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何时冬去春来
作者 :  冯绍雷

俄罗斯经济能否经受住这次危机的挑战,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大陆性气候条件下的俄罗斯,冬去春来的过渡期要漫长得多。尽管天气变暖,但是每年四五个月冰雪期的昏昏长夜还是令人觉得十分难熬。
  这就像是当下的俄罗斯经济,在乌克兰危机的大背景下,接连遭受西方的连番制裁,再加上能源价格的下跌、当地资金的出走、卢布汇率的下降等一连串打击,从国外舆论的判断来看,似乎已经难有回天之力。俄罗斯经济能否经受这次危机的挑战,乌克兰危机能否出现转机,以及莫斯科是否会出现2012年“博洛尼亚事件”那样的又一次抗议风潮,而俄罗斯将以怎样的政治经济的政策和路线来应对当下的危局,在俄罗斯所面临考验的同时,国际社会又将会面临何种变局均未有定论。
  总体来说,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俄罗斯政治经济走向,是否犹如冬去春来的自然变化,如人们所愿总能够走出危机,抑或另当别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于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做一个总体的分析。 一、西方对俄制裁是否切中命脉?
  根据俄罗斯最大银行――储蓄银行行长格雷蒙・格列夫的说法,于2014年底发生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乃是所有相关因素酝酿、滋生、发展到极致,然后又互相作用,最后,聚焦到一个时间节点上突然爆发而产生的后果。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现象并不多见,但是,让俄罗斯碰上了。
  在俄罗斯收归克里米亚之后,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联手于2014年春天至6月开始,发起了对俄罗斯的几轮制裁。
  在金融领域,欧洲投资银行冻结了一批俄罗斯的融资项目;美国和加拿大拒绝世界银行对俄罗斯投资业务的支持;宣布了一批俄罗斯银行和公司的名单,或是总体、或是90天以上禁止向这些机构提供贷款、或购买其有价证券。这些机构包括俄罗斯的对外经贸银行、俄天然气工业银行、俄储蓄银行、俄农业银行、莫斯科银行,再加上另外四家较小的私人银行。
  在电子、激光、航空、造船、车厢制造、兵器等一大批军工技术合作领域,禁止向相应俄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技术。
  在能源合作领域,对于俄罗斯重要油气公司,如诺瓦泰克、卢高伊尔、天然气总公司、苏尔古公司、俄罗斯石油总公司等机构在深海地区、北极大陆架、页岩气产地的开采项目禁止输出技术和产品,以及严格控制向这些机构提供金融财政支持。
  同时,上述各国向与普京有着个人联系的一批企业,以及与克里米亚地区有业务关联的企业进行制裁。另外,在普京周围的一批俄罗斯决策高官和商业精英也分别几批被西方列入进行制裁的黑名单。
  应该如何来看待西方制裁对于俄罗斯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呢?
  早在2014年11月底,曾经担任多年俄第一副总理、被视为可能会成为俄罗斯未来经济领导人、现在是自由派领军人物的库德林认为:第一,西方制裁将会像降低石油价格一样,严重弱化卢布的地位,在2015年这些因素将会导致俄罗斯GDP下降;第二,制裁后的俄罗斯经济将处于一个转折时期,今后3年-4年、或更长时间俄经济将陷于停滞;第三,至少在未来20年内,卢布不会成为地区以及更大领域的储备货币。大体而言, 库德林的说法不光反映了当时已经出现的能源价格接连下跌的严峻现实,而且,预言了2014年底前俄罗斯金融市场将要发生的一场惊涛骇浪。
  到了12月中旬,起因于俄罗斯央行以109亿美元回购俄罗斯天然气总公司所派发的债券,以解油价下跌之急。但是,本来就存在流动性不足问题的俄罗斯央行,在此后被唱空的“央行将大量印制钞票”的流言击中,顿时出现大量汇兑,卢布汇率急剧下跌,遂酿成“黑色星期一”和“黑色星期二”的大规模金融动荡。
  此后的国际媒体出现了一片唱衰俄经济的舆论,俄国内也对经济战略和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究竟如何来看待俄经济的走势,依然是一个难解之题。
  首先,几乎未被西方舆论所提及的,是这次卢布危机的同时,俄罗斯经济基本面的状况。
  按照12月18日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普京的说法:“尽管金融市场存在各种波动,今年联邦预算将实现盈余,收入将超过支出1.2万亿卢布,约为GDP的1.9%。”他证实了2014年俄经济增长为0.6%,贸易顺差增加133亿美元至1484亿美元,前十个月工业增长为0.7%,而全年农业丰收,增长了3.3%。至少可以获得的结论是,尽管俄罗斯正在遭逢一连串的打击,但是2014年俄经济基本面尚属稳定。
