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史实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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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陆费逵等人于1912年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出版机构。但长期以来，有的学者对陆费逵的早期活动、创办中华书局的动机，以及中华书局的经营状况，有着诸多的不实之辞。因此，有必要以求真的态度，将这段被误解的史实予以辨析。
关键词：陆费逵；中华书局；辨析
中图分类号：G23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0)03－0131－06
1912年元旦。陆费逵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民营出版业。学术界对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的研究，及其在中国出版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均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对其中的不少史实，有的学者随意演绎，歪曲其真，甚至无中生有，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如刘根勤、山民两位先生撰写的文章(下称“刘文”、“山文”)，就是较为突出的例证。笔者不揣冒昧，试将被误解的史实予以辨析。
一、陆费逵的早期活动
(一)关于陆费逵避走上海的原因。20世纪初年，陆费逵由武汉到上海，先后服务于不同的出版机构，对其出版素质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提及他来上海的原因，“刘文”称：“1906年春，日知会正式成立，陆费逵任评议员。同年秋，他辞去书店职务，与张人杰(张静江)、冯特民共同接办汉口《楚报》，并担任主笔。不久，因作文反对粤汉铁路借款密约，忤逆湖广总督张之洞，又论五大臣出洋被炸事，揭示伪立宪无济于事，受到查封。1907年1月，湖北军警封闭日知会，逮捕刘静庵等人，陆费逵逃过搜捕，只身逃往上海，在昌明公司上海支店任经理兼编辑。”这段话虽然不长，但有多处错误，会使人认为由于日知会的被查封，导致陆费逵逃亡上海。
事实上，1904年7月，湖北革命党人成立科学补习所，后被清政府查封。由原科学补习所的刘静庵等人，于1905年初创立日知会，时在湖北的陆费逵参与其中，任五人评议员之一。《楚报》原属汉口的一份英文报纸，后出中文版。1905年夏，主笔吴趼人到期不再续约，遂由陆费逵、冯特民、张汉杰等接办。陆费逵任职三个月，发表许多倾向革命的文章。其中，有揭露粤汉铁路借款密约的内容，得到各界及留美、留日学生的积极响应。湖广总督张之洞大为不满，以“鼓吹革命”为名，下令查封《楚报》，逮捕报纸主笔。在这种情形下，陆费逵只身避走上海。可见，日知会创立于1905年，而非1906年；陆费逵避走上海在1905年，而非1907年。陆费逵是因为“《楚报》案”遭通缉，逃往上海，与后来日知会被查封没有关系。
(二)关于陆费逵与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陆费逵服务于商务印书馆，并受到礼遇和重用。他的这段经历，被后人多有误解。“山文”说：“陆费逵在文明书局，只有一两年时间，便被商务挖去。……商务以优厚的待遇招陆费逵入馆，并立即委以出版部主任的要职，那些在馆多年的老商务没有谁能有此福气。而商务编译所长高梦旦为了能使陆氏更为商务卖力，又把侄女嫁给陆。陆氏遂一步登天，由一小职员而骤然暴起，地位金钱妻室都有了。”这是强加到陆费逵身上的不实之辞，牵涉到他在商务中崭露头角，是靠自己的能力，还是靠裙带关系的问题。
当时，在商务与陆费逵共事的蒋维乔，曾撰文描述了陆费逵人馆和受重用的经过，说：“先是，约在民元前三年间，高梦旦常代表商务，出席于书业商会。屡与文明书局代表陆费伯鸿见面，谈论之下，大奇其才。盖经营书业者，有发行印刷编辑三大部份，互相联系，然能发行者未必知印刷，能印刷者未必知发行，能编辑者更不知发行与印刷。唯陆氏既能操笔编书，又于发行印刷，头头是道，故梦旦佩服之。归言菊生，以为如此人才，文明竞不能识，屈居普通职员，商务应罗织之。于是以重金聘为出版部主任。梦旦欲坚其心，又以侄女妻之。”这段材料表明，陆费逵得到重用和优厚的待遇，不是因为婚姻的缘故，而是因为其才能被赏识，“梦旦佩服之”，“以为如此人才”，才有后来“以重金聘为出版部主任”的地位，才有高梦旦“以侄女妻之”的婚姻。
