体系,进而是资源配置与财富分配体系。由于地域经济的资源要素和区位条件参差不齐,因而地域经济不应成为封闭的系统,况且资源价值也只有在广域的市场体系中才能发挥其效用的最大化。而从全球层面看,世界经济处于不平衡的结构中,各国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下,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成为产业所在国价值体系的参照。因此,全球(产业链上的)价值体系对各国(资源配置下的)价值体系产生影响,其影响程度取决于国家体系与外围环境联系的紧密度,即取决于开放度、国际贸易依存度。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价格传导的影响程度趋于增强,如资本介入的国际期货市场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无时滞。

资源定价呼应于价值体系。资源本身没有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资源价格取决于资源的稀缺性与对资源利用能力。所谓稀缺性可以指在获取上所花费劳动或成本,或依据于资源在效用层面的替代关系上的成本比照。据前者定价则取决于所在国资源采集的生产效率,并受制于劳动价值(价格)体系;据后者定价常见于资源垄断,资源因可替代性,在绝对垄断控制下价格选择取决于可替代物的价值。前一定价模式取决于资源所在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价值体系;后一定价模式则取决于资源所有制,是国家所有还是分散的一般私人所有,乃至大资本垄断经营。事实上大多情况是大资本为资源价格控制者。资源价格(价格波动)若脱离本区域基于劳动价值标准的价值体系就会构成价值体系层面的冲突。

粮食等农产品也是国家重要的资源,其价格波动表面看是供求结构的影响,但左右供求结构的原因是多样的。农业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价值体系问题,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与人地关系、科技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密切关联。粮食作为利用耕地资源和劳动资源的可再生资源的劳动产品,在中国其生产成本与价值可从以下三个层面体现。

从生产效率层面看。农业生产对象是生物有机体,需要劳动介入或资本投入(间接劳动),农业或粮食生产效率可以从“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收益率”加以表征。土地产出率与劳动和资本投入有关,投入产出曲线是由陡趋向平缓的曲线,高收益段对应的则是粗放经营,而低收益段则对应的是精耕细作[8]。农业的投入产出曲线是基于将农业生产劳动假定为可持续的劳动过程,而事实上农业生产具有相对固定的周期,农业生产活动不具连续性。农业生产是在资源配置决定的价值体系下,分散型家庭经营格局中的农业投入产出更多时候体现为农民的劳动回报或取决于劳动成本,不体现耕地成本。农产品价格决定生产行为,只有在提升收益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效率改善才是有意义的。农业规模效益是有限度的,同时,承包大户要承担农村土地流转成本,流转成本又取决于农业收益。

从价值体系层面看。中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配置的调整,价值体系调整呈现劳动价格上调,体现于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迅速上涨。这种局面有时被解读为劳动力资源稀缺,其蕴含的结论是,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缓解劳动力市场供求紧张程度[9]。诸如推进农业机械化与规模经营,淘汰传统落后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而这些举措又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但主要是适应非农产业的壮大与社会结构同步转型需要。另外,各国都有其特定政策目标,实行农业补贴政策,在于形成或维护特定的价值体系,有益于优化经济社会结构。这些农业政策(补贴、出口限制和进口关税)深刻影响到粮食价格形成,进而重塑了整个价值体系。粮食资源化特别是能源化,具有粮食调控的积极一面,而将能源价格与粮食价格挂钩则是一种资本将粮食金融化,是非建设性的,有意扰乱粮食市场平稳。因此,世界粮食价格并不真实反映粮食生产成本。在这种格局下,粮食贸易自由化则必然冲击我国粮食生产的价值体系。

