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美、英、苏围绕德国前途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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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德国的前途问题是二战期间美、英、苏均一致关注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战时美、英、苏曾多次进行过讨论和磋商。三方讨论的焦点有二：其一，是否肢解德国；其二，如何肢解德国。由于三大国在上述两个问题上意见无法统一，至德国投降之时，肢解一事不了了之。不过，尽管战争期间三大国围绕德国前途问题的争论无果而终，战后，被“分区占领”的德国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分裂命运。
　　[关键词]　二战；德国前途；争论
　　[中图分类号]　K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l－881X(2007)04－0553－06
　　
　　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的问题已引起盟国各方的一致关注。围绕这一问题，战争期间美、英、苏三大盟国曾多次进行过讨论和磋商。其中，战后德国的前途问题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所谓德国的前途问题，即德国的政治前途是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1941年底，苏联率先提出肢解德国的建议。此后，美、英、苏在战时的数次双边及三方会晤中围绕肢解德国的问题多次进行了磋商。由于三方在是否肢解以及如何肢解的问题上意见无法统一，最终导致苏联首先从力主肢解的立场上后退。继苏联之后，美、英也随之打消了肢解念头。因此，至德国投降之时，肢解一事可谓不了了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英、苏分别收回了其先前的肢解主张之后，“分区占领”德国――这项貌似保全了德国统一的暂时性安排却反而导致了德国此后40余年的分裂。
　　
　　一、苏英、英美的最初会谈
　　
　　战后德国的前途问题，最早是由苏联人在1941年底提出讨论的。1941年12月中旬，为密切英苏战时关系，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衔命访问苏联。12月16日，斯大林同艾登举行第一次会谈，双方讨论到战后欧洲问题时，斯大林表明了自己对于如何处置德国问题的意见。他提议：应“恢复奥地利为一个独立国，使莱茵区从普鲁士分离而成为一个独立国或保护国，并在可能的范围内组成一个独立的巴伐利亚国”，“应将普鲁士移交给波兰，把苏台德区归还给捷克斯洛伐克”。很明显，这是一项分割德国的建议。
　　考虑到此时距离战争的结束毕竟还有3年多的时间，苏联选择在这个时候谋求解决战后德国前途问题的举动不免令人费解。所以如此，原因大概有三点：其一，1941年10月下旬以后，苏德战场上德军冬季攻势的受阻使苏联方面对战争的形势作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斯大林认为，“战争结束的日子已经大为接近了”。基于这种判断，战后的和平安排问题自然应尽快列入议程。其二，1941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事先没有征询苏联意见的情况下，联合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宣告英美将以“某些有关两国国策的共同原则”为基础“改善世界的前途”。英美的这项行动引起了苏联的警惕。苏联担心英美在制定战后和约时将把自己排除在外。因此，斯大林认为：为维护苏联利益，在战后的和平安排问题上，苏联必须争取主动。其三，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一个统一的德国必然成为构成苏联安全的最大威胁。虽然德国发动的这场战争使得英美暂时与苏联携手，可是，30年代西方“祸水东引”的一幕显然并未因丘吉尔一句“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而从苏联人的记忆中轻易地抹去。斯大林怀疑：即使有着战争的不愉快经历，战后英美甚至仍然会“使战败的德国保持强大，以便在军事上抵制苏联”。故而，为制止这种可能，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发制人地“阻止给予德国过分宽大的条件”，促使英美对德国采取有力措施，以使其日后多年内无力为害。在苏联看来，分割德国的办法无疑正是这样的“有力措施”之一。