陆费逵由于“《楚报》案”逃到上海，受聘于昌明公司上海支店，任经理兼编辑员。1906年冬，陆费逵进入文明书局，自称“文明书局职务无名目，但编辑、印刷、发行件件都管，仿佛现在通行的襄理。每日工作常至十余小时，增加经验不少”。文明书局以出版教科书为主，在出版界颇有影响。陆费逵参编的“文明教科书”，在教育界享有盛誉。商务印书馆由一家不起眼的印刷作坊，不断发展成为出版重镇，重视和招揽人才是其重要因素之一。而陆费逵的出版才能，得到商务决策人之一高梦旦的认可，是合乎自然、顺理成章的事。他是凭自己的才能，获得了在商务“重金”、“地位”，乃至婚姻。无视陆费逵本人的才干，说他因为婚姻“遂一步登天，由一小职员而骤然暴起”，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
二、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
(一)关于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的动机。陆费逵脱离商务印书馆，建立中华书局。他的这一举动，“山文”指责说：“陆入馆不过两年，辛亥革命便爆发了。当革命声势日盛之时，商务当局曾有‘未雨绸缪’的打算，想要另编一套教科书，免得事势一变，原有的教科书不合用，损失就大了，……此事因张元济推测失误，更因陆费逵暗中搞鬼而未实行。陆氏力主不必改编，他说清廷200年基业，哪里是一朝一夕就倒了的?重编教科书，纯属多余。于是不了了之”。还说，陆费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此时正在着手一个秘密计划，即筹编一套新的教科书，而且暗中作好脱离商务自开码头的准备。他倒是看得挺清楚：清廷气运不长了，这是个个人发展的良机。……陆费逵此举，原也有相当冒险的性质，因为如果清廷不倒，或者虽倒而拖几年才倒，那他将会弄个血本无归。但这一宝竞让他押中了。不久武昌起义成功，随即清廷灭亡而民国成立。这一下，陆费逵立即脱离商务，与几个同仁自创基业，在民国元年元旦即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天，创设了自己的出版社，命名中华书局，并立即销行他暗中准备的那套新教科书，旗开得胜，大获成功。…‘陆氏这一异军突起，使商务损失严重。原有的教科书全部作废。”“而中华书局开业第一炮的新教科书，虽说其本旨动机在于出奇制胜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襁褓中的中国新式初等教育事业注入新鲜血液，在青黄不接之际立了首功。当然，如果站在商务的立场上看，或者单以一般的为人处世准则去衡量，陆氏之给扶他起来的对他仁至义尽的商务这一迎头痛击，不免有点‘忘恩负义’。”
以上论述，矛盾之处甚多。其一，前面引用资料说，陆费逵民元前三年加盟商务，即1908年，后面称“陆入馆不过两年，武昌起义就爆发了”。武昌起义爆发于1911年，陆费逵实际在馆三年有余；其二，既然陆费逵“看得挺清楚：清廷气运不长了，”怎么会“也有相当冒险的性质”、出现“如果清廷不倒”的情况呢?其三，“虽倒而拖几年才 倒”之句，读来令人费解，“倒”就是“倒”了，还能再“拖几年”?其四，“不久武昌起义成功，随即清廷灭亡而民国成立”。而事实上，1912年1月1日。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而清廷最后一个皇帝宣统，是在1912年2月12日下诏退位的；其五，1912年2月，“中华教科书”开始出版，这才正式对外营业，并非“立即销行他暗中准备的那套新教科书”。
而且，陆费逵为了自创书局，“暗中搞鬼”，以“清廷200年基业”，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倒”为借口，故意耸人听闻，致使商务“重编教科书，纯属多余”。中华书局的建立，使商务“原有的教科书全部作废”。事实果真如此吗?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就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清王朝的垮台指日可待。作为最大的民营出版业，商务印书馆并非无动于衷，因为政体的变换，关系到教科书内容是否更改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商务决策者充满了矛盾，既“深恐革命成功，数量很多的封建陈腐的教科书，就将成为废纸”，又觉得“编印革命教科书，……万一革命不成功，那就触犯清廷”。最终，他们“考虑再三，均无妥善之计”。但是，到底是谁“误导”了商务，学术界尚无定论。据蒋维乔回忆：“是时革命声势，日增月盛，商务同人有远见者，均劝菊生，应预备一套适用革命后之教科书。”但向来精明强干、措施得当的张元济，“提及革命，总是摇首”，“以为革命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
陆费逵早年受《革命军》、《警世钟》等书籍的影响，倾向反清革命，对革命成功抱有很大的信心。他将教科书内容的更新，与巩固革命的成果联系起来，指出教科书不革命，则“自由真理、共和大义莫由灌输，即国家界说，亦不得明”，“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他决定创设新的书局，以专营出版事业。陆费逵约集戴克敦、陈寅“共议组织中华书局”。大家认为：“良以政体改革，旧日教科书，胥不适用。战争扰攘之际，未遑文事，势所必然。若以光复而令子弟失教，殊非民国前途之福也。”他们一边秘密编撰适合共和体制的教科书，一边筹划成立新的书局。“其时，困苦万端，余等皆出于坚忍。汉阳失守，群起沮之，余等不为动也。”就这样，与中华民国诞生的同时，中华书局宣告成立。