从全球视角看。农业受地理和气候条件局限,还因人地关系的巨大差异,国际粮食出口集中在少数耕地资源丰富、农业科技发达的国家。相反粮食进口国数量庞大且分散,分布在东亚、中东和北非地区,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有干旱地区的中东、环境恶劣的非洲,有人少地广的美洲粮食生产区,也有人多地少的东亚和欧洲,有的是发达国家,有的是发展中国家。显然,世界确实需要通过国际贸易平衡粮食供求关系。农业在各国的战略地位不同,它们都会出于自身战略的考虑,出台一些农业支持政策。以色列气候恶劣、水资源匮乏,不适合发展农业,但它为工业化发达国家,通过农业科技创造了现代农业的奇迹,解决了国内的粮食短缺,通过高水平关税和较严格非关税措施等为产业安全设置了屏障。沙特阿拉伯国土只有1%为农耕地,政府认识到单纯依靠石油经济的潜在危机,出台政策大力扶植农耕,一度将小麦进口关税提高到100%,选择开采地下水来发展农业,直到2008年开始宣布逐步退出自给自足政策,最终改为完全依赖进口[10],但它是主要产油国,人均GDP超1万美元。中国人多地少,农业正适应工业化的社会结构转型。发达国家农业生产因特殊的人地关系状况,选择以资本主导的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为稳定农业生产,如美国支持总水平稳定增长,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2009—2013年都在35%以上,高于日本的32 .8%(2012年),中国的支持比重为10 .5%(2010年)[11]。美国农业增加值占比虽不足1%,但却是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大国,占全球粮食出口贸易份额高达33 .7%[12]。

由此,粮食生产面临成本竞争。由于工业经济主导着国家乃至世界的价值体系,各国粮食生产主要是在配合本国工业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调整,是本国价值体系的重要构件部分。各国自然条件、人地关系状况和工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农业生产成本和成本结構亦不同。从粮食生产成本构成来看,2013年美国稻谷生产成本中土地成本占20%、劳动力费用只占7%,2013年中国小麦生产成本中土地成本和劳动力费用分别占17%和38%。2001—2013年土地成本增加1 .1倍而劳动力费用仅上涨5%,最终生产成本仅增长75%,而中国土地成本、劳动力费用分别上涨2 .8倍、2 .4倍[13]。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对各国来说,都是必要的,因成本构成不同,成效有所不同,其成本还是特定资源配置结构下所反映的价值体系的结果。而对农业实行补贴则是人为的价值体系重塑,这种重塑的战略意义主要在于优化本国经济社会结构,乃至为强化国际竞争地位。因此,尽管各国价值体系不同,但都把粮食生产作为其重要的战略,依据其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人地关系状况和工业经济发展水平权衡生产模式选择,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资源配置,或以资本追逐效益而采取技术化与规模化,或以小农为代表的分散型、劳动密集型的综合耕种模式,其实,其政策可选择性只局限于适应性和过渡性调整。

(三)开放市场条件下中国应对稳粮生产与平衡供给潜藏风险

大部分国家把粮食作为战略物资,实行储备,避免短缺引发恐慌,因为粮食价格剧烈波动不但直接影响着国计民生,而且粮食价格传递的物价效应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发展农业,保障粮食供给,稳定粮食价格显得非常必要。

首先,在稳定粮食生产方面,我们习惯于通过硬性约束农业生产,其实,对于中国而言,发展农业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市场化必不可少,然而把寻求市场化的发展思路,推及至对资本“逻辑”的遵循,主导发展高效农业,就会导致土地过度集中引致农村劳动要素闲置,而把市场延伸至全球化层面则对于保障供给、稳定价格就会潜藏着社会风险。其次,在保障粮食供给方面,贸易不可或缺,单纯寻求本国生产确保市场供给,往往很不经济,效果适得其反,但把粮食安全问题寄托于开放市场(贸易自由化)也并不能帮助解决。

