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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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改革时机不可错过
　　（《财经》2008年第10期“还原胶济线劫难”）
　　年初雪灾发生后，面对民众的批评之声，铁道部自我感觉良好，给自己在雪灾中的表现打高分；“大部制”改革时，作为交通运输的最重要力量的铁道部却没有进入“大运输部”；4月28日，更是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特大撞车事 ……凡此种种，都在说明铁路改革的必要性。
　　铁路改革，就是要改变铁道部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铁路主管部门应主司政策、法律、规划和安全监管等职能，至于铁路建设和铁路运营，则实行公司化和商业化。这种思路，已是大多数人对于铁路改革的共识。
　　铁路改革之所以推进艰难，固然是因为铁路改革事涉全局，复杂性非比寻常，但从根本上说，铁路改革并非不可为，而是有没有坚定的改革决心去破除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的问题。
　　死亡72人、伤416人的胶济线特大撞车事件，可以说是一次纯粹的“人祸”。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故，全国舆论沸腾，除了要求问责，要求铁路改革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这个时候，原本应是检讨制度设计和推进铁路改革的大好契机。
　　惜乎此事尚未平息之时，汶川大地震惊天动地而来。一时间，抗震救灾成为全国的焦点。胶济铁路的撞车事件，几乎无人关注。但是，作为一项事涉全局的改革，铁路改革不应被突发的大地震所打断，从而错过改革的大好时机。
　　南京 吴非
　　
　　阜阳疑疫的教训
　　（《财经》2008年第10期“阜阳疑疫”）
　　手足口病仅在阜阳一地就夺取22位幼童的生命，比照2003年SARS之疫，这次事件对当下医疗体制的处境仍多有警示。
　　首先，信息公开反应迟钝。从出现第一例死亡病例的3月27日起，到4月23日确诊疫情正式公布，时间长达近一个月，期间“人禽流感”“小孩非典”的传言纷起，但当地政府一直三缄其口。而仅有的一次公开表态，是4月15日当地报纸、电视台发布的一份新闻稿，声称这是一种“呼吸道疾病”，和正常年份同期相比“没有特殊性”，并让幼童回到托儿所。
　　其次，基层医疗力量薄弱，救治信息沟通欠缺。SARS之后，公共医疗资源加大了对农村乡镇的倾斜力度，但成效几何？在这次疫情中，患病幼童的救治渠道通常是：农村卫生所、乡镇卫生院、县城医院和市一级医疗机构，本不太严重的疾病如果能在基层得以遏制，22个幼童或不该失去生命。即使到了市级医院，由于分送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和妇幼保健院，三家医院各自为战，对疑症的沟通阙如，误诊比比皆是，进一步延误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最重要的一点，卫生机构和官员的责任心，远未达到民众所期望的程度。且不说对民众的信息误导，只举一例：四年前的“大头娃娃”事件中，一位副市长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想引咎辞职，要改正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把监管工作和其他卫生报告制度建立起来。现实的情况说明，官员的所作所为离民众的要求还相距甚远。
　　上海 王恒利
　　
　　立足民生应对通胀
　　（《财经》2008年第10期“通胀时期如何保障民生”）
　　内忧外患的共同夹击之下，中国经济已经略显疲惫。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如何抑制通胀显得异常困难。
　　此轮通胀的原因是综合性的，既有输入性因素，也有美元疲软和汇率原因，并且供需方面的因素也已经开始显现。如何平衡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决策层在此轮复杂背景下的复杂通胀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民乃国之根本，而政府如此关注通货膨胀，正是因其对民生的影响巨大。解决此轮通胀的基本思维，也应该立足于民生。
　　过去，中国以抑制消费、忽视民生换取了经济上的发展，并且实施物价管制等政府调控行为使价格无法伴随市场经济正常发展，这种方式曾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却为未来的发展种下了一个日益恶化的毒瘤。这种发展方式实行的时间越久，其未来的负面影响就会越大。
　　中国正在经历着一次前所未有的经济成长，国民生产总值节节攀高，但通胀非但没使很多民众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反而使生活水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这其实就是国民财富在向一小部分人转移。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坚持此轮通胀只是由食品价格带动的“价格结构性上涨”，而不是“真正的通货膨胀”。事实上，时至今日，国内人口中的大多数还是由恩格尔系数较高的农村人口组成。试问，大多数人的温饱都受到了威胁，这难道还没有“真正的通货膨胀”来得严重？
　　决策层应真正立足民生，引导人力与自然资源价格市场化运行，逐步实行浮动汇率机制，扩大教育、医疗尤其是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消费，这才是中国立足民生的治通胀良方。
　　北京 曾鹏
　　
　　政府信息公开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财经》2008年第9期“‘阳光政府’蹒跚起步”）
　　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以后，北京、上海等地相继出现民众申请政府公开相应信息的情况。5月4日，湖南省汝城县黄由俭等五人将汝城县政府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责令汝城县政府向原告公开其申请公开的相关信息，从而成为全国首例市民状告“政府信息不公开”的行政诉讼案。