不言而喻，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的动机，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对民主革命的前途，怀有必胜的信念；二是认为只有适应共和政体的教科书，才能巩固民国的根基；三是出版与教育关系密切，民众素质的提高，国家民族的兴亡，离不开教育，“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需要书业进步”。
应当看到，出版书刊以赚钱为目的，又为了社会进步；与以社会进步为目的，又赚了钱，不能混为一谈。出版家张静庐说：“‘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方式相同，而其出发动机完全两样。”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主要是为了适应共和政体的教育，并非仅为了赚钱。诚如舒新城所说：“中华书局在形式上与性质上，虽然是一个私人企业机关，但对于国家的教育和文化，同时也想顾到。……我们只求于营业之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在陆费逵主持下，处理好、兼顾好二者的关系，始终是中华书局的出版方针。“凡属与营业有重大利益，而与教育或文化有妨碍者，我们弃而不作。”所以，称其“本旨动机在于出奇制胜赚钱”，是本末倒置之论。
何况，商务之所以没有变更教科书，并非陆费逵之言所能左右。虽然他肯定是“商务同人有远见者”，但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他以“清廷200年基业”等语，来迷惑张元济。相反，他很可能属于“均劝菊生”者。陆费逵处事果断，光明磊落，不可能“暗中搞鬼”。既然商务不改革，就允许别人推陈出新。商务教科书是否“作废”，是因为当变而不变，与中华书局的“异军突起”，实在是没有必然的联系。把顺应时代潮流而创立的中华书局，说成是“押宝”；将陆费逵冠之以“叛将”。显然有失事实，也违背情理。
“刘文”认为：“陆费逵脱离商务而自立门户，在个人关系上实在是大伤感情。用当时的价值标准来看，他的举动很对不起商务诸君，如张元济和高梦旦的知遇之恩，令人齿冷”。照此说来，陆费逵只有老实地呆在商务，坐等民国成立，新教科书不能出版供应，才能对得起“商务诸君”，才能不“令人齿冷”。将陆费逵有功于国家、有功于社会、有功于文化的行为，言之日“令人齿冷”，岂非咄咄怪论?
(二)关于中华书局的人员情况。“刘文”说：“1912年1月，陆费逵与沈知方等合伙创设中华书局，他任局长，沈任副局长，戴克敦任编辑长，沈颐任小学部主任，姚汉章(作霖)任中学师范部主任。”又说：“中华编辑所成立于民国初年，首任所长为范源濂，前后主事4年。其后，戴克敦继任所长9年，陆费逵兼任5年，出版家舒新城自1932年起任所长。”范源廉“1913年1月，……从教育总长任上挂冠而去，前往上海，被求贤若渴的陆费逵聘为编辑所首任所长。”
论及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实际情况是：1912年1月，中华书局为三人合资公司，分别为陆费逵、戴克敦、陈寅；2月，又变为五人合资，加入沈颐、沈继方。中华书局创办人，即指此五人。沈知方不是创办人，不可能一开始就任副局长。沈知方进局任副局长在1913年2月，距中华书局成立已一年有余。姚汉章亦非创办人，直到1914年，编辑所下设“中学师范部”，他才担任该部的主任。
中华书局初创时，编辑所负责人称编辑长。1912年2月，在第一次股东会议上推选戴克敦为编辑长。1913年4月，聘范源廉为编辑长，戴克敦改任事务长。1916年8月，范源廉离职后，董事会决议暂由局长、事务长兼理。初由陆费逵，后由戴克敦兼理。1926年2月，戴克敦去世，编辑所长由陆费逵兼任。1930年1月，聘请舒新城为编辑所长。
至于其他人员，“刘文”中说，1914－1916年间，陆费逵“拉拢唐绍仪、王正廷、范源濂、梁启超等宦海名流、学界巨子为中华书局董事，将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又说：“1930年，孔详熙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陆费逵为取得孔系支持，迎孔入中华书局任董事长。”“在官僚资本支持下，中华书局逐渐扩大经营规模，拓展业务范围，开始大规模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及小额钞票，成为国民政府的有力‘助手’”。
实际上，中华书局初为合资公司。1912年6月，改为股份无限公司。1913年4月，经股东会议决定，始为股份有限公司(6月，呈准工商部注册)。就在这次股东会议上，首次选举董事及监 察人，范源廉被选为董事之一。1914年12月，在第五届股东会议上，唐绍仪被选为董事、常务董事之一。1916年6月，在第六次股东常会上，梁启超、王正廷被选为董事。上述四位董事，均是由股东会议选举产生。在用人上，中华书局规章明确，按程序办事。舒新城指出：“老实说，我们用人的条件严于官厅及学校，待遇却不能超过官厅及学校。我们的同事所以还能维系，第一是靠着各人的志愿与兴趣；第二是靠着同事的感情；第三是靠着用人的大公无私，进退黜陟不讲情面；第四是靠着生活比较的稳定。”因此，所谓陆费逵“拉拢”“宦海名流、学界巨子”，是没有根据的。