  其次,对于引起俄罗斯经济危局的主要原因,还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即使普京和俄罗斯政要都在强调存在着“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是认为此番危机纯属“阴谋论”的说法,也未必成为主流。换言之,即使普京本人也依然承认,俄罗斯经济本身的一个非常严峻而且不易解决的问题,乃是对于能源经济的过度依赖。
  包括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在国际能源价格高涨的“黄金十年”,俄罗斯没有能够对于减少能源依附做出任何有效的努力,这是错失了时机。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并不同意这样的结论。他认为:“时机并未错过。但要明白,建立多样化经济不是一年两年,甚至十年就能办到的,而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依赖石油已经40年了,因此实现经济多样化,减少对能源供应的依赖还需要一定时日。”
  至于如何判断西方对俄制裁的效用,总体来说评价不一。莫斯科高等经济大学巴拉杰尔斯基教授倒是提供了一项总体分析,也做出了若干判断。他认为,从短期来看,金融制裁使得俄罗斯将会损失大约300亿-400亿美元的贷款机会,银行和公司只能以更为恶劣的条件进行筹融资,或者干脆被封杀。从军工技术合作领域来看,西方停止技术和产品出口,将会促进进口替代,将会有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贷款安排。但是很难说,对于未来独立自主的俄国防工业的投入,一定会是一种损失。从油气行业的制裁来看,一时间还看不出这种影响的后果,但是今后几年制裁会发生作用。然而,在油价下跌的行情之下,未必俄罗斯需要那些以前只是在高油价条件下才会需要的西方开采技术和设备。从封锁对俄的产品和技术出口的这一角度来说,俄罗斯国内市场将会出现价格上涨,而西方也会因此面临上百亿美元的损失。   如果从较为长期的效果来观察,按照巴拉杰尔斯基的观点,首先,由于俄罗斯也对西方进行了反制裁,停止了从西方进口商品。因此,俄罗斯作为一个广大市场一旦易主,很难重新被进入,而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包括香港)、新加坡,还有金砖国家将会在今后的竞争中获得先机。
  在金融市场,以2014年1月10日为计,俄罗斯贷款市场、特别是私人贷款市场的容量为6790亿美元,其中银行系统占1920亿美元、公司系统占4220亿美元、国债占490亿美元。而从2014年7月起,也即制裁之后的时候起,这一市场的容量缩减为530亿美元,而且还将继续萎缩,并将为内部金融资源所取代,或者转向更为可靠的合作伙伴,特别是亚洲的金融市场。俄罗斯金融机构已经积极地开始了转向,特别是面向香港的市场。不管如何说,西方丢失了这一市场,而且难以返回。
  就军工市场而言,西方制裁也将导致俄罗斯转向亚洲和以色列。如果在西方多头压力之下,法国不能提交“西北风”导弹巡洋舰,那么,也将会承受巨额的违约支付。顺便说一句,2014年底以来,法国总统奥朗德不光亲自突访俄罗斯,而且在俄与西方之间广泛游说,看来,至少对“西北风”事项利弊得失的考量发挥了巨大效应。
  至于油气技术合作,大约有着150亿美元一年的市场容量。虽然,西方的产品和设备不会立即被取代,但是,进口替代政策将会促进未来可以实现的一半左右的本国产品市场份额,同时会转向非西方国家的设备和产品进口。
  包括进口食品的市场份额大约是100亿美元,西方大约丧失了50%-70%的市场,这将由本国和非西方国家产品替代。
  而天然气出口问题,由于中俄之间的长期供货协定,俄罗斯已经大大地减少了对于欧洲市场的依赖,使得天然气出口实现了多元发展。
  总之,根据巴拉杰尔斯基的分析,从短期看,俄罗斯的损失大于西方,而从长期来看,不光西方失去了进入俄罗斯市场的巨大机会,而且政治关系也将难以恢复。
  作为“危机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基本定则,虽然,西方的精准打击使得俄罗斯遭遇了新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艰难困苦,但作为大国的俄罗斯毕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被加以制服,不光是因为大国得天独厚的内部多样化和外部多边化的经济关系,往往使其能有机会减轻或摆脱制裁,而且,这个地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大国的经济发展逻辑,是否能够简单地以西方发达国家的以往经验来加以涵盖,也已经被人们重新提出考量和质疑。 二、乌克兰危机何时能有了结?
