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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集聚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机制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朱广印 王思敏

  摘 要:当前结构转型背景下,金融集聚能够为各大产业的绿色改造与技术升级提供资金支持。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采用门槛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金融集聚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机制,并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金融集聚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渠道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空间机制。结果表明:(1)全国绿色经济效率呈N形波动趋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2)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先升后降的U形关系,前期金融集聚不利于本地及周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后期则发挥出正向促进作用。(3)金融集聚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中介机制对当地绿色经济效率产生影响,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部分中介作用更大。
  关键词:绿色经济效率;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22)04-0063-10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2.04.010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各地区经济发展伴随工业化的推进,不同程度的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成为经济增长的短板,如何提升资源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兼顾生态功能和经济效益,缓解资源环境过度消耗的压力,提高经济效率势在必行。金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金融要素和资源在空间形态上的快速集中与协调组合更是金融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能够优化资金配置,引导区域资源流向绿色产业,为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因而,深入探究金融集聚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内在机制特征,以其在空间上的合理分布来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对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关于金融集聚问题的研究较早,Christopoulos和Tsionas(2004)[1]认为金融集聚在短期内可以实现产出增长,但长期伴随经济成熟存在阈值效应。Mathys和Brülhart(2008)[2]以金融部门自身的经济集聚为例,发现集聚效应长期会随着时间增加并产生积极的生产力效应,有利于实体经济增长,但短期在本地经济体中具有拥挤效应。Brakman等(1996)[3]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不会无限制进行,考虑到资源竞争、环境限制及运输成本限制,拥挤效应的负反馈更能解释现实中各地区小规模集聚的经济可行性,使得分散生产有利可图。关于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中,林晓等(2017)[4]将绿色经济效率定义为考虑资源环境成本的综合经济效率,并以辽宁省为例,基于SBM-Undesirable模型研究发现其呈先升后降的阶段性特征,且区域差异明显。班斓和袁晓玲(2016)[5]研究发现考虑资源环境约束的绿色经济效率远低于传统效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并具有杉分化特征。钱龙(2018)[6]研究发现将反映单位经济产出的环境压力的绿色效率与经济效率有机耦合测度的工业绿色经济效率整体低于传统经济效率,其中经济基础较好的大城市基于规模优势和集聚效应处于上升趋势,效率值更高。
  关于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的关系研究中,何宜庆等(2017)[7]从理论层面论述了金融集聚能够通过增强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流入及优化产业结构两种路径提升实体经济增长质量,正向作用于生态效率。杨旭等(2020)[8]发现随着自我强化效应的增强,金融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存在由负转正的市场化指数门槛,具体表现为外部环境制度约束对两者非线性关系的冲击。考虑到空间因素的影响,李秋敏(2020)[9]研究发现金融集聚本身存在地区差异性且协同于当地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涓流与极化效应促进本地及周边地区经济增长。胡国晖和郑美美(2020)[10]同样认为区域金融资源集聚存在空间异质性,与金融创新的协同更有助于推动本地及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张东和王豪杰(2020)[11]从两阶段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角度,发现金融集聚能提升本地研发阶段效率,但不利于周边地区技术成果转化阶段效率提高。梅冰菁和罗剑朝(2020)[12]基于产业结构视角发现其能够调节并增强金融集聚对本地及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其中对东部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较强。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的空间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大多考虑到金融集聚本身的阶段性特征,但并未充分重视金融集聚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机制。一方面,金融资源的跨区域流动除了会对本地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之外,还能通过金融服务辐射至周边地区,对其生产活动和生态环境产生溢出影响;另一方面,现实中各地区经济基础及资源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地区产业结构发展阶段不同,可能对金融集聚作用于绿色经济效率的过程产生影响。鉴于此,首先,本文运用ML指数测算并分解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绿色经济效率,并从时空动态视角初步检验金融集聚对其非均衡冲击特征;其次,通过构建面板门槛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两者间的非线性机制;最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金融集聚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渠道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空间机制,以期丰富已有研究,并为优化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和推进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三、机理分析
  绿色经济效率是考虑资源投入与污染产出的一种经济效率,在实际的生产活动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节能减排产业,加强资源环境约束对生态的保护与治理;二是提升经济产出效率,加强技术创新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金融集聚作为引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能够为当地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进而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具体来看,区域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规模经济效应。地区金融机构在空间形态上的集中分布能够促进金融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与资源整合,提高资金流动性和利用效率(许哲,2015)[13],并通过高效的数据信息系统和基础设施强化信息交流与共享,降低交易成本和投融资风险,提高整体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并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于斌斌,2017)[14]。此时,原本投向效率低的“两高”产业的金融资源更多集聚到后期效率较高的绿色行业,在为节能减排产业的规模生产和技术合作提供资金支持和共享服务的同时限制粗放型产业发展,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绿色经济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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