　　对于苏联的上述担心和疑虑，英国方面可谓心知肚明。其实，在艾登访苏之前，丘吉尔和斯大林已通过电报往来就战后世界的安排以及德国问题初步交换过意见。丘吉尔在1941年11月21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当中表示：当苏联、英国和美国“以摧毁纳粹主义的三个主要伙伴和执行者的身份在胜利者的会议桌上相会”时，第一要务“将是防止德国，尤其是防止普鲁士对我们的第三次突然袭击”。对此，斯大林在11月23日的回电中答复说：“考虑和接受有关战后和平组织的一项计划，应该以防止德国，首先是防止普鲁士再次破坏和平和再次把各国人民投入可怕的屠杀这个总的概念为基础，这是对的。”
　　可是，尽管双方有着以上谅解，半个多月后，当斯大林向来访的艾登明确提出分割德国的建议时，艾登的回答却令他失望。艾登声称：“关于分割德国的问题，英国政府在哪一方面都还没有决定，但原则上不反对。”并表示，在未与同僚商量，并征询美国意见之前，自己不能就此问题作出更为明确的承诺。不过，为安抚苏联的情绪，艾登向斯大林保证：“我们阻止德国卷土重来的决心，完全是真实的。我非常希望你能充分了解这一点。”这样的保证与斯大林期望的实质性“协议”显然有着一定的距离。但是，艾登的答复其实倒也并非是对苏联要求的推拖敷衍。
　　实际上，在苏联看来，当时迫切需要考虑的战后问题，在英国方面看来却并不那么紧迫。与斯大林对战争形势的乐观估计不同，丘吉尔认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1941年冬季，德军在苏联所遭遇的挫败相反意味着苏德战场上“战事的旷日持久是势所必然的了”。他预料：“在能够获得完全的胜利以前，……还要走过一段漫长而艰苦的道路。”因此，与斯大林急于讨论战后问题的愿望不同，丘吉尔和艾登明显对如何赢得战争的军事问题更感兴趣。艾登此次莫斯科之行的主要目的即在于“同斯大林检讨一下军事的全局”，并尽快订立一项英苏同盟条约以“约束双方坚持作战到希特勒被推翻为止”。在指示艾登如何答复斯大林意见的电报中，丘吉尔十分明白地指出：“把普鲁士从南部德国分离开来和普鲁士本身实际定界问题，将是以后有待决定的最大问题之一。但是这一切都是属于一个不确定的，或许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我们现在必须经过艰苦和长期的奋斗以赢得胜利。”
　　英国的这种立场决定了英苏之间围绕分割德国问题的第一次讨论的结局。通过这次讨论，苏联的意见已然表明。至于英国，除了一句“原则上不反对”的表态之外，其真实的意图和想法究竟如何?这个问题的答案，在1941年的这个时刻，尚无从知晓。不过，在1941年，谁将赢得战争确是一个未知数。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英国首相的判断是令人信服的。所以，1941年并不是谈论未来德国前途问题的适当时候。决定德国命运的前提是赢得战争，而这种前景要到1943年才慢慢变得清楚起来。
　　在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盟军在一系列战场上的接连获胜，整个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盟国的根本性变化。因此，进入1943年，战争前景的明朗化引发了盟国间围绕战后和平安排问题的新一轮会谈。此间，德国的前途问题再度成为三大国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
　　1943年的讨论首先在英美之间展开。是年3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访问美国，英美双方首次就战后德国的前途问题正式交换了意见。在3月14日同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的一席谈话中，艾登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在德国问题上要取得意见一致的最重要事情是：我们究竟是否能够在战后把德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为了和平起见，我们是否打算坚持把它分 割成几个独立的国家。”对于艾登提出的问题，罗斯福的回答是：“希望我们不会使用在凡尔赛讨论过的办法，也是克雷孟梭所怂恿的办法，来粗暴地对德国进行分割。”但是，“应当鼓励德国内部由于要求独立运动而出现的那些不同意见和各种愿望，并且对于代表德国民意的那种分割要求实际上给以支持。”罗斯福的答复与艾登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访美前夕，艾登曾草拟了一份“关于未来德国的意见书”，其中观点与罗斯福所言如出一辙。
