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增长新动力――专访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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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产业升级、投资非洲,或可成为下一轮全球经济增长源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年会的召开,正处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时点。两大国际机构相信,中国可能先于发达国家复苏,不过,IMF也指出,中国存在资产泡沫的风险。如何在保护经济复苏成果的前提下避免这种风险,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挑战。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哪些调整?
　　
　　另一方面,世行行长佐利克在年会上称,对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点表示疑惑。确实,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和市场化、互联网技术革命、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创新之后,下一步的经济增长动力来自何方?
　　
　　《财经》记者在会议期间,对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进行了专访,讨论在危机之后,中国在全球经济重建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拉力
　　
　　中国产业升级、投资非洲,或可成为下一轮全球经济增长源泉
　　
　　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全球各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工业生产、贸易量都有所恢复,“这一现象令人振奋。”林毅夫说。
　　
　　他认为,主要推动因素有两个,一是主要国家采取的积极财政刺激,包括美国、中国、欧洲和其他亚洲国家;二是企业新增加库存。危机爆发后,企业对未来前景不确定,首先是把库存降低,但降到一定程度总需重新构建库存。但这两个因素,效用都有可能降低。目前来看,国际需求仍然相对疲软,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非常必要。
　　
　　IMF在本次年会上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提到中国应当关注资产泡沫风险问题。对此,林毅夫认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基本上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由于资产泡沫破灭造成的。因此,中国应当高度关注。
　　
　　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一定导致资产泡沫,美、日、欧目前都没有出现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的情形,因此不能把积极财政政策等同于资产泡沫。林毅夫认为,中国在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对资金的流向、项目的选择,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诱导,降低造成泡沫的风险。
　　
　　本轮危机后,资金价格将会提高,美国消费增长也将十分缓慢,全球的潜在增长率就会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若能提高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率,就可能补偿发达国家私有需求下降带来的缺口,也可能把增长率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
　　
　　林毅夫称,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只能通过寻找新的增长引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的升级空间、基础设施的建设空间,都是需求增加的来源。对非洲、南亚一些低收入国家,如果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也可以增加投资。
　　
　　在非洲,过去中国做了很多资源和与资源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曾经考察非洲五次之多的林毅夫说。到了目前的发展程度,中国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需要转移到海外。虽然西部也有转移的潜力,但如果将这类劳动密集型行业完全留在国内,中国产业升级就会相对滞后。如果利用这个时期,把中国相对过剩的产能,包括一些标价较低、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转移到海外,就可以带来投资需求。投资会拉动当地就业,随着本土居民收入提高,也会提高他们的消费,对中国也意味着开拓海外市场。
　　
　　“这也是将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也是需求的源泉。”林毅夫说。
　　
　　中国责任
　　
　　汇率不是不平衡的根本问题;社保投入重在民生,对消费提振有限
　　
　　在本次年会上,《财经》记者明显感到,各国代表和媒体,对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逆差国调整本国经济结构的呼声异常强烈。
　　
