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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料与农户收入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张永奇 单德朋

  摘 要: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年)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照料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以及土地流转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照料作为一种家庭负担,对农村劳动力的经济决策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人口老龄化危机使得低收入农户显著提升了土地作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依靠性,降低了此类群体土地出让的概率及可能性,抑制了农村土地结构化、规模化、集约化进程,从而在阻滞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对农户增收产生了较强的削弱力。因此,未来决策层在通过正式照料减弱农户自主照料负担的同时,也应该将目光聚焦于低收入群体,为低收入农户制定结对帮扶计划,从而在缓解家庭照料对土地整合的负向作用之时,亦能为农户持续增收提供更多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家庭照料;农户增收;照料服务;土地流转;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21)12-0022-08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1.12.003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持续保障农户增收是中央“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新冠肺炎疫情动态蔓延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农户增收致富的经济增长点被显著收窄。增加农户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作为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大文章,既需要从战略高度认真对待,也需结合“后扶贫时代”特征,采取针对性措施,提供“靶向治疗”。因此,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深入挖掘农户增收的影响因素及理论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农户增收作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一直备受学者关注。梳理过往文献,已有研究从宏观与微观角度为本文探讨农户增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经验观察(程明望和史清华,2014;匡远配和周丽,2018;王营等,2020)[1-3]。但这些研究均忽视了基于农户为主体的微观劳动者在有限时间的刚性约束下,既要进入劳动市场又需提供家庭照料的事实(刘娜和刘双庚,2014)[4]。由于制度的长期缺位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我国出现了老龄化与老年照料需求增加、儿童照料赤字与生育率降低、女性工作与家庭难以平衡、家庭形态变迁与照料功能式微等对照料社会政策的现实需求表征(张奇林和刘二鹏,2019)[5]。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儿童出生率的“新低”,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家庭照料的负向经济效应更为突出的研究结论(单德朋和张永奇,2021)[6]。家庭照料作为一种劳动和时间密集型活动,对照料者的时间稀缺性具有诱发作用,使照料者在既定时间约束下,较难平衡工作与照料活动的双重负担,从而影农户经济决策,限制农户劳动者的要素投入能力,使得农户货币收入水平发生显著改变(唐等,2020)[7]。但与此同时,夏李莹和马学琳(2021)[8]也指出我国农村家庭多数为机会型创业,家庭照料对创业的支持效应明显超出负担效应,通过增强幸福感、增加财富与提高社会地位加速农村家庭创业获得感。由此,在家庭照料正负效应并存于农村地区的现实条件下,深度检验家庭照料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联意义重大。
  在农村地区,农户多以家庭作为决策主体进行经济决策。土地和劳动力作为农业活动的主要生产要素,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决策主体对土地的依赖性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趋向是制约土地流转和土地使用效率的关键因素。这也表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村住户群体受到土地规模和成员生产生活能力的双重限制,即家庭照料的存在使得农村劳动力在进行经济行为决策时,需要对成员的劳动能力和土地规模进行配比,将有限的劳动力资源合理分配在农业、非农部门,从而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江永红和程杨洋,2019)[9]。根据学者估算,我国现有农业劳动力中,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8.42%,预计2030年将攀升至33.8%(徐娜和张莉琴,2014)[10]。王亚辉等(2018)[11]研究发现,拥有老年人口的农村土地流转率呈现下降趋势,为佐证人口老龄化对土地流转的负向作用提供了相关证据。由此,可以发现,在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策背景下,除了讨论家庭照料对农户收入的直接影响,进一步挖掘家庭照料能否通过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发挥间接效应也是十分必要的。现有文献对于土地流转带给农户收入变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观点。部分学者认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能够在公平与效率两个层面产生正向影响。贫困农户经由土地转出渠道实现外出务工,获得更多的非农收入;高收入农户可以借助土地转入实现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从而增加此类群体的农业经营收入(何欣等,2016)[12]。整体而言,在产权确定的基础上,土地在租赁市场的自由配置对各类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许恒周等,2020)[13]。但另有学者表示质疑,认为现行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在减缓信息不对称方面存在欠缺,优化农地资源配置的作用并不显著(江永红等,2019)[9],从而使得土地流转对农户增收的经济效应并不明显。土地流转的增收效果在于生产率的提高,但由于现阶段农村劳动力难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由此可能使得农户收入不升反降(肖龙铎和张兵,2017)[14]。此外,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高额交易成本以及持有耕地的农户对未来的担忧均限制了土地流转对农户增收的正向效果(冯华超和钟涨宝,2018;隋福民,2018)[15,16]。基于此,在家庭照料仍为主流模式的农村地区(范红丽和辛宝英,2019)[17],深入探讨家庭照料、土地流转与农户收入三者之间关系,对于积极应对老龄化和确保农户持续增收具有较为明显的政策价值。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基于家庭照料视角研究农户收入,拓展了农户收入的研究视野,为农户增收的原因和影响机制提供了补充解释,丰富了农户收入的文献基础。
  二、理论模型
  根据时间分配理论,家庭照料作为一种劳动和时间密集型活动,会诱发照料者的时间稀缺性,使照料者在既有时间约束下,很难有效平衡工作与照料活动的双重负担,从而限制了劳动者要素投入能力,对劳动者货币收入来源和择业选择行为造成影响(单德朋和张永奇,2021)[6],进而对个体收入产生显著作用。因此,从理论上来看,可以将家庭照料看作家庭负担,并通过影响一个家庭中劳动力的经济行为来影响个体收入。本文借鉴Becker(1974)[18]的家庭利他模型,从财富转移的视角来考察家庭照料如何通过土地流转渠道影响农户的短期收入。考虑到现有家庭是由劳动力L与非劳动力NL构成的,当期的家庭效用函数可以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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