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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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地方政府官员的关键
　　（《财经》2007年第23期“政府当如何作为”）
　　无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是构建和谐社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之所以出现地方政府违背中央政府的一些行为，是因为未能为地方政府官员设计出激励相容的机制。
　　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其任命受到中央很大影响。这是中央权威的体现。地方政府官员为什么会逆中央权威而行？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官员的目标是多元的，既要追求经济增长的GDP指标，也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行事。地方政府官员主要由上级决定的晋升机制影响了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选择。对于上级而言，地方政府官员的多元目标中，最容易评价的是经济增长目标。只要不酿成重大的公共事件，上级政府通常不容易对其他目标进行评价。
　　但是，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容易对其监督的是当地民众。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能够“带病提拔”，不是因为当地民众对他们不了解，也不是因为当地民众没有发出相应的呼声，不是因为民众缺乏倾诉呼声的体制机制，而是民众在官员晋升机制中参与偏少所致。
　　从长远来看，地方民众若能直接投票决定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和晋升，那么，地方政府官员还能够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环境保护以及其他关乎民生的事项吗？
　　从短期来看，改变经济增长评价体系，而代之以多元的人类发展指数，让地方政府官员致力于当地人类发展指数的提高，未尝不是一个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
　　北京 杨志勇
　　
　　警惕医改的三个倾向
　　（《财经》2007年第23期“医改方案冲刺”）
　　各执己见的九种方案、十余个立场不同的相关政府部门，医改本身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由不同机构提出的方案进行竞争，是此次医改的一个亮点。但这还不够，在医改过程中，有三个倾向特别需要警惕。
　　一是精英化倾向。以往的一些改革措施，常常是少数精英策划于密室的产物，方案一经拟定发布，民众常常只有“学习”和“执行”的资格。
　　对于医改这样一个涉及到几乎所有国人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这样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了。
　　普通民众也有权参与到医改方案的制定中去，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是神秘化倾向。以往的一些改革措施，常常是以文件的形式公之于众，至于出台的经过和种种内幕，则归于神秘。
　　对于医改这样的大事，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透明。
　　公众作为新医改方案全部后果的最后承担者，有权知道在讨论制定新医改方案的过程中，谁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谁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谁持有什么样的立场。
　　新医改方案的设计者，也应该通过这种方式，来向公众表明自己敢于对社会、对历史、对国民负责的勇气。
　　三是部门利益倾向。在改革过程中，增加些权力和利益，减轻些责任和义务，是一些政府部门的惯常思维。
　　此次医改辩论过程中，各相关部门争主导和发言权而不愿承担责任和义务的现象相当突出。这也许是这些部门的“理性选择”，但这种倾向无疑是值得警惕的。
　　深圳 魏斌
　　
　　如何提高劳动者的权利保护意识
　　（《财经》2007年第23期“加强劳工的谈判地位”）
　　从新《劳动合同法》颁布至今的一些案例，可以看到中国人力资本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这其中，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无疑是重要内容。要提高劳动者对自身权利的保护意识，需要从社会、企业和劳动者三个层面来考虑。
　　首先，从在社会层面来说，一是要完善和加强劳动执法监督的机制与力度；二是加强劳动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与流程管理，提高劳动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从而减少劳动者的各项成本；三是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劳动政策及相关法规，减少劳动者对政策法规的盲点。
　　其次，从在企业层面来说，应加强企业自身的义务和社会责任感，从而为企业内部员工提供必要的岗位培训机会，为尽职尽责的劳动者提供转岗、晋升、再就业等职业通路。此外，应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保持该组织的独立性，使之成为劳动者保护自身权利的代言人。
　　再次，从在劳动者层面来说，应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学习能力，改善就业观念和意识。同时，还应关注和熟悉国家政策法规和行业规范，以维护自身权利。
　　北京 赵旭
　　
　　企业须承担合理的环境成本
　　（《财经》2007年第23期“保卫黄河三角洲”）
　　黄河三角洲要保护，油气资源要开采。这对矛盾的解决，取决于经济收益和环境成本之间的权衡：前者是否足以大到补偿后者且有余。
　　因此，企业必须肩负起环境成本的责任。
　　企业对环境造成损害的防止，剑桥学派代表经济学家庇古和制度经济学家科斯两人的观点最为流行。
　　庇古主张，通过征收税、费可以把环境代价转化为企业的内部成本；而科斯认为，环境问题说到底还是市场产权界定不清，因此要明晰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和开发权），建立环境产权市场。
　　无论是“庇古税”还是“科斯手段”，都致力确定合理的环境成本，作为企业创造利润的前提，否则，企业的经营行为就是一种总体不经济。
　　中国的土地资源为国家所有，但分散于各省份。各地都有使用权，而各地都无权阻止其他地方使用这些资源。在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不足的情况下，“公地悲剧”成了最为普遍的现象。
　　因此，科斯的理论也许只能作为解释，而不能成为解决之道。现在已经采用的排污收费，则因袭了庇古的思想。“庇古手段”的完美设想是，征收的税费应当根据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效益的均衡点来确定。
　　当然，生产带来的环境成本易被忽视。而且，即使人们试图确定环境成本，也会陷入无从着手的境地：噪声、污染物排放究竟会在多长时间多大范围对人体、自然造成损害？这意味着，中国的污染定价还有一个逐步合理化的过程。
　　福建 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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