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公司治理水平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韦谊成 刘小瑜 何帆

　　摘 要：公司治理作为公共管理子系统与社会治理的微结构，在“大智移云”时代备受政府与公众关注，但现有研究却鲜有系统考察。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以2012―2018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不变;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治理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来提高治理水平，且信息不对称性越低，越有利于公司强化治理水平;通过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相比较而言，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的公司治理效应更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治理后果文献，亦为数字治理合理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数字治理;治理水平;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22）03-0018-08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2.03.003
　　一、引言
　　伴S着以“大智移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渗透至社会生活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及其治理成为内嵌于国家竞争力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新议题，备受政府与公众关注。数字化思维在市场经济中最普遍的表现莫过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诸如海尔、格力、创维、蒙牛等一批优秀企业近年来纷纷踏上数字变革之路，以数据要素撬动发展引擎，通过“大智移云”与业务融合的方式，培育新业态、塑造新商业模式。虽然数字化转型被赋予动能转换与高质量发展的期望，但现有研究多理论分析其内涵（李晓华，2016）[1]、特征（Shan和Dawei，2017）[2]、作用（胡斌和刘作仪，2018）[3]等，少数实证研究也多立足于考证其对管理决策（Richardson，2006）[4]、管理效率（Tambe和Lorin，2012）[5]、经济效益（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6]、创新绩效（王金杰等，2018）[7]的影响，鲜有触及治理层面的探讨。
　　从治理角度讲，转型因素与治理效果存在互动关系（李维安等，2014）[8]，而公司治理作为公共管理子系统及社会治理的微结构，在数字化转型因素作用下，其能否带来公司治理效应？若存在，其存在怎样的内在机制？鉴于此，本文立足“大智移云”新经济与商业形态，理论与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其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有别于以往文献，本文分析和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拓展了数字化转型治理后果文献;第二，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尝试检验数字化转型治理后果的影响机制，丰富了其“黑箱”研究成果;第三，为推动“数字中国”与“新基建”建设提供公司治理层面的建议及参考。
　　二、文献回顾
　　对于数字化转型议题，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数字化转型的含义与特征、数字化转型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数字化转型对实体企业管理、绩效与创新的影响展开。
　　在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特征方面，李晓华（2016）[1]指出，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是实体企业依靠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与传统业态的融合创新战略，该战略本质在于利用新兴技术驱动商业模式的变革，具有深度融合的特征。Shan和Dawei（2017）[2]认为，数字化转型体现着融合创新的经济演进规律，即经济及产业发展由以往的人、财、物向数据要素驱动转变。胡斌和刘作仪（2018）[3]认为，数字化转型并非简单利用“大智移云”进行技术迭代，而是基于跨界融合改造传统商业模式或业务形态。
　　在数字化转型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方面，郭家堂和骆品亮（2016）[9]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发现，数字化转型对技术推动型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即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破解技术壁垒、提升技术依赖型产业生产率。黄群慧（2017）[10]指出，数字化转型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一是优化经济结构，以新生科技驱动更富创新、效率的经济体系的形成;二是通过融合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化解“低端锁定”困境;三是以数字化驱动供给端变革，通过高质量供给体系化解国内市场结构供需失衡问题。张勋等（2019）[11]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在金融领域的拓展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保障社会公平。沈国兵和袁征宇（2020）[12]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实现创新驱动，对国家出口活动具有积极作用。
　　在数字化转型对实体企业的影响方面，Richardson（2006）[4]发现，数字化转型使实体企业更加关注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和产出，促发其探索个性化定制与智能流程再造活动，形成以客户为导向的管理决策。Tambe和Lorin（2012）[5]从业技融合视角探讨了数字化转型的目的与管理后果，后果之一便是实体企业更倾向于采用柔性化和扁平化的方式革新管理行为，提升管理效率。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6]对实施数字化转型企业经济后果的研究发现，对比未实施“互联网+”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强了公司业绩，且关键影响机制来源于向数字化商业模式迈进产生的差异化竞争优势。王金杰等（2018）[7]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践行开放、共享的数字思维模式，改变了创新方式，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且积极影响。
　　此外，国内外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较丰富，总体上认为内外部因素可显著影响公司治理水平。其中，外部机制着重围绕法律、文化、媒介等因素展开。Quinn（2014）[13]发现，《公司法》等法律制度改革以及文化意识变迁，将对微观企业公司治理带来直接约束。田高良等（2016）[14]肯定了舆论作用，认为在舆论媒介广泛关注公司经营管理时，会对企业公司治理带来不小压力，迫使公司治理水平改善。更多文献从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高管治理、委托代理程度、公司战略及行为等内部因素展开实证。David等（2007）[15]认为，大股东对企业的影响往往超越传统法人，对股权结构及股东待遇等治理，有助于中小股东及企业整体利益实现。马连福和冯慧群（2014）[16]发现，专业且丰富的董事会安排将有效制约经理层权力，最终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田轩和孟清扬（2018）[17]、孙即和张文婷（2020）[18]等学者关注高管激励与薪酬差距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李维安等（2021）[19]表明，转型因素是公司治理效果变化不可忽视的因素。

nlc20220421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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