　　IMF本身的语调也发生了变化――2008年11月,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执行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要求回避汇率问题;今年4月的春季会议上,IMF没有在《世界经济展望》或《金融稳定报告》当中提及,但斯特劳斯-卡恩本人表示,“人民币仍显著低估”;本次年会,则在两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亚洲国家汇率调整是再平衡的必要途径……
　　
　　林毅夫认为,全球再平衡不能简单地用出口占GDP的比重来作为指标。当然,从历史上看,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大、人口如此多的国家有这么高的贸易比重。但中国出口产品当中,许多中间产品、原材料是从国外进口,中国进口规模并不小。
　　
　　――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不平衡的关键
　　
　　对于备受瞩目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林毅夫认为,它并不是造成不平衡的关键原因,也就不会是再平衡的主要途径。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会升值;但从短期来看,造成目前中国进出口失衡的问题,主要并不是汇率问题。
　　
　　以中美贸易为例。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生活必需品。如果人民币汇率提高,美国有两种选择:要么从其他国家进口,如果不从其他国家进口,就代表其他国家产品价格比中国高;要么继续从中国进口。
　　
　　无论哪种情形,美国的进口价格都会增加。而且,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弹性比较小,“价增”并不带来同幅度的“量跌”,更可能导致美国贸易逆差增大。事实上也正如此表现:在2006年至2007年,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美元相对贬值,结果是美国与欧洲的贸易逆差减小,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增大。
　　
　　如果中国提高汇率,大部分相关行业减少出口,国内的失业就会增加,产能将出现过剩。失业增加需求将减少,产能过剩会造成通缩,通缩结果则是回到原来的真实价格水平。换句话说,升值也没能解决失衡的问题,林毅夫表示。
　　
　　――社保体系着眼点是改善民生而非消费
　　
　　对各方向中国提出的另一剂“良方”――加大社保体系建设,林毅夫指出,完善的社保有助于降低风险,但社保支出的着眼点应当是改善民生,并不能指望它对消费起到明显的提振效果。
　　
　　林毅夫赞成增加社保体系支出,但增加社保是不是就会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呢?“这还很难说。”
　　
　　首先,中国近年储蓄率很高。但储蓄比例中一半是家庭储蓄,另一半是企业储蓄。从家庭储蓄率来看,目前国民生产总值中有20%-25%是家庭储蓄,这个水平与印度相比大致相当。所以,中国的储蓄比例过高,其实主要是企业的储蓄过高。
　　
　　其次,增加社保体系,将使企业的工资成本增加。企业的劳动支出增加了,最终还是工人支付这部分钱。一边增加了社保,另一边工资收入的实际增长则会放慢。
　　
　　社保具有保险的特性,目的是减少风险,但成本最终还是要由受保的人来支付。因此,增加社保是有必要的,但是要靠提高社保来增加消费,可能作用十分有限。
　　
　　中国潜能
　　
　　如何切实增加消费?降低企业收入比重,提高工资收入,理顺资源价格等内在根本改革,是结构调整的本质
　　
　　
　　投资与出口之外,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林毅夫认为,提高消费的比重大有可为。消费比重比较低,原因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工资收入占国内收入分配的比重在下降,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大量释放消费的潜能。
　　
　　――国民收入比例调整需深化改革
　　
　　林毅夫认为,工资收入比重下降的原因可能有三个。
　　
　　其一,金融体系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只有大企业才能够从大银行借到钱或上市。中小企业、一般农户得不到金融服务,缺乏融资渠道导致发展相对滞后,但他们是创造就业的源泉,发展不足就造成就业机会较少。这对工资增长有抑制作用,而低工资对企业是一种隐性补贴。
　　
　　工资收入比重下降,大型企业的利润相对增加。这是中国储蓄与消费相对比重不平衡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二,从银行和股票市场融到资借到钱的这些企业,资金的成本相对低;另一方面,储蓄的利率也相对低,居民把钱存到银行得到的回报也相对低。这对能够得到融资的大型企业,也是一种补贴。
　　
　　其三,与中国资源价格、资源税费太低有关。这使资源产业变成了暴利行业;还有一些部门垄断,如金融、电信,导致企业的利润相对较多。这反映出,企业的收益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当中相对高,投资相应就会较多。
　　
　　国内的工资收入比重相对低,消费相对不足,投资较高形成的产能在国内消费不了,就只能做出口。林毅夫认为,要解决中国进出口比重失衡的问题,必须把国内改革“进行到底”。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解决结构问题的必要手段。
　　
　　解决融资可获得性问题,应多发展地区性中小型银行或金融机构,增加对农户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同时,增强对这种类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则是必要的配套措施。
　　
　　对资源行业,最重要的就是提高税率。目前税费过低,等于把一些国有的资产、财富,转移到了这些资源型产业。而国有的含义应是为全体国民,通过财政税收的增加来分享财富。对于资源价格管制,最终资源价格应反映市场供需。石油等资源本来就是稀缺的,如果价格过低需求就会过多。“通过市场价格来调整供需是必然趋势。”林毅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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