在应对粮食风险的基础方面。首先,人地关系层面呈现风险等级差异。像中国这样的人均农业生产资源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力有限,其食物安全问题很突出,非常重视通过提高生产力和贸易保护等措施确保本国食物较高的自给率[14]。而人均农业生产资源稀缺的发达国家,倾向于对本国消费中特定的农产品实行高度保护以维持较高的自给率,对于其他农产品则通过国际贸易提供食物供给。人均农业生产资源丰富的国家一般不存在突出的食物供给安全问题,其中发达国家出于发展战略的考虑,因人力成本高,通过耕种方式降成本加补贴以提升粮食竞争力。因此,主要粮食出口国不必刻意强调粮食收储制度,而像中国这样的人均农业耕地资源稀缺的人口大国常受粮食生产不稳定困扰,突出粮食供给保障,强调自给率,特别关注供求平衡线。中国为应对由资本主导的国际价格波动,稳定价格政策有储备政策、反周期的贸易政策、储备与贸易政策的组合等,不过这些政策存在实施成本高、无效性与政策效果相互冲突的情况,由此,粮食收储制度背负着巨大风险。其次,在农业发展层次(进程)上应对成本的成效差异。各国农业生产有其特殊条件(自然条件、人地关系),需要采用适合自身特点的生产形式、生产经营模式,其农业生产成本是由本国价值体系决定,同时农业也是影响价值体系的重要构成方面,其成本及成本结构均不相同,进而成本变动状况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即便成本量是一样的,但对于两个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影响分量是不一样的。另外,发达国家已完成经济社会转型,其农业生产的耕种模式由追求效益最大化资本主导,这些国家还出于一种战略需要,对农业生产实行高额补贴。发达国家有条件施行各种补贴政策以达到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粮食品种的竞争力,有效冲击低收入国家市场(价值体系)。它们把适合本国的补贴比例和补贴结构作为国际通行标准,但这并不适合作为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目标和内容,结果导致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价格倒挂,遭受国际价格冲击。显然,国际粮食生产基础不同,粮食自由贸易存在明显不对等与不对称。如美国农业以不到1%的就业人口创造不足1%的增加值,而中国农业以占27 .7%的就业人口创造8 .6%的增加值①。

粮食自由贸易理论存在迷惑性与隐忧。自由贸易是资本扩张的需求,意在出清存货,稳定本土市场价格。贸易自由化理论源于地域间资源、要素与产品的差异性与互补性,比较优势理论让人深信贸易自由化能最合理地利用资源。受制于资源局限和国家主体利益要求的种种设限,贸易平衡成为国际贸易重要基准,资本为绕过行政藩篱进行全球化产业布局。贸易自由化备受推崇是基于互利共赢的构想,而把经济逻辑简化为资本“逻辑”的必然,其实是对资本行为的放任。当今的全球化是资本倡导的贸易自由化与资本投资自由化,目的乃是资本能在全球不平衡发展中谋取收益,这也是一般均衡的经济理论核心价值所在。然而,全球化并非所有的资源要素都能自由参与全球配置,服从于国家政治对经济体整体利益平衡的要求。在此格局下,资本在技术逻辑下只顾谋求赢利,把经济伦理推给“无形之手”的市场,并不背负任何有关经济平衡与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和包袱。显然,资本不会承担起全球化粮食安全的使命,但人们却信以为资本主导的市场配置自然能消解粮食安全问题。

大资本渗透生产、主导粮食贸易的风险。在当国内粮食供给不足时,希望国际粮食价格便宜,当国内粮食供给过剩时,则欲以较高价格把过剩粮食销售到国际市场。事实上国际粮食价格主要由发达国家大资本掌控或左右,它们紧盯处于供给平衡线上的大国,设法放大市场不平衡引起的物价效应。全球粮食贸易由出口国大资本、贸易商主导贸易规则制定,强调粮食自由贸易,并通过打包的形式将一些特别条件纳入世贸规则体系。资本还通过基因技术在产业链上控制并主导他国粮食生产。资本主导国际粮食贸易的意图并不在于构建起一个稳态的供给,带给融入全球化的经济体以建设性地转型环境。粮食(主要农产品)品种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一项产品的弱势或对之放弃可能影响到整个农业生产。如我国的大豆对外贸依存度高达70%,大豆国际价格直接传导至国内大豆价格,国内市场借助大豆的替代效应等信息诱发渠道影响到其他品种乃至整体粮价波动[15]。跨国粮商正是通过全产业链渗透削弱中国对粮食产业的调控能力,控制终端产品的市场,拥有强大的市场话语权,掌控产品的定价权,从而增加中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16]。

