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中，“被忽视”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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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许晓
陆芦（Eric Leleu）先生第一次注意到中国的宣传横幅，是他在上海生活了三四年以后。那时他会说一些中文，但看不懂汉字。出于敏锐，他发现宣传横幅很有趣，外国人看不懂中文，所以不去看，中国人司空见惯，所以也不去看。那么，横幅是挂给谁看的呢？
他越来越想弄明白这些横幅说的到底是什么――“既然挂在街头显眼的位置，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想要理解中国的好奇心，是促使陆芦开始这组创作的原因。2009年，他决定开始拍摄上海街道上的横幅，做一组记录性质的照片。
陆芦把这部分照片放在夜间拍摄，使用闪光灯，在惨白的光线里捕捉环境和横幅之间的张力。标语永远居中，闪光灯的效果让图片看起来像是摄影师正在试图从夜色中破译某种秘密，只有标语和环境，没有人。
好些个夜晚，陆芦独自一人，骑着小小的摩托车离开他所居住的卢湾区，夜里11点左右出门，兴之所至地游荡，慢慢寻觅着街头巷尾的标语、口号，凌晨4点回家，就这样把上海的市区和近郊跑了个遍。
这个时间段，陆芦的很多朋友――大部分是和他一样，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都在喝酒、参加派对。有些朋友知道他在做这件事，觉得他有点怪。
《人物》记者问：“当你只身一人，在夜里骑着摩托车出门的那一瞬间，你的感觉是什么？”
“自由，”陆芦回答，“还有一点儿像间谍，偷偷出去干点什么事的那种感觉。”他有点自我得意，又带着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陆芦不识中文，他只是拍摄，拍回来再说。
夜色中，轻飘飘的横幅，和他试图捕捉的荒谬。直到拍了200多张照片以后，陆芦才找了一位中国朋友翻译标语的含义。最终他把这部分照片称为“权威”，这是他对中国式标语的定义，也是这些标语让他感受到的东西。
有时，“权威感”背后发生的事情会让他感到有些不适，比如这条标语：“铁的纪律保证政策前后一致”。
“这句话可以只从字面意思上理解。但它还有一个意思是，我们正在推平老区，在原地上修一些现代化的高楼，需要把所有的人都赶走。那么它其实想告诉那些拆迁的人，你们走吧，接受政府的提议，政府是不会妥协的。”陆芦如此解读标语的含义。
记录这些官方标语，让陆芦更了解上海，也开始明白中国式标语的意味，但是，长久地拍摄令这项工作变得枯燥。为了消除单调感，陆芦决定不再拍摄那些“真的”横幅，而是选择一些口头禅、俗语，或者有点调皮的玩笑话，自制标语，挂在不同的环境。这些自我设计的横幅构成了作品的第二部分，陆芦称之为“民声”。
2013年，陆芦制作了一幅20多米长的横幅，上面写着：“风向转变时，有人筑墙，有人造风车”，这句话说的是人们选择以不同的方式应对外部环境的改变，有抗拒变化保守应对的，也有顺着形势利用变化的。
陆芦说，标语里这句话，出自孟子。其实，这只是一句在国外才被广泛引用的所谓中国谚语，马来西亚特使黄家定在中国厦门出席“新丝绸之路发展交流会”时曾引用此话致辞，美国国务卿克里就气候变化问题讲话时也把这句话称之为中国的了不起的谚语，但是，就像“左宗棠鸡”一样，中国人并不知道这句话的原文到底是什么，又出自哪里。
在陆芦的长城标语备选项里，原本还有另一句话，大意是，人所不能占有的，是你身体之外的一切，据说这句话出自成吉思汗。陆芦没有用这句，因为他觉得成吉思汗是长城外面的人，他的横幅是要挂在长城内侧的，还是用“孟子”比较合适。
当年3月，陆芦自费飞往北京，他带着衣服、照相机、脚架、牙刷，先去了八达岭，试着挂横幅。5分钟后，有几个保安过来阻止，说这里不能挂横幅，让他走。当时北京的天气很糟，大风，还夹杂着沙尘暴。陆芦放弃了八达岭，他想，长城那么长，应该能找到可以挂横幅的地方。而且他嫌八达岭不够原生态，被修得太新了。
陆芦回到北京机场，在那里租了一辆车，问了些人，哪里可能有老一点的长城，然后朝着天津方向开。花了6个小时，他才找到人更少、看上去更野性一点的长城，但是风仍然很大，横幅长达20米，展开以后，在风中就像船帆一样，陆芦感觉自己就快要飞起来了，他觉得这有点疯狂。
当天的摄影计划已告泡汤。陆芦走下长城，在200多米外的地方找到一个农户，当晚就睡在那里。
“他们说40块钱一晚上，我们一起喝了一杯，9点钟我就睡了。我跟他们说我是摄影师，他们明白，这些人真的很好。”陆芦回忆那个农户的招待，这样说道。
睡前，陆芦问了一些关于东南西北的事，好知道第二天太阳会从哪个方向升起。次日清晨4点，陆芦起来了，他一个人回到长城上，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等待天亮。
那是一个好天气。因为是清晨，所以没有大风。陆芦挂起了他的横幅。太阳慢慢升起，从树影里，两座山之间，照射在长城的箭垛上。过一会儿，阳光更加明亮，陆芦得到了他想要的光线，还有漂亮的阴影。他一共只有10多秒钟的完美时间，这段时间过去，阳光很快会被另一座大山遮住。但是对于摄影师来说，这已经足够了，陆芦得到了一幅自己满意的作品。后来，这幅作品被一对情侣（其中一位是中国人，另一位是英国人，他们是通过陆芦的摄影展看到这张照片的）订购了两幅，一幅挂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另一幅挂在家里，每幅售价1.2万元。