　　由此看来，出于对欧洲战后安全的考虑，英美双方不约而同也都有着分裂德国的意愿。可是，与苏联有所不同，英美希望能够避免采取强行分割的方式。不过，事实很快表明，这种不同除了在英美各自内部引起了争议从而造成了一定困扰之外，并未构成美、英、苏三方就德国前途问题展开讨论的任何障碍。因为一如英美政府内部部分人士所指出，所谓的“自愿”分离运动很可能只是英美的一厢情愿。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之后，英美很快便自行放弃了避免强行分割的想法，转而采取了与苏联相同的强制分割的立场。
　　三方立场一俟统一，接下来要面对的便是如何分割的问题了。1943年年底，三巨头在德黑兰的讨论正是主要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
　　
　　二、三巨头在德黑兰的磋商
　　
　　在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期间，美、英、苏三国首脑第一次共同就德国的未来前途进行了磋商。
　　会议最后一天，谈及德国问题时，罗斯福率先直截了当地挑明了自己的观点――“分割德国”。接着，他详细阐述了一个把德国分割为五个国家和两个地区的方案。针对罗斯福的方案，丘吉尔提出了自己所谓“破坏性”和“建设性”的两点主张：其一，将“普鲁士从德国其余部分孤立出来”。其二，将“德国南部诸省――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帕拉蒂纳特包括从萨尔到萨克森分割开”，使其“脱离普鲁士而并入一个多瑙河联邦”。可是，丘吉尔的主张遭到斯大林的坚决反对。斯大林断然声称：“我不喜欢成立几个新的联邦国家的计划，既然决定分解德国，就不应该成立新的联邦。”斯大林表示“罗斯福建议将德国分成五个或六个国家和两个地区，这个削弱德国的方案可以研究。”
　　显而易见，德黑兰会议上的罗斯福对于德国问题的态度及主张与几个月前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仅避免强行分割的想法再未提及，而且对比1941年底斯大林提出的分割建议，罗斯福的方案甚至走得更远，更为严厉。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此次会议罗斯福所致力追求的主要目标――打破过往的经历所造成的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争取彼此就战时及战后合作问题达成牢固的谅解。换言之，罗斯福建议分割德国的积极姿态及其分割方案的苛严主要是出于迎合苏联要求的考虑。实际上，德黑兰会议召开前夕，罗斯福在赴开罗途中曾告诉他的参谋长们，他希望德国永久分成三个邦。但抵达德黑兰之后，在与斯大林的私人交谈中，罗斯福发现斯大林对德国日后的东山再起充满了忧虑。而且，后者言谈间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德国问题上所持立场的担心。故而，为打消其疑虑，当德国问题正式提上会议议程时，罗斯福不仅率先主张分割德国，而且更抛出了一个较之“三分德国”远为严厉的分割方案。显然，与斯大林私下的一番交谈使罗斯福有理由认为苏联方面对德国再次复兴的恐惧甚至超过了他的预期，这一发现促使罗斯福的对德立场更趋强硬。而罗斯福之所以如此卖力地去争取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除了其军事将领们一再强调的对日作战中获得苏联援助的极端重要性这一军事层面的考虑以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这种合作构成了罗斯福整个战后和平安排方案的基础。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秩序观是：由“美、英、苏三个战胜国，加上中国，以类似世界理事会理事的角色来维持和平”，携手“对付潜在的恶棍”。在罗斯福看来，这个“恶棍”最有可能是德国。这一秩序观是罗斯福确立其对苏友好、对德强硬政策的基本依据。