　　可以想见，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要求政府公开相关信息的公民会越来越多。但令人担心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也没有意识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赋予公众的信息知情权之后，会对政府产生何种新的要求、对政府行政形成何种约束。
　　对于各级政府机构来说，政府信息公开将有大量的工作要提前做。主要包括：如何落实中央的政府信息公开；在机构上应该进行何种调整和建设；政府过去习惯的工作流程会有什么变化；来自社会机构（如新闻媒体）和个人的信息公开需求应该如何满足；政府应该如何提升自己的信息工作；如何适应新的信息传播环境，获得更佳的影响力；等等。这些问题，地方政府如果不提前准备好预案，到时候就会抓瞎。在社会突然增大的信息公开需求面前，政府很可能顾此失彼，甚至很可能因为公民诉讼而忙得不可开交。
　　从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看，政府信息的公开已成为大趋势；在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迟早会演变成类似“信息公开法”一样的强制性约束。对于现代政府来说，信息公开是一种基本的行政文明，也是政府行政必须适应的一种“硬约束”。
　　北京 程默
　　
　　
　　《财经网》评论精选
　　东亚解决货币错配问题路漫漫
　　（《财经网》5月11日“李若谷认为东亚需建统一货币体系”）
　　作为区域经济的典范，欧盟的成立具有一定的不可复制性。欧盟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合作。东亚想在经济领域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货币错配的问题，不仅中国存在，日本和东南亚以前也出现过，但都有不同的原因。东亚可以加强合作，但解决货币错配问题还在于各自国家国内的经济问题解决程度。
　　《财经网》网友
　　
　　重新审视出口的重要性
　　（《财经网》5月8日“中国经济是‘出口主导型’吗？”）
　　中国是一个大国，凡大国，自己国内的经济必占重要地位方可立足。可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偏见由来已久，自己的事情不做好，期望借助外面力量转移压力、回避积弊的革新，总是在找借口。这篇文章实际上妙在回到常识上――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
　　 《财经网》网友
　　
　　北京应该做好城市定位
　　（《财经网》5月9日“【陆家嘴论坛】金融界探讨‘北京金融中心’”）
　　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已成定局，根据区域经济学原理，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将带动其经济腹地的飞速发展。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主要是政治中心，应该集中精力搞好中国的政治，构建和谐社会。就像美国的首都在华盛顿，而纽约是国际金融中心一样。每个城市和地域都有它特有的优势，不要搞了这样又想搞那样，结果是什么也搞不好。

　　《财经网》网友
　　
　　“金融中心”当以国家利益为重
　　（《财经网》5月9日“【陆家嘴论坛】金融界探讨‘北京金融中心’”）
　　在集体前进的中国经济中，虽然存在着地域差距，但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之下，差距的抛物线最终会回落。就像在一个班级里，我们不能怪老师偏重于学习好的学生，因为在积极的活动中，这种潜在的带动作用就会很明显。香港和北京谁会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应以国家的最好发展状态为依据。
　　《财经网》网友
　　
　　国资委不能兼为出资人和监管者
　　（《财经网》4月29日“中远投资总裁回应期权‘违规’事件”）
　　中远投资作为在新加坡的上市公司，国资委仅仅是股东之一，不是百分之百控股。如果是百分之百控股，你说了算，别人不能讲什么。但现在你只是股东之一，你说不行，别人说行。别人告我，我怎么办？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国资委是以出资人的身份进行管理，还是以监管者的身份进行管理？从市场经济来看，无论出资人是谁，应按照市场规则来做。因此，国资委应当是以出资人的身份参与市场。
　　这在国际投资领域显得尤为突出。国资委可以是行政机关，因为它是全体公民代表，但其管理思路应更市场化。通过资本运作和公司治理控制来实现对国有控股公司的控制。以监管者自居，动不动下个规定，不研究资本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等其他控制手段，这样的管理思路肯定行不通。
　　《财经网》网友
　　
　　全球化是欧美强国的全球化
　　（《财经网》5月10日“全球央行大博弈”）
　　中国已经在支出经济紧缩的结果，我们从珠三角工厂倒闭就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红利’的最大分享者”似乎欠妥。至少从我观察的结果来看，全球化是欧美强国的全球化，而不是中国的。
　　这种全球化对中国造成的“货币幻觉”和“财富重新分配”是双刃剑。从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而言，事实上是中国参与了全球化的分工和价值链的低端制造和组装，就像20年前的台湾、40年前的日本。
　　资本继续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寻找政策优惠和廉价劳动力，绝大利润仍然被收回，留下的是环境污染和动荡的劳工环境……
　　《财经网》网友
　　
　　扩内需与防通胀难两全
　　（《财经网》5月10日“【陆家嘴论坛】周小川谈货币政策取舍”）
　　扩内需和防通胀这两个目标很难同时实现，因为扩大消费需求必须给广大普通国民增加收入，增加收入的途径，一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提高工资；三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而这三条都会促使物价上涨，但只要这三条的增速高于物价上涨的速度，就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社会稳定。
　　国家应该鼓励支持企业开发生产和销售适合国内市场的商品，限制只能给政府增加税收、使外商赚取高额利润而自身仅得微薄加工费的出口加工企业。
　　《财经网》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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