孔祥熙与中华书局的关系，始于1917年。12月，在临时股东会议上，孔祥熙被选为董事之一。1941年7月，陆费逵在香港逝世。董事会决定，由李叔明继任总经理。1943年7月，孔祥熙被选为“首席董事”。1948年3月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初次设董事长，孔祥熙被继续选为董事，又被董事会议推选为董事长。其时，孔已在美国。董事会去信通知了他，实际上并未就职。既然，中华书局初设董事长在陆费逵逝世以后，他不可能“迎孔人中华书局任董事长”。
三、中华书局的经营状况
(一)关于“中华教科书”。“刘文”认为：“中华书局一成立，……1912年春季前，他们编的《中华新教科书》已经印成，初小国文第一册以临时政府制定的五色国旗作书本封面，使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上的黄龙旗黯然失色。其内容更是丰富，先后陆续出版小学课本44种，中学和师范课本27种，其中包括大量的新制教科书，还有很著名的《大学用书》”。又说：“辛亥革命带来的国内形势的骤变，使出版界措手不及。商务印书馆原有教科书本是适应袁世凯帝制时代的，这时要一下子改变内容，实在是难以转舵。”
其实，“中华教科书”由陆费逵、戴克敦、陈寅等人于1911年秋开始编纂，1912年2月开始出版，至1913年出齐。“中华教科书”内容合乎共和体制，几乎独占中小学教科书市场。“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中华书局出版“大学用书”，是从1936年开始的。多为各大学教授学者，就试教多年的教本、讲义，翻译的东西方名著、著名大学的教本编撰而成。所以，说“中华教科书”于1912年“已经印成”，是不对的；把20多年后才出版的“大学用书”，亦列入其内，是错误的；说那时的教科书封面上，有“五色国旗”、“黄龙旗”，也是作者的想象。又，把商务教科书说成“适应袁世凯帝制时代的”，更是天大的笑话。辛亥革命推翻的是清政府，民国建立，政体变更，原商务教科书不相适应，怎么会变成数年后“适应袁世凯帝制时代的”呢?
(二)关于中华书局“民六危机”。“刘文”说：“1916年，中华书局迁入新落成的发行所。第二年，陆费逵想再招股140万元，合成200万元，以同商务相等，但事与愿违，只筹到100万元，不够运用；加上副经理沈知方远走高飞，效仿陆费逵当年的举动，另创世界书局，成为出版界的一支劲旅，以致中华书局资金搁浅。陆费逵不得已，竟然考虑与老对手商务印书馆协议归并。当时，中华出盘给商务的草约已成，后经王文濡(字均卿)等人的努力，得到常州大资本家吴镜渊(有伦)投以巨资，才得以取消草约。”“山文”则说，中华书局逐渐招股，“到1914年，增至60万元。1915年又增至100万元。”“到了1917年，中华便遇到了第一次危机，……濒临破产倒闭的边缘。陆费逵本人也因还不出债而被扣押，得申报老板史量才保释出来。史量才本想接办，董事会也推史出来，但史估量形势，觉得摊子太大又烂，难以收拾，又撒了手。陆费逵几乎绝望，曾去向商务‘举白旗’，要求由商务吞并中华，……上海的以吴镜渊与中华有关系的一些财主们，出面组织了一个‘维华集团’，贷给中华一笔款子，这才得以渡过危机，并逐渐恢复生气。”
“民六危机”是中华书局历史上的大事件。1916年6月，中华书局举行第六次股东常会，决议增加资本100万元。但到年底，招股未能足额，实增60万元，连原有资本合计160万元。由于“购地建屋，添设分局，扩充印刷，推广营业，过去两年之内，所费不下八十万元”。中华书局陷入财政危机。后来，查帐代表在《调查公司现状报告书》中，指出危机的原因有三：“进行无计划为其第一原因，吸收存款太多为其第二原因，开支太大为其第三原因。”为度过难关，陆费逵在董事会议上，提出与商务印书馆联合。由于商务决策层意见不一，双方协商未果。陆费逵推荐史量才继任局长，董事会决议照办。史先表示同意，旋即来信作罢。这时，常州巨商吴镜渊出面联络富商士绅，组织“维华集团”，垫付部分款项。董事会又决定，全部财产由徐静仁、吴蕴斋、史量才等组织的新华公司承租经营，并签订草约。10月，董事唐绍仪等人提出，邀集商会正副会长及各债权人议定存款分年分期摊还办法。11月，结束出租，收回自办。
由此可以断定，“刘文”、“山文”的错误在于：其一，中华书局增加股份的时间、数额不对；其二，“民六危机”并不是由于沈知方“远走高飞”、“另创世界书局”而致“资金搁浅”；其三，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就联合之事，由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根本没有签订草约。要求商务“吞并”中华，也是不实之辞；其四，陆费逵没“被扣押”，不可能由史量才“保释出来”；其四，“民六危机”风险，并非仅凭“维华集团”贷款，才得以度过的。