　　与罗斯福迥然不同，尽管丘吉尔一再声称他赞成分割德国，可是，除了主张普鲁士的分离之外，他并不希望做得更多。的确，丘吉尔也曾提议，可将南德各邦分离出去，但他主张分离出去的这部分并入一个所谓多瑙河联邦的建议不仅未能令本就对他心存怀疑的苏联人相信他赞成分割的诚意，而且在苏联政府早已明确表示反对成立一个多瑙河联邦的情况下，丘吉尔再次提出这个建议的做法，不仅不利于澄清气氛，反而更加深了斯大林的不信任感。1943年，丘吉尔曾说：“我们大家都担心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力量。”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他的真心话。可是，他没有说出口的是，他同样担心一个实力日益增长的苏联的力量。与罗斯福理想主义的外交理念不同，依据英国的历史经验，丘吉尔深信和平应以均势而非和谐来重建。他预见，战争过后，战败的德国已然无力为患；相反，如何应对苏联力量的迅速崛起已成当下欧洲面临的主要问题。丘吉尔认为，欧洲必须得保有能够制衡苏联势力的力量。为此，他寄希望于一个庞大的多瑙河联邦和一个尽量被“分成较大单位的”德国能够担负起这个任务。
　　毫无疑问，斯大林比罗斯福和丘吉尔更为关切如何处置战败德国的问题。这一点在会议期间三巨头几次非正式场合的私人交谈中体现得很明显。可是，有意思的是，当德国问题被正式提出讨论时，反倒是斯大林的意见显得并不十分明确。丘吉尔认为，斯大林更倾向于罗斯福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似乎更能削弱德国”。的确，斯大林不喜欢甚至十分反感丘吉尔的分割方案。因为在他看来，一则，其对德国的削弱不够有力；二则，成立多瑙河联邦的建议无论如何都有着恢复某种新式反苏“防疫线”的嫌疑。但是，另一方面，对于罗斯福将德国分割成“五个或六个国家和两个地区”的建议，斯大林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斯大林声称罗斯福的方案“可以研究”，这样的表态委实有些冷淡。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斯大林之所以表示赞成罗斯福主要是基于罗斯福方案所表现出来的对苏友好的姿态。同样，斯大林之极力反对丘吉尔则主要是由于其针对苏联的意图太过明显。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信心与实力俱增的苏联已不急于就战后德国的前途问题尽快达成协议。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的既定策略是：试探英、美各自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保留自己的意见，以便此后依据形势发展，促成一项最为符合苏联利益的安排。
　　由于三巨头上述态度及主张的不一致，德国问题最终被推给欧洲咨询委员会继续讨论。可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讨论未能进行。这是因为欧洲咨询委员会几乎自其开展工作的第一天起，就长期陷入了如何划分德国占领区问题的争吵之中，根本无暇顾及其它。所以，在接下来的1944年，相关讨论仍然是在三巨头之间展开的。
　　
　　三、1944年的讨论
　　
　　1944年，三巨头间围绕如何分割德国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1944年9月的美英魁北克会议上，另一次是在同年10月的英苏莫斯科会议上。
　　德黑兰会议的情形反映出私交甚密的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国问题上意见存在严重分歧。所以如此，除前面已经提及的原因之外，部分地还由于为避免给斯大林以美英合伙对付苏联的印象，德黑兰会议前及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多次拒绝了 丘吉尔有关英美事先就战后世界安排进行协商的要求。罗斯福的这一努力尽管对赢得斯大林的信任确有助益，但却没有带来他所期望的美苏一致。斯大林的保留使罗斯福有理由认为，他刻意讨好的分割方案似乎并不合乎斯大林的心意。于是，1944年，罗斯福放弃原有主张，接受了其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拟订的对德处置方案。该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将德国一分为二，并使这相互独立的两部分变成“农田和牧场”。客观地讲，摩根索方案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分割方案，就其本质而言，它主要是力图通过经济方面的极端手段去杜绝德国再次破坏和平的潜在可能。