粮食能源化和金融化加剧粮食价格波动。当今国际粮食价格形成与粮食的能源化和金融化程度更加紧密,期货市场加速价格传递。资本曾一度在当原油价格暴涨时便设法与能源价格挂钩,推进粮食生物质能源化,生物燃料的生产成为谷物市场的主要消费,达到左右世界粮食价格。当时粮食生产大国美国利用粮食生产生物汽油,导致能源与国家粮食价格联动性加强,由此扰动粮食消费供给的稳定,引起粮食价格剧烈波动,进而加剧不平衡。如在2006—2008年的石油价格暴涨时期,全球粮价总体上涨了83%,其中小麦价格涨幅超过140%[17]。2009年,美国收获4 .2亿吨谷物,把其中有1 .2亿吨用于生产汽车燃料,而这些谷物可供3 .5亿人食用一年[17]。粮食价格暴涨引起很多国家政府紧张,为保证本国供应和平抑物价,主要产粮国或出口国一旦限制粮食出口,就会加剧粮食价格上涨[18]。如2010年,俄罗斯因严重旱情,禁止小麦出口,全球小麦价格飙升68%[19]。全球粮食常因库存的下降会刺激投机,产生放大效应,从而引起价格上涨。

三、开放市场条件下中国基于价值体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结构重构与价值重塑

(一)适应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节奏推进农业转型

发展农业有助于增强国民经济韧性,有利于地域經济多元化,活跃地域经济,以及发挥福利替代功能等。农业的核心问题是粮食供需结构平衡,供需结构平衡除了受人地关系影响外,还受制于土地产权制度,最为关键的还是农民经营性收益影响的土地耕种方式。在由工业经济领域技术创新决定的效用价值体系下,农业部门发展也体现为效率的提高,但效率提高相对有限,这就需要借助于粮食价格或劳动价格对价值体系作适应性调整,实质上是借助于劳动资源配置的再平衡。农业劳动配置平衡的动态过程就是社会转型,通过工业化、服务业吸纳农业过剩劳动力。然而,行政导向的区域开发与开放政策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经济极化效应又加速区域经济功能分区化,功能区又趋向于行政划区化,由此,地域经济与社会转型深刻影响农业发展。

农业转型依赖社会结构的转型,因这一转型需要经历代际过渡,农业生产“兼业化”和“副业化”是必然现象。在此阶段农业供给失衡是不难理解的问题,呈现出诸如作为主粮的玉米、小麦产量供大于需局面。

当今中国结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其核心工作是资源优化配置,达到价值实现与效率实现的平衡。当今我国的农业分散经营正体现中国的社会结构、人地关系现状与经济发展水平。另外,国家内部地域间存在极化、功能分区化特征,诸如主体功能区等,就粮食生产来看,体现为粮食主产区与粮食消费区关系。从系统角度看,这些功能分区化的地域经济在功能上必须要得到相互整合与协调,但受制于行政区经济或功能区的行政区化,互为关联的地域之间走向割裂,矛盾不断深化,往往在地域碎片化后寻求与外部系统对接,或层层复制行政区框架,再重构内部系统结构。最终结果表现为劳动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受制约。

如前所述,农业问题是特定价值体系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由于农业效益弱,地方政府更多关注工业经济,宏观层面的粮食生产区与粮食消费区的协调成为由中央及直属部门协管,通过补贴政策落实粮食生产区的生产责任。经过多年的区域经济功能分化,产销区格局已发生大变革,经济发达的省份纷纷退出粮食生产,全球化更加冲淡两区关系。农业发展转型实质是社会结构转型,而在国内统一价值体系和基本一体化粮食市场条件下,我国地域间的功能分区化使得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极不匹配。城与乡的统筹,不是抽象的、不受距离约束的统筹。因此,必须做好协调配套,遵循农业发展规律,按照“三化同步”原则,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推进市场化张弛有度,绝不可盲目运动式推进资本主导的“农业现代化”,导致土地过度集中引致农村劳动要素闲置等问题。

(二)把控农业生产的供给平衡掌控市场开放适应度

农业问题是多重性结构问题,农业生产满足供给是发展农业的最基本目标,供需平衡是农业稳定的保证。而国家粮食宏观政策目标旨在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和维护粮食市场稳定。

在开放市场条件下,中国在国际粮食贸易中没有价格优势,相关研究倾向于认为,这是制度供给的偏差和政府干预过度,没有很好地遵循国际市场规则、利用国际市场机制提升粮食经营的效率[20],进而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贱卖贵买”局面;还有观点认为,国家不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打破市场原有的“价格-供求”平衡系统,助推国内粮价的上涨,导致国内主要粮食价格明显高于进口粮食的到岸完税价格[21]。显然,这是将局部市场化的合理性放大到对全球市场的适用,必然具有局限性。

