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是如何炼成的
作者 :  袁 剑

  不知不觉之间,经济增长方式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高频词汇。然而,对于何谓经济增长方式,则人言人殊。
  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定义,政治家有政治家的理解。在经济学那里,经济增长方式大致是各种要素、管理技术以及科技创新在生产过程中的组合方式。于是就有集约式经济增长和粗放式经济增长之别。而在政治家那里,经济增长方式显然有更加宽广、更加宏观因而也更加模糊的涵盖。它不仅包含了经济学的定义,也包含了产业结构等更加宏观的问题,甚至暗喻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分配问题。经济学的定义虽然精确,但由此指向的问题更多的则是一个经济学自己的问题,与真实世界中的中国问题相去甚远。所以,我更倾向于政治家或者一般言说中的经济增长方式――它远远超越狭窄的经济学定义。
  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被提到这么高的位置,是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这些成本有些是显见的,可计算的;有些则是隐性,难以计算的。而恰恰是后面那种成本,由于无法被纳入主流研究范式之中,总是最容易成为最为重要的风险来源,并猝不及防地给我们致命一击。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初期,经济增长带来边际效用非常大,所以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的成本往往被忽略不计。但越是到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无论是人们主观感受到的,还是实际支出的,都变得越来越大。我们正在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经历一个成本不断递增的过程,而且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无论是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还是社会分化,都已经成为异常急迫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大概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一个迫切问题被提出来的缘起。
  任何一个经济体“选择”或者进入一种增长方式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经济增长的禀赋密切相关。除了那些多有探讨的资源禀赋、劳动力禀赋等等之外,在中国,我们可能需要着重观察中国的制度禀赋。各级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出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原因,有干预经济增长的动机,巧合的是,他们也有无比强大的干预经济增长的能力。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在制度上的一个相当独特的禀赋。由于这种禀赋,中国各级政府就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为了拉高经济增长速度,强行将成本转移给社会以及未来。
  以环境污染为例,为了拉高短期的GDP表现,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不顾当地居民的反对而引进他们认为重要的企业,哪怕是这个企业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哪怕这个企业根本无法在其他国家立足。这种例子无论在我们的经验中还是在媒体的报道中,都屡见不鲜。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政府的权力在与当地公民的权利博弈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而这种污染的成本不仅要由当下的居民承受,也要由未来的居民承受。如果我们假设当地居民有足够的法律权利,而且这种法律权利得到有效的实施,那么,在政府权力与当地居民权利的博弈中,就可以更多的达到一种双赢状态。同理,在房地产的拆迁以及农民的土地征收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权力与权利博弈中双方力量的失衡。
  在被人广为诟病的收入及财产分配问题上,情形也大抵如此。如果劳动者能够多少享有一些基本的集体谈判权利,那么他们的工资大凡不会被压低到如此地步。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是基本站在雇主一边的。有人将中国劳动力的低价格完全归结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这显然是书呆子的误导。在真实世界中,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是无法完全分离的。而收入及财产分配的严重失衡正是导致中国内需问题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也是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方方面面,也可以考察当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种种高昂成本,我们就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权力与权利在博弈中力量的失衡,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严重蜕变的主要原因。这就是说,要想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自落实公民权利始。在我看来,只有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钥匙。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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