　　在1944年9月的美英魁北克会议上，考虑到德国问题久拖未决，罗斯福拿出了摩根索方案征询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起初对方案中建议的过激经济措施是否允当表示质疑，但经不住摩根索的一再劝说，最终还是草签同意了该方案。诚如战后不少分析人士所指出，丘吉尔之所以赞成主要是出于英国无论在当时或是战后财政方面均有求于美国的考虑。但就方案中的分割建议而言，摩根索“两分德国”的主张无疑十分投合丘吉尔希望德国能被“分成较大单位”的心愿。而罗斯福和丘吉尔围绕摩根索方案所达成的共识意味着，德黑兰会议上美英在德国分割问题上的分歧基本得以消除。
　　可是，好景不长，此后不久，摩根索方案在被提交英国战时内阁审议时遭到了否决。回到国内的丘吉尔经过审慎考虑，终于断定摩根索使德国“经济田园化”的主张注定是行不通的。所以，转而赞成内阁作出否决决定。与此同时，由于同样的原因，摩根索方案在美国国内亦招致强烈反对。迫于朝野各方和民众舆论的巨大压力，罗斯福也迅速撤回了其对摩根索的支持。伴随摩根索方案“超逻辑”经济主张的破产，美英之间短命的第一个共同对德分割方案迅速夭折了。
　　于是，抛弃了摩根索方案的丘吉尔重新拾回了他在德黑兰会议上的分割主张。在1944年10月的英苏莫斯科会议期间，当丘吉尔与斯大林再次就德国的前途问题交换意见时，丘吉尔建议把德国划分为三个国家：普鲁士，由鲁尔邦、威斯特伐利亚邦和萨尔邦组成的国际共管区，以及包括南日耳曼诸省在内的奥地利一巴伐利亚国。上述建议中，除了国际共管区的部分看来是采纳了罗斯福的某些意见之外，其它不过是对德黑兰方案的重复。可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在德黑兰曾被斯大林坚决抵制的方案，在莫斯科倒并未招致过于激烈的反对。斯大林不仅对建立国际共管区的建议表示赞成，而且在苏联政府一直以来极力反对的多瑙河联邦问题上，态度也似乎有所软化。与其一贯所持的观点相反，斯大林告诉丘吉尔：“他希望看到维也纳成为南日耳曼联邦的首府，联邦包括奥地利，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尽管这个将匈牙利排除在外的南日耳曼联邦并不完全符合丘吉尔所一直追求的大多瑙河联邦的初衷，可是，这一表态及其背后所传达出来的调和气息却表明，曾经尖锐对立的英苏分歧似乎也并不是不可克服的。
　　不过，如果人们注意到以下两个事实，恐怕就会发现，讨论所获的上述进展其实并不像其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令人乐观。因为其一，上述谅解只是口头上达成的，没有形诸于协议，故而对讨论双方均不具有实际的约束力；其二，对于这次没有美国参加的会谈，罗斯福事先曾明确表示：更愿将其看作是将来三人之间会议的一次预备性会谈；美国政府在斯大林和丘吉尔商讨的所有问题上均保留“行动上的完全自由”。
　　诚然，鉴于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竭力迎合苏联要求的情形，如果丘吉尔和斯大林果真具有此次会谈所显示出来的解决分歧的诚意，那么美国的保留并不真正构成障碍。可是，问题在于，当斯大林终于表现出愿意在多瑙河联邦的问题上作出一定让步时，丘吉尔私下里对于如何处置德国又慢慢萌生出了新的想法。
　　1944年夏、秋两季，随着苏联红军进入东欧、中欧国家作战，欧洲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红军的作战努力，共产主义的威望和影响在欧洲空前高涨。面对共产主义在欧洲扩张的威胁，丘吉尔分割德国的意愿进一步削弱。1944年底，丘吉尔打定主意：在落人苏联军事掌控的欧洲广阔地区的政治前途得以最终确定之前，必须阻止或者至少应设法延迟作出分割德国的决定。在1945年1月4日致艾登的电函中，丘吉尔指出：“战后德国的处理，现在要我们决定这些重大问题还为时太早。”
　　可以说，丘吉尔的这项决定不仅一笔勾销了1944年英苏莫斯科会谈的成果，更预决了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德国问题的讨论前景。
　　
　　四、雅尔塔的努力及结局
　　
　　从德黑兰到魁北克再到莫斯科，盟国间就如何分割德国的问题已再三进行了讨论。可是，雅尔塔会议上，一切的讨论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三巨头争论的焦点不是究竟如何分割的问题，而是究竟要不要分割的问题。
　　雅尔塔会议第二天，斯大林首先提出希望讨论“关于分割德国的提案”。他指出，盟国之间就德国战败后分割德国的问题已多次交换过意见，但“都没有作出任何决议”，“现在应该对这个问题作出某种结论了”。可是，丘吉尔试图回避这个问题。尽管他口头上声称“原则上同意分割德国”，但又以“划定德国各部分边界的方法本身过于复杂”为由，建议将整个问题延至日后召开和会时再研究。丘吉尔的这项建议遭到罗斯福和斯大林的一致反对。罗斯福认为，即使不可能立即确定德国各部分的边界，但是，此次会议必须“决定基本的一点：即我们同不同意分割德国?”斯大林对此表示赞同。由于罗斯福和斯大林的一致坚持，丘吉尔不得不勉强作出妥协。会议最终决定：(1)三方原则上同意德国必须分割，并在德国无条件投降条款第12款中加入“分割德国”的词句。(2)另设一个分割问题委员会负责拟定如何分割的详细计划。