当今世界农业生产尚不存在能表征全球粮食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粮食生产不具备共同的价值基础,仍分属于不同经济体内部价值体系之下,并成为其价值体系的构件。农业承担着重要社会功能,因此存在很多人为的价值塑造成分。

农业的国内问题乃是全球问题的缩影,但在全球层面,并未形成实质性一体化市场,粮食生产的要素配置不可能在全球配置,国家间的价值体系参差不齐,各国都在寻找适合自己价值体系及社会结构优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和保护性政策。显然,“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让全球化的资本“逻辑”服从本国经济逻辑,经济逻辑服从政治逻辑(政治使命),依据政治大逻辑,约束中国经济转型之需要,达到效率实现与价值实现的协调。首先,要坚持依据“价值规律”,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规范经济运行规则。因此,在粮食贸易规则制定上坚定自己的立场,确保理论的逻辑演绎不背离理论的伦理初衷,农业发展路径选择上不脱离中国工业化的社会转型节拍。

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正处于新的节点,农业因生产成本上升,一些山区农村出现抛荒弃耕现象,这看似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业的打击,实质是劳动配置调整引起的价值体系调整。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并不大,对主产区粮食总产量的影响更小,主产区农户会通过要素来替代减少的劳动力投入[22]。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特定耕作方式下的过剩,在市场决定要素配置的条件下,持续劳动力转移未必就导致粮食安全问题。农户可以采取两个策略来应对劳动力转移:一是用机械动力或投入其他生产要素来替代,二是在粮食和非粮食生产中重新配置劳动力[22]。

因此,在社会转型关键的节点与弱点上,要审视世贸规则约束,不能让跨国粮食贸易破坏农业内部结构平衡乃至打乱社会转型节拍。必须背负起经济平衡与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和包袱,稳住手脚把握全球化节奏与参与方式,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与调整,矫正资本“逻辑”的局限,即把经济伦理推给“无形之手”的市场,放任资本行为,迷信贸易自由化。尽管中国已是世界上主要农产品贸易国,但必须强调适当利用进出口调剂余缺,不可丧失粮食控制权,防止不对等粮食进出口贸易演变为对外依赖的路径化,冲击中国粮食种植业,增加供给风险。

(三)在全球化中重塑中国农业价值体系

价值体系是物品或服务之间交换比例关系,体现为物品的功能性能上或生产上的劳动替代关系的效用价值体系。效用递减规律是市场一般均衡中的资源配置调整引起的价值体系调整,即由高效用价值端滑向一般劳动价值端。因此,宏观政策重在适应市场一般均衡的需要,加快劳动优化配置的社会结构转型,不能将效用价值局限于固化的社会结构谋求资本的赚钱效应,而是要矫正“效用价值”偏向于资本逐利导向下资源配置的资本盈利效用。

全球价值体系是由工业产品的效用价值比附,工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主导工业产品的效用价值,进而决定国家产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而各经济体的价值体系则是在特定技术条件和制度安排下由资源配置决定的价值体系。

资源配置的市场一般均衡过程,呈现价值效用递减规律,实质上是由不平衡的效用价值滑向一般劳动价值。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主导效用变化,造成不同部门间效率改善的非同步性,形成局部不平衡的效用价值,由此产生价值体系调整的需要,最终经由资源配置调整实现再平衡。整体而言,农业或粮食生产效率改善低于工业领域的效率提高,其价值调整表现为粮食涨价或生产成本上涨,若要抑制粮食价格上涨,就需要通过农业生产补贴。

当今我国农业在分散的家庭经营格局下,农业生产的效用价值也仅体现一般劳动价值,产业化(资本性质)的经营利润空间极其有限。因此,就需要加快社会结构转型,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优化劳动资源配置达到资源配置的再平衡,把握效用递减规律,平衡部门间的生产,重塑价值体系。

由于全球市场的要素配置是受限的,全球价值体系主要反映工业产品的效用价值状况。因此,必须正视国家或地区间存在的不平衡关系,需要正确审视国际价格,特别是国际粮食价格存在着人为的扭曲。国际粮食价格更是国别化的价格在国际上的体现,并不是判断国际生产价值的标准,必须深刻认识到农业生产方式是对本国价值体系适应的资源配置的选择。