  大概没有人会怀疑,当下俄罗斯所遭逢的困境,缘起于已经历时一年的乌克兰危机。那么,乌克兰危机目前的博弈状况,将如何作用于俄罗斯的发展前景呢?
  一年多来,从2月基辅政变到3月18日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收归,从4月以后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武装冲突到9月19日的明斯克会晤,从7月17日马航悲剧到西方发起一波又一波集体制裁,一直到2014年底,俄罗斯接连遭逢能源价格和卢布汇率下跌的多重打击,这一连串事变都说明:一年多来,乌克兰内部和外部各方势力的激烈竞争与角逐此起彼伏,未见平息;和平谈判虽然一轮接着一轮,但是多半止于空转;大国干预也是一轮又一轮,同样难以奏效;相反的景象是,乌克兰东南部的武装冲突连绵不断,乌克兰危机形势难有竟日。
  整整一年多的起伏震荡之后,到了2014年底又一次出现了局势缓转的可能。不光法国总统奥朗德见缝插针,突然访俄,也积极游说各方,不仅为普京说项,当然也是想为“西北风”导弹巡航舰的困境解套。
  处于危机之中的俄罗斯,未必甘于压力之下屈服,但是如果有机会调整与西方关系,解救国内难题,突破乌克兰危机的死结,跳出目前俄罗斯所处的不利局面,实现普京第三个任期之内的宏大抱负,不失为一种体面的出路。
  至于乌克兰本身,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乌财政部自己的估计,国内生产总值绝对下降7%-9%、年通胀率增长20%、黄金外汇储备缩水近40%、公共事业费用涨价0.5倍-1倍、众多大企业关门或破产、2014年底的外债已经超过GDP。不光是东南部冲突地带的乌克兰居民真正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乌克兰其余地区的居民多数也不愿意再看到危机的升级。当选总统波罗申科虽然受到国内激进势力的牵制,但是如果把各方面的矛盾调处得当,使自己的国家走出危机,应该是波罗申科的历史业绩。
  所以,经过各方斡旋,2014年底至2015年初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乌克兰、德国、法国等有关方面达成了将于1月中旬,先是举行柏林会谈,然后举行阿斯塔纳峰会以解决危机的安排,而且,乌克兰政府军和民间武装已经开始了相互交换战俘,以显示诚意。但是,新年长假还没有结束,乌克兰政府军和民间武装再次大打出手,先是顿涅茨克的公交车辆和公交车站的平民受袭击,后是亚速海边的马利乌波尔港口的平民遭受炮击,同时,双方围绕着顿涅茨克机场展开了相当激烈的拉锯战。政府军和民间武装互相指责对方违反明斯克协议,刚刚出现的妥协氛围被武装冲突顿时冲击得烟消云散。
  细细看来,2015年初乌克兰危机可能缓解的机缘,也还是时机尚未成熟。时候未到,一切就难以报晓。
  先来看欧洲方面。就当下而言,在欧洲范围内主导大局的还只能是德国。德国几乎仅仅凭一己之力,就引导着整个欧盟度过了2008年欧债危机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因此,今后欧盟一体化的走向、特别是对于近在咫尺的欧亚地区的动静,德国最为关切。毕竟,欧盟东扩至基辅城下,利害相关度最大的还是德国。而在德国内部,虽然对于未来欧洲取向有着激烈的争论,但是,默克尔总理为首的中右翼偏向于联手美国,推进TTIP谈判,深化大西洋两岸关系,而且,在目前看来德国多数民意是偏向于支持这一阵线的。因此,默克尔甘愿一反前任历届总理的亲俄路线,转而与美国合作,打压俄罗斯。因此,即使法国愿意出头,既为俄罗斯游说,又打一番“西北风”的小算盘,德国也不会善罢甘休,让法国拔得头筹。这是近期乌克兰危机难有解脱可能的原因之一。   有人认为,就乌克兰危机而言,更重要的一组博弈对手,还是美国和俄罗斯。老资格理论家、俄罗斯“威权主义理论”的首倡者、现在定居于美国的米格拉尼扬,早就点破此题。按他的说法,有关乌克兰冲突的所有事项,实际上都取决于美俄间的相互关系。迄今依然是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按照奥巴马的说法,至少“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自然不甘于退出欧亚大陆上的欧洲和欧亚地区这两大摊事务。
  此外,页岩气革命所带来的机会,推动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发生的同时,几乎在西方世界的经济业绩中“一枝独秀”,这又是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所握有的重要筹码。除此之外,尽管俄罗斯已非当年可比,但是美俄两家依然是当今世界安全力量最为强大的两个大国,而当今世界最愿意出头与美国叫板的,也还是俄罗斯这个老对手。因此,唯有美俄之间才是乌克兰问题的“最终解决者”的说法,未必没有道理。就目前来看,美国方面虽然也注意寻找机会,缓转危机气氛,但是,当奥巴马还坚持将俄罗斯作为等同于埃博拉、伊斯兰国的“三害之一”,当奥巴马还面临共和党的巨大国内压力,总体上说,就难以认可就此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达成根本妥协。这是乌克兰危机目前还难有结局的理由之二。