(三)关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刊。“刘文”说：“1918年出版的马君武译卢梭《民约论》，1920年开始出版的《新文化丛书》和1930年开始出版的《社会科学丛书》等等，都堪称经典之作。1921年出版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1914年创办《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1922年又出版了《小朋友画报》”。“1919年到1921年，……陆费逵又担任了总经理。在他主持下，增刊《解放与改造》、《学衡》、《少年中国学刊》、《中华书商月报》等杂志。”“山文”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刊物有：《大中华》、《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儿童报》、《留美学生季报》、《中华英文周报》、《解放与改造》、《心理》、《论衡》、《小朋友》、《国语月刊》、《新中华》、《小朋友画报》、《少年周报》、《中华英语》、《中华书局图书月刊》，等等，也算洋洋大观了。”
就上面所提到书刊来说，其一，“新文化丛书”和“社会科学丛书”，均是多本书籍组成，“刘文”说“都堪称经典之作”，误将多本书籍组成的“丛书”当成一部书。1921年李达翻译的二部书，均属“新文化丛书”之列；其二，“刘文”和“山文”所列中华书局的刊物，《少年中国学刊》、《中华书商月报》、《中华儿童报》、《论衡》，纯粹子虚乌有； 其三，《学衡》、《心理》、《留美学生季报》、《国语月刊》，均是中华书局代为印行的刊物，与自身创办的《中华教育界》、《大中华》等不同；其四，《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北京新学会创办于1919年9月，原为上海时事新报馆代理经售。1920年改为《改造》月刊，第2卷起由中华书局印行。
四、结束语
历史研究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史料出发，这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前提。但由于受感情、阅历和时代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者面对研究对象时，要真正做到以史料为基础，即论从史出，确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历史研究是人们以史料为对象，运用一定的方式和手段，通过去整理、比较和分析，以得出合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化创造。历史学的功能，在于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研究，换言之，史料是历史研究的生命。胡适说过，历史学家“全靠用最勤劳的功夫去搜求材料，用最精细的功夫去研究材料，用最严谨的方法去批评审查材料。”
对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的研究，像“刘文”、“山文”那样，无视一些基本的史料，必然导致错误的判断。同时，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必须以客观的态度和方法去剖析，不能为了削足适履而曲解史料，以致倒因为果、自相矛盾。
其次，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养成良好学术素养。任何学术研究，离不开前人所付出的努力，离不开前人的研究成果。继承和尊重前人的成就，以求研究上的创新，是十分重要的学术素养。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前人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应当如此。
对于中华书局的创办人，早在1992年，钱炳寰先生就考证得出，沈知方不是创办人之一，并非一开始就任副局长。但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坚持旧说，继续以讹传讹。
第三，强化学术责任，“写负责的文字”。当今学术界，人们越来越强调学术规范，强调学术态度。著作者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在于传播正确的知识，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
著名学者罗家伦指出：“一个时代要产生标准的书籍，必须这个时代著作的人，能够有种著作的道德，去写负责的文字。”“为青年、为民族、为学术、为真理，大家都应当努力造成一种读标准的书籍，写负责的文字的风气!”学术是天下之公器，社会进步之标志，多一份责任，就会少一份错误。否则，错误连篇的文字，以不正确的信息传达于人，以不正确的知识灌输于人，必将贻害无穷，这是学术界同仁应当引以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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