第一,优化农业劳动资源配置,推进社会结构(城镇化)转型,促进价值实现。这是产业高效发展的重要前提,通过转移就业创造价值,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第二,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适时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适应耕种方式转变需要,达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粮食流通效率,降低粮食物流成本。第三,完善国内粮食补贴制度,旨在重塑价值体系。发挥价格形成方面的导向作用,使资源价格与资源性产品价格能够反映市场供求状况、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在价值体系层面,农业成本可视为劳动价格,成本上升为价值回归,农业低效益实质是相对产业化经营层面资本回报率低。资源配置的扭曲,呈现的价值体现为农业“外部性”。我国每年对农业的支持总量已超过1 .2万亿元,每公斤粮食来自政府的投入已高达2元[21],这是农业价值体系的人为修正。因此,不要寄希望于此补贴带来或达到农业转型或效益目标。第四,发挥农业多功能性,促进三产融合。农业具有多功能性,通过产业融合充分挖掘潜在价值,补贴农业生产,或通过绿色化发展,强化更多生态产品供给,都可以重塑农业的价值地位。

[注释]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年度数据。

[参考文献]

[1]白暴力,梁泳梅.世界价值与国际价格的形成与效应——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的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9-13.

[2]曹前满.消费取向、财富集聚与高收入国家的实现条件[J].改革,2017(7):128-136.

[3]高树印.资源价格形成基础与资源价格改革[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8(4):31-35.

[4]王宋涛,温思美,朱腾腾.市场分割、资源错配与劳动收入份额[J].经济评论,2016(1):13-25.

[5][美]约翰·马德莱.贸易与粮食安全[M]. 熊瑜妤,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5:18,75.

[6]余莹,汤俊.美国粮食战略主导下的粮食贸易规则[J].国际观察,2010(1):66-73.

[7]曹前满.经济领域的价值体系与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J].社会科学,2018(10):49-58.

[8]曹前满.论多重结构下的农业转型:效率、外部性与价值重塑[J].新疆社会科学,2018(1):33-42.

[9]鐘甫宁.正确认识粮食安全和农业劳动力成本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1):4-9.

[10]武彦.沙特自主农业40年回到起点[N].环球时报,2018-07-26.

[11]刘超,朱满德,徐雪高.美国农业国内支持与WTO规则一致性分析[J].世界农业,2017(1):4-12.

[12]刘忠涛,刘合光.世界粮食贸易现状与趋势[J].农业展望,2011,7(5):44-48.

[13]李首涵,杨萍,周林,等.中国粮食生产降本增效潜力——基于中美日的比较分析[J].世界农业,2016(10):49-58.

[14]黄季焜,杨军,仇焕广.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政策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2,33(3):4-8.

[15]高帆,龔芳.国际粮食价格是如何影响中国粮食价格的[J].财贸经济,2012(11):119-126.

[16]杨晓东.危机后世界粮食贸易发展及其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38(3):120-124.

[17]潘蒙红.国际粮食价格变化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影响研究[J].世界农业,2012(9):68-72.

[18]蔡文著,黄中伟.国际粮食价格波动根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8(9):38-39.

[19]余蓝.当前国际粮价高企的原因[N].学习时报,2011-08-01(2).

[20]鲁靖,邓晶.中国粮食贸易特征的原因分析与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06(5):17-23.

[21]侯石安,赵和楠.中国粮食安全与农业补贴政策的调整[J].贵州社会科学,2016(1):143-151.

[22]刘亮,章元,高汉.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J].统计研究,2014,31(9):58-64.

Impact of Global Value System on China’s Food Security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pen Market

Cao Qianman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Capital dominates the global division of production, and the position of key industrial fields or link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etermines the global valu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ir own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and allocation structure, each economy forms the value comparison among departments, that is, forming the value system of the economy. Therefor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pen market,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es the uncertainty of agricultural positioning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impact of resource price on food production, and the dilemma of food free trad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oretical deduction, and reveal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ructural balanc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national risk of stabilizing grain production under the open market conditions from the position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value chain and the resources allocation structure, international crop producing cost and the cost structure, and so on.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open production from three aspects: that is,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by adapting to the pace of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to control the supply balance in trade opening by following the logic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o reshape China’s agricultural value system in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open market; value system;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ood security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15417028.htm

相关文章

服务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