  更重要的一个因素还在于俄罗斯。尽管俄罗斯面临巨大经济和政治压力,愿意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所妥协,但是,俄罗斯并非禁不起折腾的弹丸小国,普京更非等闲之辈。
  在历经一年多如此艰难复杂的危机之后,普京个人的支持率还保持在80%左右的高位,这是大国历史上一个难得的纪录。当国外舆论一再预测,在重压之下,俄罗斯有可能出现类似于2012年“博洛尼亚”那样的街头抗议风潮。但是,2015年新年长假之后,来自于国内外的多名著名社会学家济济一堂,探讨时局,反倒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在外部重压之下,可能反而会在俄罗斯国民中强化“要塞心态”,抵制外来干预,拥戴领袖威权。而曾经对于“博洛尼亚事件”做出过精确预测的社会学家迪米特里・米海也夫,在这次也得出预判,他认为本次情况不同于2012年那样单纯的国内政治博弈,即使有抗议风潮,也仅仅可能出现在几年之后。在这样的国内认知具有相当程度共识,而国际抗争依然前景不明的状态之下,俄罗斯不愿意放弃尊严和利益,轻易言和,看来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三、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难以缓和的深层原因
  乌克兰危机相当一段时间内难以被根本解决,很大的可能是处于短期内缓转与长期抗争相交织的状态,这是有着一系列深层原因的。
  乌克兰危机之后,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乃是克里米亚被收归为俄罗斯之所有,认为这是破坏了冷战后民族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实事求是地说,这的确是当今国际政治不可被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对于新生国家而言,领土主权完整和统一乃是其安全生存的根本问题之所在。然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面,冷战后欧洲国际政治环境下,对于民族国家主权和领土统一原则的破坏,并非就此一端。曾被西方认为“下不为例”的科索沃地区从前南斯拉夫独立的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先例。如果国际社会要对克里米亚问题施以重压,那么科索沃问题将何以处置。虽然两者还有若干区别,但是就其所涉原则,并无二致。
  2014年10月所举行的瓦尔代会议,是在普京总统亲自发起和倡议之下建立的一个高端国际论坛,每年秋天,各国政要和学术精英相聚于瓦尔代论坛探讨国际事务,已有十余年历史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在乌克兰危机形势之下,本次论坛所进行的辩论格外引人注目。第一,
  2014年10月17日的瓦尔代论坛上,普京在发表长篇演讲之后,回答《金融时报》记者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您是否认为乌克兰是一个现实的统一国家”时的应对,耐人寻味。普京回答说:“乌克兰当然是一个现实的统一国家,但是,这个统一国家的领土形成的历史是长期和复杂的。”普京显然并不否认,作为民族国家基本规范的领土主权完整的重要性,但是,他所提出的,是就具体国家而言,主权规范的形成乃是一个历史过程。
  2014年瓦尔代会议的另一项令人关注的辩论,乃是西方国家尖锐抨击俄罗斯“违反了自己签署的承认乌克兰边界的1994年布达佩斯条约”,而俄罗斯的反击则强调,上世纪90年代初期西方曾经多次担保,确认对于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的传统影响范围,但北约和欧盟的东扩一再打破了自己的承诺。
  俄罗斯与西方间的恩怨不光在于地缘政治空间的博弈,还在于双方是否真正愿意与原来对手之间互相尊重,化干戈为玉帛。
  本次瓦尔代会议上,普京讲到了一段美俄间的往事。他说,2001年,美俄之间因反恐曾出现合作机遇。当时,俄罗斯主动示好,让开中亚战略要地,帮助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势力。但几乎在同时的2002年,美国反而以单边退出美俄“反导协议”的谈判,来作为回报。普京在大会讲演中明确地表示,美国对于美俄关系的毁坏,就是从2002年单方面撤出“反导协议”开始的。由此,可以联想到而后2014年的索契冬奥。普京注下巨资,本来是满心希望以此来改善西方对于俄罗斯的传统偏见,但是西方领袖的集体抵制,大大挫伤了俄罗斯人的自尊。诚如美国驻前苏联的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所写的文章中提出的公开批评:正是美国的傲慢,才引起了俄罗斯的反弹。
  俄罗斯与西方间关系的症结,可能还在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文明间抗争所造成的祸患。未必世界历史发展取决于亨廷顿所言的“文明冲突”,但是,文明间抗争有可能导致进入无序状态。特别当美俄两家都强调其文明特殊性,不光奥巴马言称“美国文化特殊”,而普京作为应对,也强调“俄罗斯世界”的独特重要性的时候,世界文明历史进程中的普遍性和独特性之间的均衡显然就有被打破的可能。