拍摄标语时，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上海南京路。那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地段，位于南京东路的Apple Store是中国大陆最大的一家苹果零售店，2012年6月，陆芦在苹果店外头挂起了一个红色横幅，上面写着他自拟的标语：“iPhone 8即将问世”。
陆芦向《人物》记者解释他这么做的原因：“我的整个拍摄项目是现实与虚构之间的一场游戏。电视、出租车、机场的广告，和政府宣传标语一样，都是操纵人们的手段。标语让人们相信，这块地方将被拆迁，将被夷为平地，你们只能离开，这是操纵。广告说，iPhone 6非常好，这也是一种操纵。广义来说，任何一种信息都是操纵，我自制这些标语，是为了让人们更具有批判思维，对操纵更为敏感，反思自己被操纵的这一现实。”
一个路过的妇女注意到了他在做的事。这位中国女性认为，陆芦挂在苹果店外面的横幅是一种冒犯，至少是不怀好意的玩笑。
“我不认识她，那是一个大概40多岁的女人。她认为我在开不好的玩笑。”陆芦回忆说。
迅速地，陆芦身边聚集起了100多人，包括黄牛、顾客、路人、苹果店的保安，最后，苹果店经理也出来了。陆芦说，那一刻他感到害怕。
“一百个人比一个人可怕。一个人是有脑子的，一百个人是没有脑子的。只要有一个人动手，可能一百个人都会动手，那就完了。”陆芦说。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放下手中的香烟，站起身来，示范那一刻，脸上还带着一种身临其境的表情：僵硬、紧张、恭谨。
“我把摄影器材摆在一边，不去管它。然后我就解释，不停地重复两句话，第一，我是艺术家，第二，这不是恶意的玩笑。”
最后是一个警察把陆芦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他问了两个问题，你是干什么的？艺术家。你从哪里来？我是法国人。就这样，警察挥挥手，让陆芦离开了。
大部分时候是喜剧。在安徽，陆芦去了《卧虎藏龙》取景的那个大水塘――宏村。陆芦告诉景区保安，自己是艺术家，想在这里拍照，同时他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一张正方形的、小巧而富于设计感的、全是英文的名片。保安看不懂英文，但他们爽快地同意，给了陆芦5分钟的拍摄时间，于是就有了这幅：“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还有一次，陆芦挂了一个横幅：“天天刷牙两次”。旁边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陆芦问：你一天刷牙几次？老太太说：一次。陆芦问：你看到那边的标语了吗？老太太说：还没有，那可能是刚刚挂上的标语。陆芦又问：那么，你明天会刷牙几次？老太太说：两次。
陆芦开始拍摄“民声”以后，他的一些外国人朋友提醒过，拍这个很危险，可能会被关进监狱，或者被驱逐出境。但是陆芦没有停止，因为他就是感兴趣，想拍。而且，多一点禁止和危险的感觉，反而增加了摄影师拍摄的欲望。当然，陆芦也做了一点“增加保险”的措施，他从来没有制作过政治性太强的标语，而是用一些具有哲学意义、东方智慧、积极的语言。
“我始终认为，标语存在是为了教育。我们法国人经常说，胡萝卜和大棒，政府的标语是大棒，可是我更喜欢胡萝卜。胡萝卜在教育孩子，甚至教育一个民族上面更有效，把人的精神往上提，比拿着棍子追更有效，告诉人们一些积极的东西，比吓唬、威胁更有效。”
最终，陆芦的朋友们曾经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除了苹果店外的那次围观，他没有遇见过更麻烦的情况。2014年，陆芦要为这组作品举办一个名为“字幕”的展览，他事先向区政府提交申请，请求他们同意展出这些照片。政府部门看过以后，同意了这个展览，陆芦很高兴：“瞧，还说会被抓呢，没有。”
此后，他为这组作品又拍摄了一两张照片，主要是为它的第三部分工作――大自然的美景里，轻轻扬起的，没有任何文字的红色横幅。官方的话语退散了，人的声音消失了，文字的束缚和羁绊退后了，剩下的只是一片空白。这个部分，被他称之为“无声”。
那之后，陆芦觉得“够了”，为这组作品所做的事情已经够多，是停止的时候了。现在，陆芦打算在2017年回到法国家乡，在那里拍摄一个小咖啡馆的日常生活。
“我的家乡在巴黎北部，它太小了，只有5000多个居民，名字我就不说啦，你一定不会知道。”陆芦说，“那个咖啡馆是所有人走来走去都能看见的，对当地人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是对我来说不一样。我已经在法国之外生活了10年，也就是说，我体内有30%的部分已经不是法国人了，回到法国的我，将带着这30%的外国人属性生活下去。我能看到那个小咖啡馆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但是被当地人忽视的东西，就像中国人不会去注意日常生活中的标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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