　　因此，雅尔塔会议根本没有讨论如何分割德国的问题，而仅仅是把三巨头早已同意的分割原则写入了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条款之中。就此而言，雅尔塔会议的讨论不仅未比德黑兰会议前进一步，反使就此问题达成一项三方均能满意的解决方案的希望变得越发渺茫。丘吉尔曾说：“我确信我们只有在由于共同敌人把我们联合起来成为伙伴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同俄国达成妥善的解决。”倘若如此，丘吉尔所谓德国的分割问题理应放在战后的和会上去研究的建议说白了不过是一种拖延时日的老套伎俩。而他之所以有所退让，同意以书面形式将分割德国的原则加以确认，与其说是迫于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共同压力，毋宁说是基于最后的战争仍在继续的现实考虑。战后年代，面对西方世界对于英美与苏联在雅尔塔所达成一系列协议的普遍质疑，丘吉尔辩称：“当德国还有二三百个师在战线上，如果我们跟俄国人发生了争吵，试问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
　　同样，作为熟谙现实政治的老手，对于丘吉尔的上述盘算、考量，斯大林自是了然于心。斯大林十分清楚：除非美、英、苏一致赞成分割，否则分割计划注定无法实现。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的搪塞推诿使斯大林对英国的立场不再抱有希望。斯大林判断：一旦战争结束，丘吉尔必将公开反对分割。诚如此，苏联将会陷于被动。因此，假如苏联势必放弃分割，那么，与其被动放弃，不如主动放弃。如此，尚可争得宣传上的好处。于是，雅尔塔会议之后，斯大林决定率先摊牌。
　　1945年3月26日，欧洲咨询委员会中的苏方代表古谢夫致信艾登声称：“苏联政府认为克里米亚会议关于分割德国的决定不是一项必行的分割德国的计划，而把它看成是当其它方法不足以防止德国危害别国时对它施加压力的可能的前途。”这是苏联方面改变立场的最初迹象。而1945年5月9日，斯大林在就德国投降发表胜利演说时更明确宣布：苏联“既不打算分割德国，也不打算消灭它”。
　　不出斯大林所料，对于苏联的上述单方面决定，英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美国私下虽有所质疑，但也没有追究。继斯大林作出上述声明之后，英国和美国也悄然打消了分割德国的念头。在三大国稍后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分割德国的话题再未提及。战争期间，美、英、苏围绕战后德国前途问题的争论自此不了了之。
　　不过，尚需指出的是，尽管丘吉尔的阻挠的确是导致斯大林最终放弃分割主张的一个直接因素，但促使斯大林作出放弃决定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雅尔塔会议通过的“分区占领”德国的协议实际上使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继续拥有与美英平起平坐的发言权和决定权。因此，尽管德国投降之时，三大国先后放弃了分割德国的主张，但是，三方围绕德国问题的争论还远未结束。
　　随着欧洲以及远东战事的相继结束，支撑盟国合作的基础大为动摇。与此同时，战争后期以来苏联在东欧谋求势力范围的努力与美国夺取世界霸权以及英国恢复欧陆均势、抵御共产主义扩张的目标全面发生碰撞。利益的冲突与抵牾使得战后初期苏联与英美之间分歧迭现，摩擦不断。由于矛盾不断激化，大同盟的合作关系迅速趋于破裂。美苏冷战由此爆发。德国随之成为苏联与英美之间冷战对峙的前沿阵地。由于对抗双方都竭力想把德国纳入自己的战略范围，原本为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的德国逐渐被合并、打造成东、西两个不同的政治、经济实体。冷战态势下，德国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分裂命运。在苏、英、美放弃分割主张的4年之后，德国以战时三巨头谁也不曾料想的方式一分为二。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极大讽刺。
　　
　　责任编辑　桂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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