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最优规模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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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龙训 霍成义 孙健
摘 要：近年来，针对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结构性问}，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创新丰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取得良好的政策效果。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最优区间，并基于山东省100家地方法人银行7个季度的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了支小再贷款与普惠小微贷款的关系，测算了支小再贷款的最优门槛值。研究结果发现，支小再贷款实现了预期的政策目标，促进了普惠小微贷款的增长，但支小再贷款的作用也有临界值，存在最优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规模区间。基于此，建议根据普惠小微企业、“三农”等市场主体发展情况，提供相匹配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有效平衡好稳总量和调结构的功能，适时调整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配套政策措施。
关键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面板门槛模型;中小银行;普惠小微贷款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22）05-0022-08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2.05.003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创设了定向降准、定向中期借贷便利、扶贫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等政策工具，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加大对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出台3000亿元、5000亿元、1万亿元的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三农”领域、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2021年，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先后增加5000亿元再贷款额度，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加大对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力度。
从山东省情况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2020年，山东省金融机构运用三批次共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发放优惠利率贷款1930亿元，支持各类市场主体16.2万户。两项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取得积极成效，截至2021年末，向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累计提供激励资金307亿元，直接带动地方法人银行为12万户企业延期本金1520亿元，为46万户企业发放符合报销条件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781亿元。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创新，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未来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和实施上仍有一定的空间和潜力。但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未来实施的边界以及最优规模即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好结构性调整功能，依然是当前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以山东省支小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践操作为例，从理论上探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最优规模以及需要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配套条件，并实证分析全省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最优规模和临界值，进一步拓展对把握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度”领域的研究，从而为继续实施好结构性货币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围绕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和效果，国内外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探讨和研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为应对常规货币政策遇到的零利率下限和传导渠道受阻等问题，发达经济体创新推出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美联储的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SLF）和定期资产支持证券借贷便利（TALF）、欧洲中央银行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计划（TLTRO）、日本中央银行的贷款支持计划（LSP）。从实施效果看，大部分研究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实体经济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如Benetton和Fantino（2018）[1]、Laine（2019）[2]、Andreeva和García-Posada（2019）[3]研究发现，欧洲中央银行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计划增加了银行对非金融企业的贷款，降低了贷款发放标准，对风险较低、规模较小的企业贷款利率影响更显著。
从我国情况看，中国人民银行长期以来就有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成功实践。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加注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人民银行也更加注重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着力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围绕如何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国内学者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和探索。彭俞超和方意（2016）[4]研究了四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信贷结构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冯明和伍戈（2018）[5]研究发现，定向降准新释放的可贷资金有一部分流向了定向部门。王遥等（2019）[7]认为，定向降准、绿色票据贴现、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均是有效的绿色信贷激励政策，能够提高绿色信贷投放，不会对总产出、总就业造成显著负面影响。
虽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等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但是关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最优规模的研究还较少。结构性货币政策虽然可以在缓解部分行业融资约束上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过量使用也会对货币政策总量产生影响，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如何确定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最优规模，使其既能对中小企业、“三农”、绿色发展等经济发展重点领域提供有效支持，也能保持货币政策总量稳定，实现物价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结构性货币政策研究亟待解决和突破的重点问题。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最优规模的理论分析
从经济理论上讲，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的金融支持，根源在于上述领域存在正外部性，在现有市场条件下，对这些领域的金融支持低于将外部性纳入考虑后的市场均衡水平。因此，需要通过中央银行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实现全社会的最优均衡水平。从当前货币政策工具传导看，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向金融机构提供优惠资金，进而激励金融机构增加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传导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调动金融机构增加特定领域信贷投放的积极性，这其中也涉及与监管政策、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为了便于理论分析，本文借鉴冯明和伍戈（2018）[5]、彭俞超和方意（2016）[4]和何剑等（2020）[6]的研究，构建了理论模型框架，进而对中央银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最优规模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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