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托宾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詹姆斯・托宾去世后几天，我在和朋友共同主持的“青鸟・家园――经济人回望”BBS上发出了一张贴子――“一代经济学家托宾随风而逝”。
　　回贴的人并不多。这不奇怪！对于追逐时髦的人来说，詹姆斯・托宾其实早已从学术的风头浪尖上逝去，而纯然成为黄昏中供人回忆的人物。
　　1919年出生于伊利诺斯的托宾，早年经由哈佛的殿堂踏上了经济学的小径。他的早期学术生涯如鲜花铺路：1955年获得美国经济协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58年任经济计量学会的会长，1971年任美国经济协会的会长，当然还顺带捡到美国的和欧洲多个大学的许多荣誉学位。他的荣誉的顶点是将198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置于囊中。瑞典皇家科学委员会授予他诺奖的理由是：托宾的贡献涵盖经济研究的多个领域，在诸如经济学方法、风险理论等内容迥异的方面均卓有建树，尤其是在对家庭和企业行为以及在宏观经济学纯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应用分析方面独辟蹊径。其中，托宾最杰出的贡献则被认为是其开创的金融市场理论及金融市场之于消费和投资决策、生产、就业、价格等相关关系的研究。
　　托宾关于家庭和企业如何决定资产构成（the composition of their assets）的研究为今日异常热门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portfolio selection theory）之先河。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资产组合选择”为何物。托宾只好解释说，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精髓是分散投资风险，“就像是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第二天，全世界的报纸普遍报道：“耶鲁的经济学家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而获诺贝尔奖。”
　　托宾的名字更多地与凯恩斯主义和宏观经济学密不可分。他和凯恩斯一样“以拯救世界为己任”（见斯诺登等《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决不相信市场万能的神话，而总是努力寻求调控市场之策。“托宾税”或许最能体现出托宾独具之匠心、对世界悲悯之心以及作为国际一流经济学家的远见卓识。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托宾就主张，对所有外汇交易征收比例很小的税金。托宾并不避讳其凯恩斯主义的味道和侠盗罗宾汉性质，声称设置这项税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向市场经济的齿轮系中抛沙子”，打击国际金融投机行为，并将征得的资金用于克服世界上的贫困。可惜，70年代盛极一时的凯恩斯主义正趋退潮，而自由主义来势汹汹，托宾的主张自然难得喝彩。再到后来，市场原教旨主义滥觞，托宾的建议几乎被人遗忘。
　　天下大乱的形势造就了老英雄的再度辉煌。随着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重新发现了“托宾税”，并越来越抱以热忱。托宾俨然成为激烈反对全球化的非政府组织的“精神领袖”。支持托宾主张的人指出，目前世界金融市场每天交易量高达1.5万亿美元，其中跟商品和服务有关的交易量还占不到5％，而单纯靠汇率波动和利率差别谋求暴利的竟高达95％。如此猛烈、不受约束的投机行为必然给各个国家的预算、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造成混乱，而“托宾税”有助于减少汇率的脆弱性，削弱金融市场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有利于维护政府在决定预算和货币政策方面的权力。以托宾税每年的征税基数75万亿美元，税率为0．2％计，每年约可征税1500亿美元，这笔资源岂不是既有利于市场调控，又可用于救世。
　　这一切均表明单线条的自由主义式全球化已难以高歌猛进，人们正在发出新的托宾式的呼喊。其实，凯恩斯主义也罢，托宾税也罢，并不是否定市场经济，而是要为横冲直撞的市场作用预设一个安全运行的弹性平台。而对于这一点的必要性，就连索罗斯这样在外人看来专靠吸国际金融鸡蛋中的血为生的投机家也抱定为知己之见。2000年，索罗斯著书《开放社会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疾呼除非建立全球调控机制，否则世界终将崩溃。在索罗斯看来：“各国都有货物税，我认为国际金融货币交易也应该征税，我无法确定‘托宾税’是否能减低货币市场的波动，但它确实可以减低货币的投机活动。”
　　托宾终生与凯恩斯主义的敌人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相论战。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贫穷，还存在经济周期，还存在人们对经济萧条的恐惧，还存在“市场失灵”，凯恩斯的幽灵就会在市场经济的太空中飘荡，而托宾的理想亦将不断唤起人们的同情与尊重。
　　托宾的贡献远不止于以上所述。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其他领域，能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某个概念名词是了不起的事情，而以托宾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名词居然有“托宾Q值”、“托宾税”和“蒙代尔－托宾效应”、“托宾分析”等四个之多。这不仅在经济学界是奇迹，在其他领域恐怕也不多见。
　　托宾已然远去，但以其名字命名的这些术语必定会在经济学的长河中蝶生出自己独立而长存的生命。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7211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