  所以,当人们对于民族国家基本范畴、对于国家间相互理解和尊重,以及对于文明间关系有着互相对立的立场之时,寻求和解就只能是相当艰难之事。 四、“危机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一条出路
  当前危局之下,俄罗斯究竟如何选择出路呢?   2014年10月的瓦尔代会议上,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的一番讲话,也许可以作为破题的一个切入点。舒瓦洛夫在应邀介绍俄罗斯宏观经济形势之后,谈到了他自己正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摆脱危机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舒瓦洛夫认为,政治学从来就是与经济学交织在一起的。比如,上世纪80年代晚期,中国也曾面临西方制裁的严峻形势,但是,邓小平当时是通过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不光跨越了西方制裁的陷阱,而且取得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舒瓦洛夫所言及的“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正在年初以来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政要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政策方针中被体现出来。众多俄罗斯评论家将这一现象称为俄罗斯的“又一次自由主义转向”。
  其一,犹如普京在12月4日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通过免税、减税推动企业走向市场;赦免对外逃资金回国后的惩罚;大力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将远东西伯利亚的农地向农民无偿发放;包括在应对卢布下跌的过程中,普京坚定地支持放开汇率、以利率手段来应对汇率波动的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总体来看,这些政策措施还真有当年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明显印痕。
  其二,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所主张的这一政策路线,一方面,得到了来自自由派阵营元老、老资格经济学家、上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部长雅辛博士的支持。不仅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本人就是雅辛本人的得意门生,而且,雅辛本人明确表示,他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经济路线,与普京所主张的政策“基本吻合”。而另一方面,多年以来,对普京曾多有批评的戈尔巴乔夫对于普京应对危机的战略也表示了首肯。可见危机条件下,对普京执政路线的支持还是具有广泛的政治谱段。
  其三,普京所主张的这一调整,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瓦尔代论坛上,笔者曾经提问普京本人,如何理解他近年来一再提出的保守主义政治范畴问题。普京总统在回答中强调,他所主张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完全不是主张倒退、也不是主张封闭,恰恰相反,他是主张把传统当中最优秀的要素,比如对国家的尊重、对宗教和家庭的保护等等范畴,与未来的现代化目标相连接,支持现代化的发展。
  其四,从普京一系列的施政实践来看,在乌克兰危机中,他以强硬的政治应对来坚守国家利益,但也不失时机地提出妥协方案;他在经济政策中既奉行自由主义,又主张确保社会福利;他坚持通过加强国防,维护国家安全,同时力主避免与西方陷入“军火竞赛”;他反对提出俄罗斯“精英”的概念,强调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群众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但是他又明确提出,不能搞民粹主义。从以上各项来看,普京是一个能够兼顾均衡、将理念和现实加以互相联系的政治家。
  当然,对于像俄罗斯这样一个既具有自己的丰富复杂历史,又遭逢当下严峻挑战的转型中大国而言,战略路线的选择还只是第一步。从当前俄罗斯国内的战略和政策论争过程来看,已经被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上述诸种理念加以落实,真正在实践中加以推进。
  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中曾经有过多少精彩的思想,但是,却比较难以转化为实际的收获;也曾经有过多少次痛定思痛的改革,也较少有真正脚踏实地的推动。人们期待着,危机之下的俄罗斯能够取得真正超越历史的进步。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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